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周口店，这个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处，房山县境内的小山村，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些石器，但最终没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化石。安氏离开了中国，却将无数考古学者引到了周口店……
执著发掘 震撼世界
“北京人”的实际考古发掘，应该是从1923年开始的。当时，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旦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找到了一颗牙齿化石。到了1927年，人们又发现了与那颗牙齿化石十分相似的另外一颗牙齿化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主任、加拿大人布达生经过认真仔细的鉴定，确定这是一颗人类的牙齿，并据此命名了新的人类属种一一“北京中国人”。学者们称之为“北京人”。
但仅凭一颗牙齿就确认一个新的人类属种．令人难以信服。人类学的权威们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在布达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出资帮助他们在周口店进行考古发掘。
新的发掘工作主持人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布达生共同担任，并签署了一个“国际合作”协议：在周口店采集到的一切标本都归中国所有，所有标本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可以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内，以供双方研究使用。
1928年，周口店迎来了一个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青年学生——裴文中，他翻开了周口店历史新的一页。裴文中毕业时，他毛遂自荐找到了翁文灏。翁并不认识这个来自河北唐山贩青年，但还算赏识他的才华，于是派他到山东研究寒武纪化石。1928年春天，裴文中又被派到周口店龙骨山挖掘现场，与杨钟健和步林等共事。
初到的裴文中因为不熟悉发掘工作，开始派给他管理工人、计算账目的轻闲任务，但他希望能参加发掘工作，最终他获准参与现场发掘。他谦虚好学，迅速成为杨钟健和步林喜欢的助手，也获得了更多的化石知识。
1928年夏天，发掘工作却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坚硬的岩层挡住前路，参加挖掘的人大多认为不会再有“北京人”化石出现。1929年，一些学者陆续离开周口店，布达生去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杨钟健去研究华北的新生代地质，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执著终能获得回报，成功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当坚硬的岩层被掘开之后，化石随处可见，水牛头骨、野猪头骨、鹿角化石，他们还发现了几个猿人的牙齿。
1929年的秋天，发掘的区域在逐渐缩小，窄到不能再窄的时候，一个新洞出现了。洞口刚刚露出，不知深浅，裴文中腰系绳子，缓缓下到涧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化石。天气渐冷，按惯例该是停工的时候，但新发现的兴奋燃起了裴文中的激情。他决定再坚持几天。
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在沉睡了50多万年之后，突然呈现在人们眼前。裴文中这样记载道：头盖骨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但是我不放心，决定用撬棍撬出。结果头骨被震动而破碎了，这让我悔之不及。但这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薄，而猿人头骨则异常的厚。
第一发现者完全陶醉在喜悦中，写信、发电报，告知翁文灏、布达生，“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北京方面不太相信这个消息，完整的头盖骨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于是，裴文中亲自将头盖骨带回北京。
裴文中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头盖骨是能够证明北京猿人存在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脑量测量证明，这个头盖骨已经不是猿的，不折不扣是人的！而在发现“北京人”之前，最早的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北京人”的发现，证明在50万年前，地球上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将人类演化的历史记录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因而这项发现被誉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此外，在“北京人”发现之前，西方学术界怀着歧视的态度，认为中国无“人类发源地”，而这一发现则使这种荒谬的论调不攻自破。
对“北京人”化石的发掘还在继续，1936年，还是周口店，28岁的地质学家贾兰坡和工人们在1l天之内，连续发现了3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1927年到1937年的11个年头里，周口店先后出土了5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盖骨，还有大量的下颌骨、面骨、牙齿等。这些骨头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着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一个不大的方圆内，竞有数量、质量如此可观的考古发现，堪称奇迹。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有力地否定了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神创人”学说，也将裴文中、贾兰坡等考古学家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是他们的执著与辛勤，使我们能够切实地勾画人类先祖的彩容。
扑朔迷离 国宝失落
“北京人”头盖骨带给世界巨大的震动与欣喜，也为世人留下一个至今不解的谜团，令无数中国人怅惘不已。
1937年7月7目，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周口店发掘工作就被迫停止。工作人员撤回协和医学院。从1941年开始，日军开始侵扰美国在华机构，协和医院也难以幸免，化石的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管化石的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寻找安全的保存场所。
