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效需求对就业起决定性作用。在凯恩斯看来，有效需求才是决定一定时期就业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当某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有效需求增加时，就业率就会相应提高，反之，则就业率下降。而有效需求又取决于人们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人们心理上对货币的偏好情况等因素。只有当有效需求和投资需求旺盛，心理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降低的时候，社会的有效需求才会被拉动起来，从而促进就业率的上升。
（2）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失业的根本原因。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大量失业，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又是由三条基本规律所决定，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使消费需求不足，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两条规律的作用使投资需求不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品滞销，生产规模减缩，就形成大量工人非自愿失业。
（3）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当失业来临时，政府要制定相应措施——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进而拉动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以此来解决失业问题。具体来说就是：a.设法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特别要加大国家消费、举债消费，国家的一切消费都具有生产性，对于拉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具有特别的意义。b.设法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便扩大投资需求。在财政政策上加大政府投资，特别强调政府举债支出，甚至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在金融政策上主张降低利息来刺激投资，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主张扩大对外商品和资本输出等。
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曾一度使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战后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但是，这一理论本质上是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来抑制失业危机的，因而，它与生俱来就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总会把一国的经济带进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境地而无法自拔，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国的情况来看，情况也大抵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失业问题一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降息、扩张性财政政策等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几年后同样出现了投资过热、消费需求过旺等准通货膨胀的局面，政府又不得不采取温和的财政政策来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凯恩斯充分就业理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无法走出经济一冷一热的怪圈，这是在借鉴它来解决失业问题时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失业理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长期存在。当今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在城镇社会找不到工作，除了城镇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外，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样，相当一部分城镇失业人口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价到低端部门就业，而宁愿待在家里吃低保，也是这种情况使然。
当然，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前者情况远比后者严重，因而更需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如何创造条件使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大量劳动者到初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是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意义。
二、失业问题的成因分析
以上西方学者提出的形形色色失业理论，对失业产生的原因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我国失业问题与西方社会失业问题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认识这些独特性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意义更为重大。在了解了西方主要失业理论后，还有必要对我国当前失业的具体原因作出具体分析。
概括地说，当前我国失业问题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是产生总量性失业的原因
目前我国劳动力失业主要表现为总量性失业，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严峻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的。有关资料表明：从土地资源承载能力推算，目前我国的资源合理承载人口为9.5亿，过剩人口为3.5亿多；从有效就业角度考虑，目前我国经济适度人口为7亿，过剩人口为6亿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从1987—2000年，平均每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而实际上我国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超过730万，加上农村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供需缺口每年至少有400万。
这种劳动力总量上的供过于求，是造成显性失业中非自愿失业特别是城镇青年待业的主要原因。
另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1965—1975年平均每年净增加人口近2000万，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劳动年龄后，近十几年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1680多万。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国城乡净就业岗位平均每年增加1320多万个，但还是不足以吸纳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资源。尽管在人口政策的控制下，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巨大的人口基数相应的带来了劳动力人口的高峰期。表5-7更清楚地反映了我国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总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情况。
从表5-7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下，我国人口的增长已经从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化，由1991年的1.3％降到1997年的1.01％，同时净增人口数也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但是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却是逐年上升的，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率。这表明，我国在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劳动力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仍然保持着继续上升的势头，这给劳动力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数据反映的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情况，但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基本没有多少改变，新增劳动力增长过快与新增就业岗位不足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就业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研究都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创造就业的能力大为下降，试图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失业问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由于人口增长惯性的作用，我国新增劳动力高速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预测，未来二十多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最高峰后，新增劳动力才将趋于下降。
