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修辞学发展的新台阶
——南京青年修辞学读书会讨论纪实
1991年11月3日，南京青年修辞学求实读书会在鼓楼公园聚会。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评估和9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前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加者有：江苏省教育学院曹德和，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史灿方，南京师范大学朱敏，南京市物资局杭海，南京大学盛林、郭水华、周日安、朱少红。此外，特邀嘉宾为王希杰先生，江苏省修辞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 一女士。曹德和主持了会议，现将这次座谈会择要整理如下。
一、80年代修辞学研究的巨大成功。是90年代中国修辞学腾飞的坚实基石
(一)体系的更新，理论的完善，80年代修辞学异彩纷呈
王希杰：记得80年代初，复旦大学召开了纪念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出版50周年大会，推动了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十年过去了，我们可以总结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了。又到《修辞学发凡》出版60周年纪念日了，我们可以从《修辞学发凡》开始总结，不能为总结而总结，是为开创90年代，开创21世纪而总结。
朱敏：80年代，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的第二个繁荣期。“文革”十年的蓄势待发，自然显得蓬蓬勃勃。研究者勤求探讨修辞学诸门类的问题，扩大了范围，深化了理论，即使是传统修辞手段的研究，也呈现“柳暗花明”的气象。
杭海：80年代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摆脱了修辞学已有的模式，构建了新理论体系，如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更加注重言语活动本身，由静态描述转为动态分析，研究对象从书面语材料扩展到人类言语行为的方方面面。
曹德和：我觉得，对八十年代修辞学研究应当充分肯定；尤其对80年代修辞学理论上的进步应给以足够的评价。在正视“不足”的同时，反对“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
王希杰：80年代修辞学的成功，在于自觉地追求科学化和现代化，积极探讨修辞学的重大问题，广泛地吸收各门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大大拓宽了修辞学研究的领域，为修辞学在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引起其他学科的瞩目。如模糊修辞理论在国际上独树一帜，语言义、言语义、情景义变、语流义变等一系列修辞术语已被文艺理论界编入文艺学词典。修辞学也给80年代的语法学以极大的影响，三个平面的提出，我看多少受到修辞研究深入发展的启迪。其中的语用平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修辞分析。
盛林：有人说，修辞学发展至今仍没有跳出陈望道的框架．．缺乏全新的体系，《修辞学发凡》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不完善阻滞了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看法我认为不妥。从历史发展看，《修辞学发凡》的理论系统的科学价值、历史功绩及深远影响是巨大的，不容抹杀的。80年代的修辞学，较之于《修辞学发凡》的的确确是有了更新的突破，无论在理论系统还是方法论方面，都是《修辞学发凡》的体系所包容不住的。
周日安：科学是在辩证否定中发展。相比之下，80年代修辞学有质的飞跃，它的科学性及成就，是无法否定的。90年代修辞学的繁荣，不是崇尚玄理、空喊口号能奏效的，关键是在80年代修辞学成果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努力创新。
盛林：有人在喊：彻底冲破《修辞学发凡》的藩篱，筑构光辉夺目的全新体系。我们首先要知道：新体系能解决什么问题?旧体系难以对付的问题它能否解决?假如它确实能一试百灵，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当然好，使修辞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假如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仅是旧体系的改头换面，增添几个新概念术语，又何必多此一举?与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致力对旧体系的修订、挖掘和拓展，不断完善。在这一点上，中年人要比青年人稳健得多，不尚空谈，注重在扎实的研究中发现新东西。
王希杰：如何正确对待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功过是非，我有两点想法：一是任何科学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道路，如果否定80年代，割断历史，90年代的发展繁荣只能是个别人激情幻想中的“海市蜃楼”。二是科学研究要脚踏实地，没有对80年代修辞学做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研究，轻率地下些危言耸听的结论，实在是有些哗众取宠。
二、方法论上高屋建瓴，具体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是80年代发
展的生命源
郭水华：在总结80年代修辞学时，有人批评说“研究方法陈旧和匮乏”、“方法论远没有得到重视”、“科学品位不高”。这些提法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史灿方：我认为，方法本身无所谓科学与否。方法是手段，是寻找问题答案、发现事物规律的钥匙。方法的价值全在运用上。(周日安：归纳法是传统的方法，倪宝元先生运用得轻巧灵活、左右逢源、成就显赫，这便是科学。)用得好就是科学，用得不好就是不科学。
