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店的生意稳步增长，彼德在当地似乎也成了个有权势的人物。这几个月他一直忙着在乡下给自己盖房子。我们整不明白他为啥要把家安在离城里有十几里地的郊外，他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一定很费油钱。我和白莎、费兰、满友、京林几个人约好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们哼着电影插曲，说着笑话，在松花江宽敞的大堤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堤下的柳树林里，鸟儿叽叽喳喳地飞窜。远处的码头上，一队装卸工人喊着号子，从一条驳船上卸木材。他们的声音飘过来断断续续，震荡着活力。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变得狭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几个钓鱼的孩子躺在江边的沙滩上，周围埋插着一些短粗的竹竿，连着抛在江心的渔线。如果有鱼咬钩，竹竿顶上的小铜铃铛就会响起来。江对岸，四五个风车像扯满了风的船帆在转动。风帆上空，灰云懒懒地浮动，像是一群蠢动的乌龟。
我们都知道彼德在银行里存着几个美元，但是想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钱。等我们找到他那幢还没完工的房子，都惊讶得大眼瞪小眼。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后还有车库。房子周围的占地足有十多亩，正好位于一处临河湾的浅坡上，居高远望，河下的风景尽收眼底，可以看到松花江中的两个小岛和对岸辽阔的田野。
彼德不在那儿，有六七个工人在工地上忙活着，房子里时时响起有节奏的敲打声。我们问一个年岁大的、像个监工的人，这房子造价要多少。
“至少二十五万吧。”他说。
“这么贵？”满友好像喘不过气来。他那没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
“说实话，我看还不止这个数呢。我盖了一辈子房子，从来没见过谁家这么排场。”
“这房子是啥式样的？”费兰问。
“这叫维多利亚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设计的图样。屋里有两个大理石的壁炉，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妈的，他从哪儿弄这么多钱？”白莎说着用白皮凉鞋的后跟把一个啤酒瓶子踢得远远的。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在想的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们没敢久待，生怕彼德回来撞见我们几个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脑子里只想着彼德的那栋大房子。他肯定挣得比我们多，要不哪儿盖得起那座比市长家还要宽敞的大楼？去之前我们说好了要在一个啤酒馆吃早饭，现在谁也没这个胃口了，过了码头以后大家就分手了。
打那天以后，我注意到其他几个员工都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个天外来的杂种。他们的目光里充满嫉妒和愤恨。大家都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满友报名上了一个夜校英语班，学的教材是《今日英语》；白莎和费兰每天很早起来收听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背诵英语单词和片语；京林想学地道的美式英语，说听起来更自然，于是他就整天捧着本《英语九百句》。我也在学英语，但是我比他们年岁都大，记忆力也不行了，学半天也记不住几句。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对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经常给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请他尝尝她从家里带来的葱油饼。
一天上午，店里不是很忙，我无意中听到白莎在用英语和夏皮洛先生对话。“你有房子在美国？”她问。
“有，是一幢砖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哑哑的。
“有几个小人在房里？”
“你是说孩子？”
“对。”
“我有两个，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个。”
“哦，那你有五个孩子？”
“可以这么说吧。”
夏皮洛先生说完转身继续用原子笔填写一张表格。白莎斜着眼睛瞄着他松弛的面颊，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个贱货。但是我还是有点佩服她。她居然有胆量用英语和洋老板说话，而我在他面前根本张不开嘴。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他，急切地想找他的茬子好干仗。可是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也知道怎么维护洋老板对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们吵架，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走进夏皮洛先生的办公室，和洋老板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我们这时候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边告我们的状。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店里。他关上护窗板，锁上收银机，把没有卖出去的炸鸡包起来，放到他那辆本田摩托车的后挎箱里，骑车回家去。
自从炸鸡店开张，如何处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鸡就成了我们和夏皮洛先生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曾经要求他允许我们把剩鸡带回家，但是他不干，说公司规定不许雇员这样做。我们甚至提出花一半的价钱把这些剩鸡买下来，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来处理每天的剩鸡。
在我们看来，彼德一定是把剩鸡拿回去给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们会偷工减料。这个王八蛋，不仅钱拿得比我们多，而且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越想越气愤。有天晚上，等他关了店门，骑着摩托车离去之后，我们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他。满友要去夜校上课，京林要在医院照顾因为小肠疝气住院开刀的弟弟，所以只有费兰、白莎和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彼德骑的电驴子当然比我们走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回家路线，所以也不着急，不时地聊着天，开开玩笑。
远处，彼德的摩托车在江堤上像一团鬼火一样轻轻掠过。夜里很凉，从江里泊着的一条船上传出来几个人唱的民歌小调。我们急于证明彼德把剩鸡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发他。
有好一阵，彼德摩托车的车灯不见了。我们也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很显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儿了呢？我们应该继续跟踪他回家呢，还是就此打住？
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突然在北边离我们大约两百米远的江沿上窜出一股火苗。我们下了江堤，把自行车锁在柳树林子里，蹑手蹑脚地向火光走过去。
