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社会转型期的失业问题及其治理(8)

泰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也同中国20世纪末期一样，为了缓解高中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此专门兴办了两所开放大学），1981年，在校本科生的87.5％是两所开放大学的学生，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没有同步增加，结果很快发生了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从表5-9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20世纪70~80年代，泰国各个教育层次的平均失业率逐渐增加；但是，不论哪个年度，高中、短大毕业生的失业率都是最高的，更有意思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比小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还要高，尤其是高等教育再次扩张后的80年代，高学历者失业率的上升是平均失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巴基斯坦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1972年通过对旁庶普大学毕业生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他们毕业三四年后，仍有47％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根据1972年的全国调查推断，16.8％的获得中学高级证书者或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是失业的，而初等学校毕业生中仅有15.5％失业。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未能逃脱大学生就业难和知识失业的困扰。以苏联为例，从1960年到1977年，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和每年毕业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到70年代中期，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国家经济中就业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多。实行计划分配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没有表现出如亚洲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显性知识失业，但是相当大的隐性失业问题也显现出来了，一些知识劳动力对所分配的工作不满，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四处游荡，常常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更有前途的地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以至于苏联不得不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舆论攻势来谴责这些“社会失职者”。作为一项对策，60年代中期，面对日益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放缓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在苏联，1960—1965年，全部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惊人地增长了146.5万，使总人数达到了386.1万，而1965—1970年，增长额消减了一半，只有72万。1970—1975年，这个数字被进一步消减到27.3万，直到1975—1980年才又上升到38.1万。

那么，时至今日，知识失业问题是不是有所改变呢？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失业（知识失业）已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失业是失业问题的典型特征，新进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也夹杂其中。“据法国1992年2月公布的数字，大学生约占283万失业者的30%。据《纽约时报》（1993年6月6日）报道，加州理工学院225名毕业生在毕业典礼前一周，只有6人接到名牌公司的聘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1989—1993年，英国最大的大学——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失业率连续4年上升，逐渐接近80年代初的12.5%，而同期要求继续深造的毕业生增加了30%。”

在越南，目前估计有50％的大学生难以就业，原因之一是工作岗位少，特别是城市工作岗位少。原因之二是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去农村工作，原因之三是用人单位对于大学生的认同度低，认为他们没有工作经验。

香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存在着知识失业现象。印度尼西亚大学生就业形势也一直很严峻，几乎有40％的大学生难以就业。韩国历史上知识失业问题也长期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大学生失业问题更加突出，近期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2002年夏季，韩国共有21万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但只有1万多人找到了工作岗位。1999—2000年，毕业于汉城大学这样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学的4300名大学生，实际就业率也仅有31％。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然而今天的以色列大学生，不过是学士还是硕士，也面临找工作难和专业不对口的问题。据以色列就业部门统计，截至2001年3月，在以色列登记找工作的大学生有1.2万多人，占全国失业人数的12％，而且，除了传统上就业较难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类专业的毕业生出现外，原本就业状况较好的实用性专业的毕业生也出现了就业难和失业难问题。

以上事实表明，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遭遇了知识失业的问题，知识失业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二）如何正确看待当今中国的知识失业问题

对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失业问题，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呢？

对于我国来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模式的高等教育，大学生包分配，兼之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低，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失业。但在1977年到1988年的十一年间，我国高校数从404所增长到1075所，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间，新建高校301所，每年递增12%以上，在校学生从62.5万增长到206.6万人，高校毕业生年均增长13.3%，就已经出现了隐性的知识失业，诸如分配困难、文凭贬值等问题。

从理论上讲，进行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高素质的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从实践上看，美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以知识替代资源的技术推广战略，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都给我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我国三十年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发展教育事业本身的思路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而且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变动性，与我国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的印度，10年前也饱受知识失业的困扰，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软件业的辉煌，却不由让人对其高等教育的作用刮目相看。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有可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一定程度的知识失业长期并存。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出现了知识失业问题，就怀疑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否出了问题，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知识失业问题。

从以上对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失业问题的介绍可以看出，如果单纯从失业率进行比较，我国大学生就业率相对来说还要高些，这是不是说我国知识失业问题就不严重呢？笔者以为，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虽然上述情况已经说明，知识失业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各国也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很好的应对策略，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推脱责任的理由。因为我国的知识失业问题同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后期甚至于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对于部分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的知识程度和学历水平已经不具有优势，按照只有知识劳动力的知识水平超过社会平均的受教育水平时才算知识失业的标准来看，这其中就有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并不能算做知识失业，这样，在大学毕业生中存在部分毕业生失业的现象也就有了某种必然性。而我国的情况显然与此不同，不管怎么说，大学教育在我国现阶段仍然具有稀缺性特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不算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的受教育水平来说要高出很多，就业在理论上讲还是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如果他们当中出现相当比例的失业人口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