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采访的实践中，我们何妨不是如此这般运作。在每一个文本中，我们都冠以典型的名称，并由此透人观照，这是人类许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也是人工化对象的一种表现。
卡内蒂的高明在于让对象自己述说，这同样符合我们的要求与新闻传播的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事实在最大限度上具足开放性。开放总是与不终止和混浊性相关联的，假如一个事件就此封闭或说在本质上是水清可鉴的，则不能称之为开放的。新闻采访所渴求的就是一滴水反映一个世界的境界，在一个小事件后面让整个人生都立体起来。这与卡内蒂追求的由知识获得“长久生存”是统一的。
借着这一点，卡内蒂获得了他的流通性。在新闻传播中。情形也大抵相仿。在采访者来说，采访行为首先是一种职业上的付出，但同时，又不仅仅限于职业上的收获，它同时使个体生命在整个过程中与对象空间多层面迎遇，在互动中受到营养与资助。在采访的双方来说，不论以面对面形式或邻近在场等形式，所获得的也不仅仅是情报，更重要的是对话生动交锋激烈的人生本体象征。在采访的结果一面来说，不但传递了“具体”的信息，报告生存者应当注意的变化，而且，也早已越过了原先的限制，成了跨学科的扩张。例如，新闻传播学早已与人类学建立了特殊的沟通，因为文化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重要领域(另一个是体质人类学)，所研究的仍然是新闻传播努力关注的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信仰、习惯、社会组织、社会交往、社会构成等内容。不是吗?第一个较全面提出在人类学意义上读解新闻传播(大众传播)的行为已经成为事实，1973年第九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中即有了此一面的分支组成，《视觉形象人类学》等著述业已出版发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教授在《语言学科的视觉形象人类学》一文中如此写道：“人类学尽管因国家而异，分别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考古学、语言学、自然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史学、人文地理学等等，构成形式也不相同，但是作为包含种种学科领域的人类学，其主要任务是收集与保存行将从地球上消失的习惯和人类的记录。”反观在“他文化”中所做的纪录片、新闻摄影、文字报道，我们当不难理解新闻采访的另一重当代意义。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及教育学副教授约翰·科里亚·朱尼亚说：“如果不考虑摄影术的全部调查功能，就很难考察视觉形象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所以这么说，也是由于从方法论讲，照相机可以将视觉分析变作现实。”这一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解放长期以来潜伏于纪录片、纪实摄影、非时效报道的价值含义，使诸如萨尔加多、路易斯·海因、大卫·西摩、尤金·史密斯等名家的深刻性有了解蔽的可能性。他们的持久成功，他们的灵魂写照之所以在时效性以外赢得如此成功，就在于其辽阔的社会学空间以及人类社会的声像面具特性。美国学者艾拉·阿布拉姆斯说过一段有意义的话：“纪录片开始时是人类学的分支，纪录片与人类学的距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们的关系是文化的相比性或相关性。”它们共同地反映着人类生存状态、生活的观念和人类的文化，都是人类对现实的戏剧化解释。我们不可以拘泥于成见，固守那种“墙上的苍蝇”式的传统方式，我们也应该欢迎体验式的方式革命。
卡内蒂的理性思考也为新闻采访工作者打开了更多的窗户。在我们大力倡扬客观性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地否定了一种真实，我们不能承认主客观之间的互易互融，我们不能容忍差异、承认多元，因此，我们就容易为一些现象遮蔽，无法突破“看”与“被看”的力学关系所制造的封闭。卡内蒂启示我们互换着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公正无私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理论有了一次变化。
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们曾排斥一些“私人性”的存在，例如我们的房间、浴室等，可是，美国纪实摄影家南·哥尔丁就特别地对一群生活在边缘文化的年轻人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作了忠诚的纪录。照片中的生活场景大都为私人空问，如厨房、厕所、浴室、卧室等，透过这些她称之为“视觉日记”的影像文本，她提出了一个文化建构的问题，她解释说自己的行为就是出于现实中电影电视对生活的歪曲而有意纠正的，她不是来参与错觉游戏，相反，她更想提供一种使人意识到错觉存在的图像。传统的影像报道排斥了这些题材，使这种错觉有了长期的庇护场所，而今，哥尔丁却要借新的理解打开这枷锁，使这种错觉受到置疑。