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树枝在火堆里搅拌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堆炸鸡，约莫有二十多块儿。空气中充满了汽油和烧焦的鸡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轻轻地拍打着沙滩，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送来阵阵鱼腥味儿，对岸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三四簇灯光偶尔闪烁，但是在没有云彩的夜空里几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灯光。我们一声不吭地看着彼德的动作。如果满友或京林在这儿，他们一定会跳出去把彼德揍一顿，但我不是打架的料，只会一动不动地蹲在没膝的蒿草里，在心里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骂到了。
“我要是有枪非毙了这小子！”白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他居然唱起歌来，唱的好像是海外华人谱写的歌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个无情无义的情郎。
你被不应该爱的男人遮蔽了眼睛，
看不见我对你的爱情就像清澈的阳光。
啊，我的心跟随你的身影，
带你去一个宁静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永不分离，
你会实现你的梦想。
这首歌不知怎么地感动了我。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动听的男中音嗓子。浑厚的歌声好像是从对岸传过来的。一群野鸭在黑影里嘎嘎叫起来，振动翅膀拍击着江水。一只潜鸟发出一声狂笑。然后，所有的水鸟都安静下来，只有彼德的歌声在夜晚冰凉的空气中颤动。费兰悄声说，“这个狗杂种倒挺自在。”
“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国的相好了。”白莎说。
费兰摇摇头说，“不可能，他哪儿有那么浪漫。”
“你没听他整天说美国姑娘比中国姑娘好？”
“嘘——”我止住了她们。
火堆里的火已经快熄灭了。彼德拉开裤链，掏出鸡巴冲着余烬撒起尿来，浇得火堆“嘶嘶”冒着白汽。他的尿水冲出一条闪亮的弧形，几秒钟后消失了。他打了个哈欠，踢了点砂土埋住灰烬。
“真恶心！”费兰骂道。
彼德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排气管劈劈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来——原来彼德每天骑摩托车跑这么老远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给他烧剩鸡的免费汽油。
“我真恨不得能抓这个王八蛋几下，咬两口！”费兰气得好像喘不上气来。
“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块儿地方啦。”我说。
白莎笑起来。费兰瞪了我一眼，说，“你咋这么不要脸？”
第二天，我们把在江边的发现告诉了其他几个人。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就连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也骂起资本主义。街上有要饭的，火车站和码头有无家可归的，饿猫饿狗到处都是，为什么夏皮洛先生要让彼德把这么好的炸鸡当垃圾烧掉？满友说他几年前在一本内部参考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但那是在美国，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这儿，浪费粮食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我跟同事们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无耻行径。
那天下午我们质问了彼德。“你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鸡烧掉？”满友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彼德吃了一惊，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这太不道德了。”我劈头就是一句。“你不仅烧掉这些食物，而且还在上面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费兰咯咯地笑了。白莎指着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焦彼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在咱们这儿还有人连棒子面饼子都吃不饱，可你却天天晚上把这么好的炸鸡烧掉。我看你不仅忘了你的祖宗，连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彼德狼狈透了，嘴里还不服气：“你们当我愿意干这号事儿？但是总得有人去干。老板付我工钱让我烧这些鸡，正像老板出钱让你们炸鸡一样。”
“你他妈的少废话！”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资本家的走狗。”
彼德反唇相讥：“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也在资本家开的公司里干活吗？”
“行了，都少说两句。”满友说，“我们是想让你觉悟过来，今后别再干这缺德事儿了。烧掉这些剩鸡太可惜了。你就不会分给穷人点儿？”
“你们当我烧这些鸡心里好受？如果我分给了别人，公司就会开除我。这就是美国的经营管理方式。”
“可你是中国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管理企业。”京林说。
我们正在争论着，夏皮洛先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嘴唇上还沾着咖啡的浮水印。彼德给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没想到我们这位洋老板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干活去，好像这事儿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说了句：“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你们要是真的不想浪费，那就每天不要炸那么多的鸡块，炸了就要都卖掉。”他说完走到门外抽烟去了。
彼德说，“这是实话。他也改变不了公司的规定。你们最好从现在起卖多少炸多少吧。”
我余怒未消，说，“我要给《木基日报》投稿揭露这件事。”
“宏文，你那么激动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扬起那张国字脸。“关于这件事儿报上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了。上个礼拜《北京晚报》登了一篇写咱们公司的长篇通讯，人家那位记者赞扬了咱们公司处理剩鸡的做法，说这样做最终会减少浪费。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采取美国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经知道了咱公司有这条规定。”我们听了都不做声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继续烧掉剩鸡，我们就罢几天工给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话使大家都泄了气。
京林还是要跟彼德较劲儿。天黑后，他在彼德那辆停在院子里的本田摩托车的后轱辘上按进一个图钉。彼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开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卡车来把他和摩托车一起拉回家。我们看到后更丧气了，谁也想不到他会有一辆崭新的小卡车。在我们木基还没见过有谁能够阔气到买卡车的地步。我们不禁自问：“天呐，彼德这小子到底有多少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