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重新研究此案时，都认为是郑贵妃主使了此事。近来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郑贵妃与太子双方已经明确对立的情况下，郑贵妃不可能鲁莽地做出这种事来。这样会让大家明显地把矛头指向自己，而如果郑贵妃真想谋害太子的话，不会仅仅派一人持棍去闯防备森严的太子宫殿，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编自演了一出“苦肉计”，以便让人们将怀疑的视线投向郑贵妃，以便彻底将其铲除。只是因为皇帝的干预，太子才没有得逞。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也无确凿的证据。
不管其真相如何，“梃击案”作为明宫三大案之首，为人们茶余饭后增添了谈资。
13、 明“红丸案”幕后主使是谁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关键，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官，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员文武大臣。诸臣向皇帝请安过后，皇帝开始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提前册立皇太子的日期，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皇帝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已经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者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道：“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者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一直定不下来。辅臣刘一燎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没过多久，又有一位老奶妈来到御前，向皇帝问安。皇上催促众人配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现在服了李可灼的药，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诸臣在宫门外等候。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
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皇上感觉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的话，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
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但是当群臣将要跑入宫中时，就听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明光宗于早晨归天了。这是大明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舆论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不约而同地都把疑点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太子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究竟幕后有主使吗？主使者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14、 《明史》冤案之谜
提起历史上的文字狱，至今仍让读书人胆战心惊，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文字狱，而尤以清朝为甚，当时人称《明史》案是清朝第一文字狱。至今提起，仍让人心中惴惴。
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激起了汉民族读书人的愤怒反抗。为了镇压这些反抗，清统治者凶残地制造文字狱，企图以儒士的血腥来洗涤汉民族读书人的反清意识。
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庄廷《明史》案就是清初文字狱之一。清廷对这一文字狱处理凶残而株连极广。但对于这场文字狱究竟冤死了多少人，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
这场文字狱的具体情况是，明朝丞相朱文恪（朱国祯）曾经编写过一部《明史》，书中列举了有关明朝的大经大法。此书已经发行并在世间流传，没有发行的叫《列朝诸臣传》。
清军入关后，朱家家业已经败落，于是就把这本书的稿子抵押给庄廷，换了一千两黄金。
庄廷当时家境比较富裕，于是就把这本书的作者改成了自己，将书改名为《明史辑略》，刊印发行，并补充了崇祯一朝的一些史实，其中有许多指责清朝的语句。
1663年，归安知县吴之荣被罢官，为了重新被起用，他策划并告发庄廷，将功赎罪，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将军松魁，松魁又用文书转告给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又告诉了督学胡尚衡。
庄廷以巨额钱财贿赂这三人，保住了性命。为了安全起见，庄廷拢把指责清朝的语句稍作修改后重新发行。
吴之荣见这个计划失败，就专门买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告上了法司。
朝廷派鳌拜等4位大臣到杭州严办，大肆搜捕与《明史辑略》有关的人员。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清廷以谋反大逆案判决。
在此案中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含冤而死，有许多种说法。
据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顾炎武的说法，含冤者为70余人。他在《亭林文集》的第五卷的《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概述了《明史辑略》案的经过，披露此案“所杀七十余人”。其后，全祖望在《鲒亭集·江浙二大狱记》中也持此种说法。