周日安：对象的多层次、研究目的多角度，决定着研究方法的多元性。重视归纳法的同时，王希杰老师用演绎法，从有限的事实出发，演绎出一定的模式，然后接受事实的检验而发展，从“整体到要素”，力图让语言的研究走在事实的前面，体现出科学的预测能力，颇有建树。
郭水华：评价方法的优劣，不能以“新”为标准，越新越科学，传统的就不科学。我们应采取宽宏的态度，允许种种有益有效的方法存在，让它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盛林：要建立全新的修辞研究方法，这个提法本身就不稳妥。有些科学方法是一般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等，特点是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学科，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在今后修辞学研究中，这些方法还得经常运用，所谓全新的方法就不可能了。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我从未感到过研究方法上的危机和困惑。
曹德和：我认为80年代修辞学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的轨道。标志有：一是那种从语感出发主观随意的文学鉴赏式研究方法已基本被抛弃，越来越多的人注意把研究建立在形式特征基础上，如运用代码和公式来描写、分析辞格结构。二是不再满足于“常用”、“有时运用”、“一般正用”之类含糊的说法，而代以精确的统计数字。三是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并注意联系语境。
王希杰：80年代自始至终重视方法的革新运用，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研究与力求革新的学风，提出了由静态研究变为动态研究，刚性与弹性结合，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显性的语言现象、规律与潜在的语言现象、规律的区分，历时与共时的结合，科学性的求索、人文性的导入，实质就是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
三、90年代修辞学发展繁荣是历史的必然；高层次上进一步
科学化，便是我们的追求
史灿方：有人提出90年代修辞学的成功之路在于革新。我们认为，革新是“扬弃”，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90年代修辞科学的大发展必须立足80年代的巨大成就上。前人的成功处，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石。
杭海：90年代修辞学必将继续繁荣发展，关键应进一步重视理论体系的完善。
朱敏：科学方法论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归纳法在80年代的修辞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它是否也限制了我们的眼光?王希杰先生大力将演绎法导入修辞学研究，富有启迪。
盛林：90年代研究方法的更新所要作的努力，一方面要努力发现修辞学研究所需要的特殊方法，一方面要改变以往一般方法的运用频率，也就是说重视归纳法，比较法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演绎法，力图改变语言学家完全跟在语言事实后面补补缀缀的现象，使修辞研究具有理论的预见性和超前性。王希杰先生曾经指出，演绎法将是90年代修辞现象的主要方法，它的运用，可以预示一些修辞现象的存在，如从双关现象，可以推出三关、四关及至更多的关；既然有双关、比喻等辞格，也就可以推出两种或更多种辞格的综合同现，产生像比喻双关、双关比喻、夸张双关、双关夸张、借代双关、双关借代等辞格。
朱少红：修辞学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不能照搬。语法可以公式化、模式化，修辞能不能也搞公式化、模式化?80年代中有人认为不能。我们认为也能模式化公式化，也应该模式化公式化，不过这不能照搬语法学的哪一套，而必须根据修辞学特点进行改造。
朱敏：90年代对辞格系统性应有更深入的研究。系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每一辞格的生成子系统，也即它有多少可能的形式。二是所有辞格可分多大的系统，其内部的联系机制和外部的区别性特征应如何认识。
王希杰：在80年代辞格研究的精细分化、广泛深入的基础上，90年代应进一步抽象、概括。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给人们一个认识世界的简化模式。有繁无简，只分不合，不符合科学精神。
关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修辞学，有人说是低谷、危机。我在一些地方也这么说过。复旦大学宗廷虎先生来信表示不同意。他的话是对的。我现在的看法是，80年代前期，重点在向广度进军，轰轰烈烈。80年代中后期，重在向深度进军，在修辞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等问题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使中国修辞学在科学化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在为9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准备好了充分的条件。我们在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60周年的时候，应当再次强调：陈望道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开拓者，继承和发扬陈望道学说，不能只是重复他的结论和材料，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他的开拓精神。只要我们进一步发扬陈先生的开拓精神，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是会在科学化的大路上取得更光辉的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