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选择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所作出的正确选择。众所周知，中国社会转型是在外国殖民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一百余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进程中，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政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不但没有变得越来越强盛，反而日益衰弱，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弱国。残酷的历史事实使中国人民深深懂得，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和政府，国家的富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国家权力至上的行政全能主义政府。在这个强大的全能政府带领下，中国人民艰苦创业，发愤图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后，这种行政全能主义政府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高度集中，政治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极力压制市场和社会的发育；在经济生活中，行政手段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一切经济行为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运行中产权不明晰、激励约束机制失灵，价格对经济没有指导性，由此导致劳动者积极性低、市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社会生活中，情况就更为严重，所有社会组织都成为政府的直属机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这种行政全能主义模式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完全由市场或完全由政府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于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政府主导下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巧妙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后的成功创举，是中国社会转型顺利进行的制度保证。“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但是这两种力量的巧妙结合，的确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范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巧妙结合，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顺乎民心民意，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二是使大多数人获益的原则……从而使经济改革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结构转型和体制变动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三是顺应结构转型的历史潮流……政府干预不再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而是作为对市场的有效补缺。”
可见，改革过程中最终选择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巧妙结合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动力，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需要的深刻思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伟大创造。
政府力量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许多讨论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政府干预有用论。此种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市场有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干预来补缺；另一种认为市场竞争是自由放任的，因而需要政府干预来管制。（2）政府干预无用论。此种观点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唯一可靠的推动力量，政府干预是一种国家强制，它只会影响或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3）政府推动有限论。此种观点认为，政府推动社会转型是以政府官员获益或得利为前提的，因此只要政府官员在转型中获益，政府就会推动其社会转型，否则就不会推动。
对于社会转型启动和发展条件不同的国家来说，以上三种观点的可接纳程度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把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完全归结为市场是不太符合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的。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市场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需要由政府来弥补，而且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政府既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独立的捍卫者、维护者，也是国家现代化的组织者和计划制定者；政府推动并且控制着现代化的过程，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所以，政府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展国家，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强调政府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市场力量就是可有可无的。前面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能主义政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方面的论述已经说明，我国在这方面有过沉重的经验教训。市场在资源配置、提供有效激励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要成为有效的干预，就必须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为前提；相反，市场调节要成为有效调节，也必须以国家干预作用的恰当发挥为保证。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人才在社会转型动力选择问题上选择了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机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所决定，中国社会转型动力双重动力机制是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作用的。在政府主导下，二者巧妙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为后发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中国社会转型走向最后成功的制度保障。
§§§第四节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主要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发展历史表明，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是一帆风顺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总会出现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国著名社会问题专家童星教授在谈到当今中国三类社会问题时也提到了变迁性社会问题。
可见，社会转型中出现问题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关键是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这些问题，以便社会转型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刘祖云在考察中国社会转型后指出，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了社会失衡、社会失调和社会失序等问题。
一、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衡问题
所谓社会失衡，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出现的发展程度高低不同的状况。
根据社会学家的一般观点，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子系统组成。在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社会各子系统应该是相互协调，互为支撑的。而一旦社会系统的某个或几个子系统发展与其他子系统出现脱节时，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失衡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失衡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社会发展中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不过，如果对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做一种稍微深入一点的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变化并不是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是沿着几乎相同的路径进行的。相反，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社会结构变化与90年代以后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90年代初以前改革的路径是社会资源呈一种扩散的趋势，这使得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能够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成果，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社会发展总体上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而90年代初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立平把这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发生的这种变化概括为“从资源扩散到资源重新积聚”，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是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这种资源重新聚集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被抛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形成一个底层社会阶层，与主流社会失去正常的联系，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断裂”现象。从社会有机体角度来看，所谓“断裂社会”其实就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失衡现象，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有学者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失衡现象概括为地区间发展失衡、行业间发展失衡、单位间发展失衡和个体间发展失衡等几个方面。
应该说，这些概括是相当全面的。这里受篇幅所限，仅从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社会弱势群体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衡问题。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前推进，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分配政策的实施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等原因，我国社会各阶层间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在整个80年代，与资源扩散相对应，这种分化仍然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除少数人依靠“官倒”而很快聚敛了一部分社会财富外，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并没有超出社会正常运行所能承受的水平。这个时期测量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根据各国的经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吉尼系数在0.25~0.30之间属于正常水平。我国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当时来中国考察的世界银行考察团测得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是0.16，农村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是0.22，这个数值在当时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说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收入平均主义国家。
到1990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经上升为0.23，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则达到0.30，仍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但是，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各类资源重新积聚到少部分人身上，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起来。据李强对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到1994年，中国城乡居民合计吉尼系数达到了0.43～0.44的水平。
相对于我们以往认为社会贫富问题严重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吉尼系数的警戒线。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还在进一步上升，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风险国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成为社会失衡的重要表现之一。
其次，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衡还表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上。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政策的倾斜和沿海的区域优势使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逐渐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仅广东省2006年GDP的总量就达到2.6万亿左右，约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1/8，中西部许多中等发达水平的省（区）连其尾数的水平都达不到，可见其中差距有多大。1980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西部1.53倍和1.8倍，1990年则扩大到1.62倍和1.90倍。2002年，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部的2.08倍和2.63倍。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东部地区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19∶1∶098，1990年为1.38∶1∶1.09，2002年为1.43∶1∶1.02。198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1.22，1990年为1∶1.40，2002年为1∶1.57。
这些数据都说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还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发展，东、中、西部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也越来越明显。
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急于建立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再加上农业本身缺乏市场竞争优势，由此而造成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改革首先在农村实行，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次机遇，农村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整个20世纪80年代，城乡差别虽然仍然存在，但总体上来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一度有较大的提高。但是，当改革在全国展开以后，农业的先天不足和市场竞争力弱的弊端很快又显露出来，城乡差距发展不平衡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90年代以后，农业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农产品越来越缺乏竞争力，经营传统农业几乎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的推力和拉力以及市场逐渐开放提供的机会，使得大量农村主要劳动力走出农村，进城务工或寻找其他发展机会。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农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退化。90年代末期以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对大多数以农业为生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