届时，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过多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才有可能逐步得到缓解。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就业问题相当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增长和水土资源减少导致农业就业空间不断缩小。有关数据表明，我国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耕地已无法消化现有劳动力，更不用说更多的新增劳动力了。（2）乡镇企业处于调整中，就业增长缓慢。在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最高峰时的1996年，达到1.35亿人，1997年急剧减少，虽然其后的几年有所回升，但增长缓慢，在2000年为1.28亿人，没有达到1996年的水平。这说明乡镇企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3）在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环境不宽松，吸纳条件不足，影响了吸纳能力的提高和农村劳动者向城镇的稳定转移。（4）入世后，进口国外的优质低价的大宗农产品，不仅造成农业就业机会减少，而且农产品质量的竞争，也对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村的就业。
所有这些都说明，人口“总量超编”是我国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目前失业人口总量庞大的总根源即在于此。
（二）劳动力供求结构脱节是产生结构性失业的原因
首先看不平衡发展战略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资金缺乏、人均资源稀少、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是必要的。因此，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采取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梯度开发的不平衡战略。但是，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些地区、产业因迅速发展而劳动力供不应求，而另一些地区、产业则因发展相对缓慢劳动力供过于求，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区域性结构失业。
前面在论及我国社会发展失衡问题时就提到，改革开放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并由此而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人才日益短缺，东部地区则人满为患，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部分高学历者开始品尝到了“知识失业”的苦果。
劳动力分布如此不均衡，区域性结构失业自然在所难免。
我国区域性结构失业不仅表现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即使在发达地区内部不同发达程度的城市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据报道，在长三角地区，正在加大的人才地区性差异已给区域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各类人才纷纷把上海等中心城市作为工作和生活的首选，这些城市周边地区的“引智”难度随之加大。不久前，上海市人事局向外界公开了“引智”目标：今后5年，上海将力争使人才总量增加到220万人，境外专家增至15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比例达1/3，高级技能人才比例达到20％，到2015年时将基本建成国际人才高地。
上海在吸引人才上的这种“大胃口”，极大地吸引了全国各地高层次人才的眼球，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最近一份来自对全国16所高校的一百多名博士、硕士的调查，上海已成为高层次人才工作和生活的首选之地。而《新民晚报》报道则表明，在外来人才中，江苏和浙江各占1/3。
相比上海等中心城市在吸引人才集聚上的强势，长三角其他地区多少有些底气不足。在浙江，技工荒成为目前浙江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的“背痈”。
“十几万年薪甚至30万都请不到一个高级技工”这样的话题成为近年来议论的热点。目前浙江省高级技工约56万人，只占到技术工人总数的7％，这与先进国家的30％相去甚远。
在长三角一些地区，人才资源的匮乏，甚至造成了当地产业资本的流失。
2004年仅浙江便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外迁2488家，外迁企业在浙江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占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的6．1％。调查显示，商务成本高昂却人才集聚的上海，成为浙江企业外迁的首选地，而人力资源要素已经超越原材料、资金、技术等要素，成为影响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
中国上海人才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绍昌认为，我国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人才高消费和人才富集现象，而人才高消费，显然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
人才富集还造成了高学历人才与低学历人才抢同一份工的情况。上海一家专门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公司，百余名员工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但其中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诸如发工资、签人事合同等传统人事管理业务。
中国上海人才市场的卢军表示，学术界通常把因劳动者的地域分布、流动与岗位的地域分布不对称所造成的失业，称为地域性结构失业。一个城市和地区人才过度集聚，必然造成商务成本的提高，一旦发生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兴衰转移，就容易出现结构性失业。从目前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性结构失业问题，各相关部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其次看教育体制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我国教育体制的落后及其结构的不合理，在质上和量上都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所谓的“知识失业”。从量上看，我国的劳动力教育培训能力很低，远远满足不了劳动力培训的需要。从质上看，专业设置过细过多，不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
比如，我国大专院校理工科共有453个专业，其中只有46个属轻工业，占10.2％，显然同产业结构不相适应。因而，经过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往往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人才学非所用，闲置浪费。
据南京工业大学开展的一项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发现，83％的毕业生认为大学里的知识学非所用，课程设置跟不上社会的需求变化。一些哲学类、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繁多，课时和学分都很高，商务、营销、公关、法律等增强学生社会适应性的学科设置少，而这些恰恰是在社会上最派得上用场的。同时大学生建议学校开设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课程，指导学生认识企业如何选择人才，认清社会人才走向。
近年来，尽管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做过一些努力，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由于教育本身的惯性和我国高等教育非市场化导向的作用，情况基本没有多少好转。此外，我国一向重视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人才培养结构上的不合理，加剧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总之，由于劳动力素质结构同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方面，许多就业岗位需要较高的素质水平而无人填补，另一方面，有些专业不对口的劳动力则被“萎缩使用”，形成“在职失业”。
（三）劳动力流动的严重缺乏是产生僵硬性失业的原因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须处于自由流动之中，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谈到现代化工业生产时就指出：“现代化工业……不断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可在我国，由大工业的本性所决定的劳动力流动却相当缺乏，这使得劳动力稀缺的地区和产业难以使其就业机会得到及时而充分的利用，而在劳动力富余的地区和产业，又难以输出其冗员，“在职失业”严重。所有这些由于就业信息、地域、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等和劳动者个人素质、条件和要求造成劳动力的流动性差所造成的失业，可以被称为“僵硬性失业”。目前，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流动机制相对来说灵活多了，但总体上仍然满足不了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僵硬性失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