由此我们想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模糊性”的价值。在我们的讨论中，除了少数人主张在用词选字方面可以适当模糊外，绝对不会有人主张在新闻报道中允许模糊性存在，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美国著名摄影家黛安娜·阿巴斯在纪实摄影方面有惊人的才华，她有她的旷世谠论：
·只有你接触某件东西时，你才能真正领悟它。
·选择专题可能是个讽刺，每个人都会遭遇到这种讽刺。你没法回避它。它隐藏在结构中，隐藏在细节中，隐藏在意义中……我的意思是我从来不会选择一个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的拍摄对象。我选择一个对象，然后去体味它，而它的意义，也就此开始展现出来。
·不管是布拉塞还是比尔·布兰德，他们的照片中都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读之令人肃然。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应该用这种方式看问题，实际上却采取的是另一种。在街上，你看一个人时，引起你注意的实际上可能是他身上的某种缺陷。我们竟有这种怪癖也许很奇怪，但由于我们对这种怪癖的不满意，便创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我们伪装起来。我们的外表知识给人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我们伪装起来。我们的外表知识给人一种特定的信号，让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认知我们。但是你想要人们认知的你和真正的你之间仍有一段距离，而这正是所谓意图与效果间的缝隙，这也正是我所要发掘的。当你的观察深入细致到足以接近事物的真相时，会有一种荒诞出现在你面前。在某些摄影作品中，你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现实中确实有些荒诞的、辛辣的事物存在，而只有当作改变你不经意的态度，全身心地面对事物真相时，它才能显露出来。
结合历史的与个人的体味，阿巴斯感觉到了模糊性在纪实影像中的魅力。这当然不指细节，也不是指技术上的残缺，它说的是主题上的“混浊”、说不清。这种情形其实并不偶然，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较之他的《塞上行》来说，前者更具有模糊性，因而也更具有穿透历史的魅力。邵飘萍的硬新闻报告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贡献，它克服与修正了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重文学文字修辞的传统，也更清晰。然而，在今天的人们眼中，惯使象征手法善造历史画境的黄远生及其作品更具可读性。黄远生已经被当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位浪漫诗人”的标本，他的形象正始于他个人与文本的迷乱性、浑厚性。
这种启示的另一面是为新闻采访者知识上跨学科的建构、广袤的“生命空间”的养育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佐证。我们的理论规则中将新闻传播限定在传播信息一项，并以技术性的律求执行实施，自认为由此守持了客观性原则，却不意在失去了透视深度之外，更培育了浅薄观察世界的习性。我们的落后并非器材、设备之差，而在于根本认知的浅薄。我们需要一种自由转换、敏捷流通的素养，靠着这种素养，我们就能轻松地扫除一切雾障，直透实在的内里。
卡内蒂以他的睿智与洞见、他的实践呼唤我们避开一些技术上的迷恋，更多地用心于社会文化深刻之处的开掘，为新闻传播获取更多的“时间防腐剂”!
我们的讨论尚可以在行为交换论、窥视论、外交论等理论体系中找到重新建构的可能空间与框架。它们同样能为我们的新思维、新方法、新内容的获取提供支持，也值得我们投入心力努力关注!
（第三章 记者的宇宙）
如果想使历史得到自然平衡而又富于活力的记录，当然离不开在新闻传播中居于主体位置的记者，他们是新闻传播中的斗士。多少年来，记者们以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令上帝艳羡的工作成绩，早已成为神秘而又让人不安的一种力量，他们能够嗅出别人根本感觉不到的信息，并找各种机会与手段得到它，将它们传播出去，他们的行动就像是一出游戏活动，轻松而浪漫。然而，他们又是迷人而可怕的一群，他们总是盘算着在每一个人身上或每～个地方弄出点什么声响来。他们一动脑筋，上帝就发抖。
在人的“远足”途中，他们为我们时时刻刻地省思，为丰富与温暖人性，为珍存人类可贵的青春精神，为把握整体命运脉象，付出了无尽的心血、无穷的智慧与辛劳。他们是一群该受到荣誉照耀的人们。他们中间包括男人、女人，包括在实践中不间歇地“合着现象求本质”的一切劳作者。他们在各个角度里发掘信息，并将之携来自由交换的市场上，让它们借着场力自行膨大，产生弥漫天地的真力道，让一切关爱者欢呼，令一切褊狭者恐慌，让一切黑暗势力遭受灭顶之灾!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群体，拥有一个独立而大气的宇宙，正是靠着这复合的力量，他们才能在无数次的星云际会中，绘出一幅人生与社会的壮丽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