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外
海外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很大。从宏观上讲，主要有三种模式：首先是比较现代化研究模式。采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代表作是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当中，有4人曾参加了《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的撰写。因此在写作《中国的现代化》时，作者以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论述中国的现代化。该书从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说起，一直写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整合和科技进步等5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在晚清、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起步、彷徨、动摇、发展、挫折、再发展的艰辛历程，说明中国与日俄的现代化几乎同时起步，日俄经过几番冲刺，跻身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仍然在现代化道路上蹒跚而行。作者在导论中写下了这样一段令我们深思的话：“在1840—1949年的大部分岁月里，世界又流行着对中国的另一种看法，以为该国的贫困和劣政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克服古老而经久的文化内在的惰性，并将亿万之众领上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似乎绝非任何一届中国政府能力所能及。”
其次是“冲击——回应”模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费正清等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开山祖。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东亚：伟大的传统》等著作中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是一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历史。这一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中国则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前进的内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才能走向现代社会。的确，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西方“冲击”（即侵略）的结果，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应”过程，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专制政治、封建伦理道德等传统社会的弊端，只有克服了这些几千年来的历史积弊，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制度创新。
再次是“中国中心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民众对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表示不满，学术界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加上这时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西方中心论”受到了质疑，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开始给予重新认识。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新史学的崛起，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新史学研究方法在西方各国逐渐取代了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于是美国的史家开始反省了“冲击——回应”模式，力图站在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美国第二代中国史研究专家柯文将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概括为“中国中心观”。其代表作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国中心观归纳成四个特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来着手研究中国历史；（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的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4）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当然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这种透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方法，近年来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近代中国现代化程度分析
按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启动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我们现在称之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所谓“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现代化启动的因素和动力都来自本国或本民族的内部，它是本民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一类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展得较早的国家，如英法美荷等国；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指现代化不是本民族自身内部现代化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化国家刺激或挑战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回应。这一类国家有日本、俄国、德国及后来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就是属于这一类。
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还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国家。政治上是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政权和以宗法制度为特征的宗族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封闭性、脆弱性；在思想文化上，儒学教育占主导地位，伦理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合一，把人培养成一种“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人格。这样，千余年来形成的社会传统就是：人们重权势轻民主，重人事轻科学，重宗族关系而轻法规，重中庸而轻奋进，人们的价值取向就是福、禄、寿。在这种社会里，追逐高官厚禄就成了整个社会最高和最终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奢侈腐化、贪污盛行、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程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罕见的，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皇帝和大官僚，能称得上有远见和比较清廉的，不也就是少数人吗？国家动乱与分裂之频繁，社会演进之缓慢在世界上是难以找到先例的。像这种积弊甚劣的社会，是难以出现质变的。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这个专制落后的封建国家被现代化的民主和科学的国家轰开了一个缺口。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实质上，则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的确如此，中国的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民国成立前这段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时期，民国时期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的时期。
1．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王朝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世界潮流知之甚少，连国家观和主权观都搞不清楚。但在西方国家接二连三的打击和内部矛盾的相互激荡下，晚清的政治制度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从国家体制来讲，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日益走向衰落，到了清末“新政”时，清王朝被迫打出了“君主立宪”的旗号，对中央官制进行调整。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政权，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划时代的变革。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容纳了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政权，但这个政权的大部分实权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如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在43名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为33人，占全体参议员总数的76％以上。从临时参议院所确定的各部总、次长名单看，同盟会会员为各部总长的虽只有三个部（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但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在孙中山任命的各部次长中，除海军次长汤乡铭外，其他次长均为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规定了人民所享有的一系列民主权利，废除了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因此，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它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矛盾和冲突的产物。它名义上仍是采用民主共和制，但实际则是一个带有民主色彩的军绅政权。北京政府建立之初，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其中央组织机构是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和法院组成，其政体的核心仍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并以内阁来辅佐、牵制总统。但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就对这个政体进行破坏，废除《临时约法》，直至复辟帝制，这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公开挑战。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成立了临时参政会和“新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名义上采用责任内阁制，实质上是一个军人专制政体。这种政体至张作霖主宰北京政府后更为典型。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对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临时执政不设国务总理。1927年，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不设立法机关、代议机关，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由张作霖任命，这时中华民国政体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总之，北京政府“掌权者缺乏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因而没有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号召力，也无法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进一步实施了政治制度改革。在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即五权分离。这种五权分离的政治体制与北京政府是不尽相同的。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的行政机关。立法院在建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人民生存权利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从1928年12月5日立法院建立至1947年，共提出决议案3461件。司法院掌管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等事项，确立了三级三审制，推动了各级法院的建设。如各省地方法院在抗战前已达到302所，高等法院91所。民国考试制度的理论是孙中山创立的，但直到国民政府考试院设立时，这一制度才取得独立的地位。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考试法，开始了各类文官的选拔，并对公务员的任用资格、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考试、分发和任用三个环节。从1931年至1945年，全国高等考试共录取2467人，普通考试合格者3158名。国民政府制订了150多种考试制度、铨叙法律法规。在理论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文官选拔和考试制度，结束了自1905年废除科举以来文官任用的混乱状态，是中国政治制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监察院也成为独立的机构，主管弹劾和审计，政治上的弹劾制度和经济上的审计制度建立了。
综上所述，至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在建立现代政治组织系统、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各项现代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理念和制度框架这时在中国基本确立下来了。但由于仍处于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未制定宪法，使得一些法律法规带有临时试行的性质，在实践中，国民党也未能严格依法办事。如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大小是因人而异的，林森任主席时并无实权，被称为“盖国章的主席”。蒋介石接任后，权力大大扩大。同时，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领导层比较缺乏现代政治的民主意识。因此，在实践中，中国的民主政治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2．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端和发展水平
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因此，在近代中国，把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作为考察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合适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16世纪，即明代中后期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增加，市场也在逐渐扩大，但那只是小农经济的一种补充，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在近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强行将中国拉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产生。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和改组了中国封建经济体系，形成了近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初始框架；民国时期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阶段。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慢慢地经过纺织分离、耕织分离和棉花、茶叶、花生、烟草等农产品的商品化等步骤，在中国沿江沿海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围解体了，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开始融合，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创办的企业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移植到了中国，为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端和运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另外，外国资本主义通过承认中国的钱庄和在中国创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构和培育。这一切都在迫使满清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洋务运动的出现，促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到了清末，清政府又改变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到甲午战争之后，私人企业一度发展得很快，如从1903到1906年，中国一下子就出现了14个商办铁路公司。企业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既对企业的运行机制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服务的。私人企业的兴起使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框架基本形成，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共同组成了近代中国的市场体系。
如果说清末是被迫地适应世界潮流而发展市场经济，那么，民国时期则是政府比较主动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建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