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目前中国新中产阶层的生活压力主要是来源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双重诉求。过一种奢华的生活不难，过一种格调高雅的生活也不难，难的是二者兼具。一方面，他们欣赏平静朴实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对社会精英们的尊荣生活却有着难以割舍的羡慕与追求。
就文化资本而言，中国当代的新兴中产阶层更多地自视为社会的精英；而就经济资本而言，他们有时却很难真正理直气壮的称为精英，更多情况下只是社会普通大众的一个缩影。这就注定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们仍然会对内心视为世俗的物质经济有较大的诉求。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在文化诉求与经济诉求之间，城市中产阶层注定会比别的其他阶层更焦灼不安，他们注定要承受转型时期更多的心理冲突。在此意义上，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已经并将还继续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与社会的诸多心理症。他们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物质受益者，但同时却不得为这种物质方面的进步与享乐付出相应的心灵上的代价。
四、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在中国的政治参与研究中，有一段时期政治冷漠是让人们担心的事情。
如果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热情不够，将会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事实证明这种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没有真正了解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具体情况。
中产阶层是政治参与上的积极旁观者，在对自身不形成威胁的情况下，不管是出于社会参与还是保护自身利益，他们仍然会有选择地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矛盾与谨慎心态在最近期对中国中产阶层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中得以发现。2003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电话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中产阶层较非中产阶层参与了更多的社会团体，他们认为公民好的政治参与方式是直接参与或者参加政治团体；同时他们对政治改革中“保证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着较为强烈的诉求；而且他们在参与社会选举、管理上也更为主动，在利用网络参加相关讨论时也非常积极；在谈到当前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时，他们选择“参与不起作用”的比率更大，在有关改革的相关举措中，他们寄希望于“增强深度报道，加强舆论监督”。这一切都有表明，虽然他们的社会参与行动有限，但在冷漠、疏离的外表下仍然有待机而动的热情。
如果说这个调查所反映的只是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态度与观念，那么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城市社区维权活动则是他们开始登上社会参与舞台的实际行动。最早的公民以个人身份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社区选举以深圳的王亮为代表，这种情况后被称为“深圳模式”，其后在被称为“北京现象”的2003年北京区县换届选举中，代表私产维权者的聂海亮与代表对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的许志安当选，这表明人们的民主诉求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而不只是以前的空洞激情（《深圳竞选风云》，见《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北京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解》，见《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与此同时，社区维权式的集体参与活动也开始相继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参与中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都市中产阶层。2003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标志性转折点。由于城市规划导致的公共管理与社区矛盾，引发了后来成为集体参与社区典型的番禺丽江花园与深圳丰泽湖山庄业主维权行动，这一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个明星社区的利益博弈》：见《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丰泽湖事件：挑战制度设计》：见《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22日）。
而这也仅仅只是城市社区维权活动的开始。在此前后，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的自主行动走向深入，业主从简单的利益诉求转向社区管理的权力诉求，由内而外波及政府与社会的行动。在对北京、上海的业主维权运动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在房地产领域和物业管理领域，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主体，包括房管小区办、地方法院和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在内的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与该集团的矛盾正是社区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在维权运动中，城市中产阶层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了理性的集体组织行动，他们利用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丰富的资源等因素将维权活动进一步规范成熟。
在这些维权活动中，城市中产阶层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理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的参与促进而不是影响了和谐社会的进程。这是因为，首先就根本取向而言，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与秩序的支持者，他们是混乱与集体冲突的反对者。其次，中产阶层的维权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利益维护式行动，他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保护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他们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在理性的、有序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有组织的行动中以法抗争，并谋求积极的勾通，所以在合理对待的前提下不会造成对公共管理与社会秩序的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行动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意义。中产阶层多数人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这引起教育培养了更富有思想、更富于理性和具有科学、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他们的参与将促进人们民主意识与参与活动的增强，这大大有益于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在社会参与行动中，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中产阶层的积极参与将会在很大程度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管理水平，推动政府能力的不断改进与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维权中，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业主们在与开发商、房地产商、物业管理公司等强势集团的抗争与利益博弈中，遏制了这些利益集团的扩张，将会成为促进社会利益均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和谐社会是自由、开放、宽容、民主的社会，中产阶层的参与是这种追求的积极体现，相反中产阶层的沉默与无动于衷只能导致社会气氛的沉闷，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
