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与民族
一、自然环境
（一）地形特征
湖南地处中国大陆的中南部、居长江中游的南岸，面积21万多平方公里，北枕湖北、东邻江西、南接两广、西连川黔。从地形上讲，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山河起伏交迭，地形多样。全省东南西三面地势高，为山地、丘陵，中北部地势低缓，总体上呈三级阶梯的复式盆地。其西部是云贵高原最东端的延伸部分，包括以雪峰山为中心的湘西山地，山脉呈东北一西南走向，一般海拔在1500米左右，雪峰山构成本省东西部自然环境的分界线。湖南南部山地是南岭的一部分，海拔多在1000～1500米左右，山间盆地较多，矿产资源丰富。湘东山地为东北一西南走向，一般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以上是本省的第一级阶梯；分布在山地外围的，一般海拔在200～500米之间，形成湖南省的第二级阶梯；上述山地之间，丘陵、台地广布，坡度平缓，是理想的经济林区。在沿河谷及丘陵、台地之间，有许多盆地，如衡阳盆地、邵阳盆地、湘潭盆地、长沙盆地等，其中以衡阳盆地为最大，是湖南重要的农业区。洞庭湖平原为第三级阶梯，大部分海拔在50米以下，地表平坦，堤垸纵横，河网发育，水道交织，湖泊众多，号称“鱼米之乡”。全省山地丘陵面积占70％以上，而平原面积不到13％。
（二）气候
湖南位于北纬25°～30°之间。湖南的地形呈三级阶梯，但气候差距并不大。湖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温多变，阴雨天数偏多，夏季炎热，冬季较为寒冷，全省年平均气温在15°以上，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1700毫米之间，春夏之交多雨，4～6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0％，7～9月常有伏旱，全年无霜期在260～300天以上。
（三）河流
湖南河网密布。由于地势南高北低，河流大多自南向北流，属洞庭湖水系，以湘、资、沅、澧4条河流为最大。湘江是湖南省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源自广西的东北部，全长856公里，沿途接纳众多支流。主要有舂陵水、耒水、洙水、渌水、浏阳河等。故湖南省又简称湘。湘江流经零陵、衡阳、湘潭、长沙和岳阳等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它的经济价值也最大。资江全长630公里，重要的支流有蓼水、平溪、邵水、石马江、大洋江、渠江等。沅江发源于贵州的云雾山，全长1033公里，流量仅次于湘江，为湖南的第二大河流。其主要支流有渠水、潕水、巫水、溆水、辰水、武水、酉水等7大支流。但资水、沅江水流湍急。在清末民初，湖南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主要靠水路。
二、历史沿革
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荆蛮之邦的楚国。秦统一后，属于长沙、黔中二郡。汉初置桂林、武陵、零陵三郡，建诸侯国——长沙国。三国时，湖南为荆州，先属蜀国，后为吴国占据。南朝时为荆州、郢州、湘州，皆隶属建康（今南京）。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郴6州，因其位于洞庭湖以南，湖南之名由此开始。
五代十国时，南方分裂为9个国家，湖南属楚国。宋代，湖南分置湖南南路、北路。元统一全国后，推行行省制度，湖南属湖广行省辖地。至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清康熙三年（1664年），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的开始。当时湖南划分为9个府，即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州、衡州和永顺，各辖有3～4个州县到10余个州县不等；5个直隶厅（即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和南州等厅）都不辖县；而4个直隶州（即澧州、靖州、郴州和桂阳州）各辖3—4县。府之下为“县”。除县之外，还有“散州”，全省共计77个单位。
民国建立后，湖南废除了“府”、“厅”、“州”，只保留了“道”一级。至1916年全省共置3道，共75县。
湘江道，治长沙，辖27县。分别为：长沙县、湘阴县、浏阳县、醴陵县、湘潭县、宁乡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安化县、茶陵县、宝庆县、新化县、武冈县、新宁县、城步县、岳阳县、平江县、临湘县、华容县、常德县、汉寿县、沅江县、澧县、安乡县、临澧县、南县。
衡阳道，治衡阳，辖24县。分别为：衡阳县、衡山县、安仁县、耒阳县、常宁县、酃县、零陵县、祁阳县、东安县、道县、宁远县、永明县、江华县、新田县、郴县、永兴县、资兴县、宜章县、汝城县、桂东县、桂阳县、临武县、蓝山县、嘉禾县。
辰沅道，治芷江，辖24县。分别是：芷江县、凤凰县、沅陵县、泸溪县、辰溪县、溆浦县、黔阳县、麻阳县、永顺县、保靖县、龙山县、桑植县、古丈县、靖县、绥宁县、会同县、通道县、乾城县、永绥县、晃县、桃源县、石门县、慈利县、大庸县。
1922年，湖南的“道制”也废除了，仅存“省”与“县”两级。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共产党的“工农武装割据”，在加强对城市统治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农村的渗透，因此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些改革和调整。在省县之间设立省派出机构——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区制始创于1932年，共有两种不同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一是在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地方，如鄂豫皖等地，划一省为若干区，每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辖“剿匪”总司令部，并受省政府的指导监督，负责辖区内的行政、“剿匪”、“清乡”事务；另一个是在“剿匪”区以外各省实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指在离省政府很远的地方，因有特种事件发生（如“剿匪”、“清乡”等），划定某些地区，设置临时督察专员。其职责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本区域内行使督察权；二是对本区应兴革之事，有向省政府提出建议权；三是对辖区内的警察、保卫团有调度权。湖南省在1935年开始实行行政督察区制，是年6月，湖南省政府在沅陵设置湘西绥靖处，划19县为“绥靖”范围，分为5个行政督察区，即慈石庸区、沅泸辰溆区、永保龙桑区、芷黔麻晃区、乾风古绥区，每区设专员1名，其目的是为了“围剿”在湘西的红军。1936年，湖南重划行政督察区，并设立专员公署。除原有19县外，增加了澧县、临澧、靖县、会同、绥宁、通道6县，共25县，调整为4个区。沅陵、泸溪、辰溪、溆浦、永顺、龙山6县为第一区，专员公署驻沅陵；慈利、石门、大庸、临澧、澧县、桑植6县为第二区，专员公署置慈利；乾城、凤凰、古丈、永绥、麻阳、保靖6县为第三区，专员公署驻乾城；芷江、黔阳、晃县、会同、靖县、绥宁、通道7县为第四区，专员公署驻黔阳。另在交通要道，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设立中央或省辖市。湖南省于1933年设立长沙市，为省辖市。