怎样保证“北京人”的安全呢？大家议出三种方案。一是把化石运到抗战期间的大后方重庆，但是兵荒马乱，让化石长途跋涉，难以让人放心；二是在北京就地掩埋，但当时的北京已毫无秘密与安全可言；三是送往美国暂时保存。最后，大家一致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化石运走前，先得包装。为“北京人”包装的任务落到研究室的胡承志身上。胡承志老人回忆，化石装箱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化石的包装极为考究，整整包了6层，包完之后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小盒逐一放入垫有数层瓦棱纸的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化石全部装完再封盖、加锁。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会成为这批国宝最后的目击者。
化石的运送是秘密进行的。1941年12月初，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木箱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两箱化石被分别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托运。当时，负责携带化石的是美国军医弗利和他的助手戴维斯，但是只有弗利一人知道化石混在行李中，戴维斯并不知情。12月5日专列匆匆驶到秦皇岛。美国军队原计划在秦皇岛改乘8日到港的“哈里逊总统号”回国。但12月8月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被日本人击沉于长江口外。日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这批等待装船运往美国的物资落到日本军队手中，弗利、戴维斯也被日军俘虏。当时每人只许携带为数不多的个人用品，包括木箱在内的行李只能留在兵营里。
几天后，弗利二人被释放。大约一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从秦皇岛返回天津，弗利取回他的大部分行李。当他打开私人行李时，发现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依然还在（看样子未被日军打开过）。此后，弗利在天津疏散了行李。据他称，这些行李分别保管在3处：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熟识可靠的中国朋友那里。就这样，化石失去了踪迹。
日本投降后不久，即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在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的踪影。
这批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沉睡了50万年后悄然出世，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
从此，关于头盖骨的寻找一直没有终止。
“北京人”究竟下落何处？一直存在很多猜测。很多人认为日本人掠走了头盖骨，因为当时日本是北京与天津的实际占领者。日本人封禁和搜查了协和医院。“北京人”失踪的消息也是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发布的。日本人对“北京人”的寻找格外卖办，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过日本人的审查。裴文中也被他们关了48天。他们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发现头骨化石。
日本投降后，裴文中立刻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的追寻工作中。他先后致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等人，称“北京人”标本失踪，并指出日人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曾到北京、秦皇岛、天津及各处寻找，均无结果。他怀疑标本可能被日本得到，却故作不知，所以，他请赴日调查团注意“北京人”的相关事项。翁文灏也曾致信美国的马歇尔将军，请求日本归还“北京人”化石，及周口店其他被掠文物。结果可想而知，日本人并不承认此说。
1992年，著名人类学家周国兴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周教授曾设法与高井冬二联系，希望他能为寻找“北京人”尽力。高井冬二委婉地拒绝了见面的要求。
也有人通过整理相关材料，指出“北京人”头盖骨确实为日本人所得，但并未被带回日本本土，因为运载化石的“阿波丸号”被击沉了。“阿波丸号”是一艘万吨级货运船，经日本军队巧妙改装成非军用船只，装载大约600吨的军火及飞机零件，于1945年3月28日，从新加坡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全船2009名乘客、船员中，只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这只沉船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关注。因为它载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Ⅱ屯，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电。更有吸引力的是，“阿波丸号”可能携带着“北京人”化石。
基于此，有关部门主持了对“阿波丸号”的打捞，捞获锡锭2472吨，价值5000余万美元，此外还捞起橡胶等货物数千吨。打捞并未发现“北京人”。打捞人员还发现沉船有一个近似人工切割的大洞（不是爆炸所致），难道化石已经被海盗先行盗走？谜团并未揭开。
化石下落点的第二个猜测是美国。原因是化石由美国军医弗利负责装运的，最后又在几个美国人的手里下落不明。
1980年。弗利给贾兰坡先生写过一封信，并随信附上他在《冬季71／72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校友季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称古老的“北京人”的骨骼并不多，大约只装在一些玻璃瓶子里。贾兰坡读完文章后，觉得弗利的说法不太可信。“北京人”是很容易破碎的化石，不可能装在玻璃瓶内，何况弗利所言与当时负责装箱的胡承志回忆的事实不符。
化石究竟藏在哪里呢？第三种猜测是埋在北京的某个地方。20世纪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者得到一条线索，化石很可能埋在原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北京人”化石从协和医院包装好以后，先送到美国公使馆，重新改装，然后登车运走。“北京人”最后的落脚点应该就在美国公使馆——东交民巷。有人就认为根本没有运出。如果这一线索成立，那化石很可能就埋在那儿的某个角落，专家们秘密对该地进行勘察并试掘，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也有学者认为化石已经被毁掉了。因为日美刚宣战，野蛮的日本兵会将怒火发泄到和美军有关的一切物品上。日本宪兵开进协和医院时，就曾将仓库内保存的大批书籍和化石烧的烧、砸的砸。化石箱是封在有美军标志的箱子里的，被毁的可能性非常大。还有人认为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而将之砸烂扔掉，但胡承志先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战争过去了，和平来临了。“北京人”这个神秘的国宝，却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三位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北京人”的发现、保护和研究工作的老人—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带着满腹的遗憾，不约而同地将墓地选择在“北京人”诞生的地方，简朴的墓地包围于一方静穆之中……头盖骨失落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