基于这种状况，积极引导、规范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行动就非常重要。
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的前提应该是中产阶层与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较为顺畅的勾通机制，借此，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以及他们的利益表达能够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得以积极的表现。这样，中产阶层才会激发中产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将目前中产阶层的主要基于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导向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共参与活动。
中国中产阶层在其社会参与中已经显示出了成为和谐社会积极力量的潜力，但是目前情况下，仍有很多因素影响与制约这一社会力量的未来发展。
首先，中产阶层发育的社会环境存在着不稳定性。孙立平对于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指出了很多让人担心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着趋于断裂的社会。断裂社会意味着社会不仅仅断裂为两个部分，而是断裂为多个部分，并且这多个部分组成的社会并不等于多元社会。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社会部分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而在断裂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断裂的根源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资源配置的扩散趋势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趋势的转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断裂社会对于未来中产阶层的发育与成长将是不利的。断裂社会可能使得中产阶层的未来充满变数。无疑，断裂社会中中产阶层如何发展将是未来中产阶层研究中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虽然在不断发展与壮大，但这一阶层的数量与力量仍然很有限，中产阶层继续发育需要克服的瓶颈仍然很多。2004年研究得出的数据显示出中产阶层的规模还极其有限，即便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比例也只有12%左右，而这几年来的进展也并没有显示出可喜的迹象。而让人担心的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阻碍中产阶层这一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的种种瓶颈也对这一新社会阶层的成长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贫富分化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种“马太效应”目前还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三农”问题的困局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与地位升迁；
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还在限制着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大学生以及更高学历的知识群体不断严峻的就业困境，也使得他们的“白领之路”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而在社会阶层出现固化态势，社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同时，更多的中产阶层由于消费或者失业等因素随时可能被拖下来，很可能出现中产阶层的逆转或负增长。大中城市的“房奴”即是这种困境中的中产阶层的写照。
第三，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敏感，导致这一阶层的地位焦虑与生存压力。
在高期望、高消费、高压力的生活中，这一阶层的不安全感可能使他们自顾不暇。同时，由于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异质性很强而认同度不高的群体，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可能使这一群体的组织性减弱。同时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这些也会导致他们的社会参与缺乏稳定性与长远目标。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影响中产阶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目前我国的政治参与渠道、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与畅通，对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社区维权还缺乏必要的认识、理解与引导。这很可能将本身较为简单的社会维权活动推向对立、冲突的另一极，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我们在促进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时应该作为考虑的因素。同时，造成中产阶层生活焦虑与紧张的一些领域与制度如城市房地产市场、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也影响了中产阶层的生活同时降低他们的社会参与积极性。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不仅目前相关的制度、政策中存在诸多不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地方，而且由于没有有意识地通过政策设计调节社会阶层发育，中产阶层甚至正在面临着农民、工人阶层所曾经面临的社会剥夺。这一点也正是目前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内发育迟滞的主要原因。
诚然，中国的中产阶层数量仍然很少而且中产阶层成长、发展的环境还不够完善，我们距离一个稳定、和谐的“中产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就现代化发展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趋势而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与社会结构的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产阶层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不容忽视的主要社会力量，但他们会成为时代的主角还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不仅仅关系到这一阶层的社会影响，而且与和谐社会的理想诉求密切相关。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中产阶层已经参与到了社会变迁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阶层的作用与能量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挥与释放。而中产阶层是否能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有更大的作为，这不仅与中产阶层自身有关，更与这一阶层的发展空间与发育环境密切相连。就中产阶层自身而言，除了完善自我之外，他们需要有更为积极的政治参与、社会行动，更为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抱负；就阶层发展的空间而言，我们仍然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为中产阶层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中产阶层的积极性，调动这一社会和谐的主要力量。
占社会人口一定比例的中产阶层及其社会作用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与前提，充分发挥中产阶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与力量，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创造中产阶层成长的和谐社会环境，这是相互作用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该将中产阶层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作同等重要的事情来运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