三、人口与民族
（一）人口
关于湖南省的人口，汉代以前无法查证。汉以后至元代以前，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建制，虽在历朝的地理志等书中有记录，但都难以全面统计。《元史·地理志》载：元代湖南户口为1，815，145户，共5，719，064人。明代时，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湖南的户口为276，081户，人口为1，917，052人。清代初年，全国人口锐减。历经康、雍、乾三朝，人口较以前大增。据《嘉庆一统志》记载，湖南户数为3，226，449户，人口为18，480，052人。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北洋政府未做人口统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多次进行人口统计。1929年，湖南省户数为5，537，838户，人口为28，075，214人，其中男性15，573，321人，女性12，501，893人；1935年的户数为5，002，125户，人口总数为28，294，735人，其中男性为15，560，638人，女性为12，734，094人。这些人口多分布于湘、资、沅、澧等河流的中下游、洞庭湖平原和盆地中，山地人口较少。长期以来，湖南人口未到3000万。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战乱与灾荒。民国前期，既有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也有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战争，还有国共之间的内战；至于灾荒，从1840—1910年，湖南发生的各种灾害达38次之多。从1917—1939年，中国内地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达43次。尤其是1931年和1933年的长江大水灾，遍及16省，灾民达7000余万人，为数百年来所罕见，其中给湖南造成的损失很大。从人口的性别来看，湖南男女比例失调。以上述1935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例，男女之间的比例为1．22∶1。这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有溺女婴的恶习。湖南有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16年每平方公里仅62人，1917年为92人，1933年增至139人。
（二）民族
湖南在古代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晚清至民国时期仍然如此。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些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湘西、湘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过着封闭的生活。清末民初，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居住相对集中的有土家、苗、侗、瑶、回、维吾尔、壮、白族等。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但由于民族隔阂较深，各少数民族同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之间交往甚少，经济文化相当落后。民国成立后，受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各少数民族开始觉醒，不断掀起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比较开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的发展。至1941年，据湖南省民政厅统计，湖南全省的土著民族为311，126人，从事农业的为126，673人，从事工业的9793人，从事商业的10，769人，从医的1502人，通汉语的为181，580人。
第二节 抗战前湖南的政治变迁
近代以来到抗战爆发前，湖南政治在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但速度有快有慢，其演进的深度和广度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新旧政治势力的冲突也相当激烈。从总体上看，可从以下几个阶段来考察。
一、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
（一）保守与落后的传统政治时期（1840—1895年）
从1840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湖南的政治是典型的传统政治，湖南的官绅抱残守缺，对西方文明严加拒斥。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由于清王朝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无力镇压太平天国，于是各地团练兴起，曾国藩的湘军应运而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为清政府立了大功。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湘军虽被遣散，但它对湖南和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造就了一大批官绅，这些人大多自矜军功，在政治上极力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保守顽固；在经济上，他们都因军功而成为了大小地主。王继平教授说：“近代湖南社会风气之闭塞保守，经济文化之落后，其重要原因未尝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阶层的不可忽视的潜在力影响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风气所致。”
（二）湖南政治现代化的启动（1895—1911年）
甲午战争爆发后，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淮军首先溃败，接着被清王朝寄以厚望的湘军连战连败，最后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惨重失败对中国人的震撼是空前的，不久帝国主义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湖南人而言，骄傲的资本没有了。在亡国灭种面前，湖南人一反过去保守、落后和自矜心理，以一种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行列中去，提出“救中国从湖南始”的口号，湖南政治之变·始于此时。
这一时期，湖南在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省份。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的现代化随之启动。在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中，湖南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黄兴等人创办了华兴会，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发动萍浏醴起义，并成为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经过这两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湖南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初步成果。
1．现代化的领导阶层初步形成
现代化的启动，必先造就领导阶层。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造就了一批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政界的主要人物态度开明，如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另外维新派的著名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是维新运动的鼓吹者和推行者。在辛亥革命中，形成了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等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在清末开展的立宪运动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湖南立宪派也产生了，其代表人物有谭延闿、杨度等人。尽管他们的派别不同，改造中国的方法和道路不同，但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湖南乃至中国现代化的新兴领导力量。
2．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来改造中国
在维新运动中，湖南维新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提倡民权和地方自治。时务学堂的开办，《湘报》、《湘学报》上的许多文章都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宣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的民权思想，提出在中国“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治的主张。梁启超认为，要保证民权，地方自治是“民权之第一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改造中国的方针与维新派、立宪派不一样。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以激进的方式来改造中国的，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政治参与的开始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的一大特点，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其核心是代议制度。中国是一个长期缺乏民主的国家，无论官民都没有民主意识可言。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倡导民权，让人们参与政治。目前学术界对南学会是否具备议会的性质存在着争论。但到湖南立宪派积极筹备设立咨议局时，其参政意识就比较明显了。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1909年6月，湖南各地选举投票正式举行，参加投票的选民共计100，487名。8月，按复选制要求进行了复选，选出议员82人。从选民来看，当时湖南有2000多万人口，有选民资格的仅10多万人，这些人大多是官绅和工商业主等，普通老百姓无选举权，也不懂得怎样去参与政治，但这是湖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选举。咨议局成立后，共召开了两次正式会议。第一届会议，共讨论湖南巡抚交议案件20件（其中通过19件，搁置1件），自提案件16件（全部通过），这些议案重点是发展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1910年省咨议局召开第二届会议，讨论解决财源问题，向中央争取税收比例，即中央为1／3，地方为2／3，后来咨议局又发动保路运动，声称粤汉路湘段为“湘路湘人自建”，反对向外国借款。总之，咨议局的成立，是湖南部分新兴势力要求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特点，参与国家管理，维护自己利益的表现。这部分人虽还不多，但已经有了初步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它标志着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