由于这两人均为名家，一言九鼎。所以，后世史书大多沿用此说。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说法，杨凤苞《秋室集》、全谢山太史（全祖望）《外集》、严有禧《漱华随笔》以及《湖州府志》、吴趼人《痛史》等均有记载，虽然基本史实相同，但不少姓名、细节往往出入较大。
而有关此案冤死之人数，上述材料则提出“死二百二十一人”之说。
另外，还有第三种说法，是涉案蒙冤者的后人吴磊提出的，他认为庄氏史案死难者“不下千人”。
当时，《明史辑略》一书，列名参订者较多，庄廷为壮声色，将当地著名才士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也列入参订之列，此三人在案发前即闻知列名之事，“惧祸连及，乃呈稿于按察衙门备案”。
案发后，三人因此免受牵连，被无罪释放。陆圻出狱后，便削发为僧，四处云游，不知所终。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陆圻之女陆莘行特撰《老父云游始末》一文，追忆当年庄氏史案之经过，陆圻的外孙吴磊为此文撰跋，内中声言此案“所诛不下千人”。
虽然在庄氏史案发生之时，陆莘行和吴磊年龄还小，但后来他们在撰稿作跋时，能提供材料的目击者尚多，所以，此说恐怕也不算夸张妄语。
以上种种说法，各有所据，不论其真假如何，清朝这第一文字狱留给后世读书人的是永远的痛。
15、 李自成为何要杀谋士李岩
明末爆发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李自成的起义队伍中，有一位著名的谋士李岩，他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为起义部队赢得了民心。
对李岩的结局，《绥寇纪略》中作了记载：定州失败后，有人说河南全境都向明朝军队投降了。李自成大惊失色，同部下商议对策。
李岩主动请缨，愿意亲率两万精兵，赶到中州，附近的郡县一定不敢再轻举妄动，就是有敢暴乱者，也能及早收拾它。
另一谋士牛金星要闯王答应李岩的请求，闯王当时没有回答。不久，闯王恐怕李岩另有所图，这时牛金星向闯王进言，要寻找机会除掉李岩，得到闯王首肯。
第二天，牛金星以李自成的名义召李岩到军营中饮酒，安排伏兵在营中隐蔽处，李岩和他的弟弟李年同时被擒杀。
这段记载虽有首有尾，但对李自成杀害李岩的原因交待得并不清楚。“恐怕李岩另有所图”究竟是何意？也许从李岩的身世能看出一点端倪。
据正史记载，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县人，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因为力劝当地官府停征苛捐杂税，并拿出家中存粮赈济灾民，得罪了地方政府和豪绅，被捕入狱。李自成部队攻破杞县时，被救出狱，因而投降李自成，后因功绩被封为将军。
从史料记载看，李岩出身于显赫的家族，与农民起义军本来就是不同的阶级出身。开始时，他可能因为才能而得到李自成赏识，但李自成终究是农民出身，有其阶级保守性。后来，李岩越是显露才华，他越是不高兴，甚至怀疑有一天李岩会取自己而代之，因而动了杀机。
当然，这样解释李自成为什么杀害李岩不足为据，仅仅是猜测之辞。
16、 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吗
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了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尽。此时辽东总兵吴三桂拥重兵驻扎在山海关。背面是南下的清兵，南面是提兵挺进的大顺军队。吴三桂的进退将对当时的战事起到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最后，吴三桂选择了降清之路。引清军入关后，他在清朝军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吴三桂为什么投降清朝，他是真心投降清朝吗？后代史家对此议论纷纷。
第一种说法是为了陈圆圆。
吴伟业（号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两句诗生动地揭示了吴三桂投降清朝的心态。“缟素”是为死去的崇祯帝戴孝，“红颜”自然是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
明朝末年，清兵攻打到锦州，吴三桂在崇祯的命令下奔赴北方前线。由于明朝制度军中不能携带姬妾，所以吴三桂只能让陈圆圆留在北京。不料，李自成的起义军很快就攻进了北京城，吴三桂之父吴襄也投降了闯王的军队。当时吴三桂率领的军队乃是当时号称为“关东铁骑”的数万精兵，李自成和清朝都急于得到他。吴三桂自己则持观望态度，迟迟没做出决定。在这个关节上，李自成军队的一个将领刘宗敏听说了陈圆圆的美貌，便想要得到她。于是这位将领抓来吴襄，拷问陈圆圆的下落，并带兵到吴三桂的府上带走了陈圆圆。这个消息传到了吴三桂的军帐，吴三桂勃然大怒，拔剑斩案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于是转而向清乞兵，使六军披麻戴孝，打着为大明王朝的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带兵打入北京。就这样，吴三桂投降了清朝，成为了清王朝统一中原的开路先锋。接下来，他又引兵进攻李自成，接受清朝官爵，镇压大顺、大西政权，追杀南明政权永历帝，俨然是清王朝的一员猛将。
吴伟业的《圆圆曲》一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降清原因，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吴三桂降清不可能起因于陈圆圆被掠。对于一个帝王将相来说，女子不过是他们的玩物而已。陈圆圆虽然美貌，但是她不过是妓女出身，不过是被别人当做是礼品送来的政治投资。像吴三桂这样一个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为了她而确定自己的重大政治决策？从刘宗敏这方面讲也是不合情理的。刘宗敏是一个忘我投身李自成事业的人，是李自成手下的忠实部属，甚至曾经在危难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妻子追随李自成。他不会不明大义，为了一个女子而影响大顺政权前途。之所以会有吴三桂为陈圆圆而降清的说法，一方面是人们对吴三桂降清的讽刺和贬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后人对此事的附会加工以及文学创作上的需要。
二是为父报仇说。
据记载，当时李自成的军队实行了一项追赃助饷的政策，对明王朝的大小官吏严加拷讯，逼要银两资助军队。吴三桂的父亲、明朝遗臣吴襄，本来已经归顺大顺，然而也被捉拿拷打，强逼交银，“止凑银五千两”。后吴三桂得悉父亲被大顺军拷打将死，怒不可遏，于是放弃了本要投靠李自成的计划，转而投靠清朝，决计攻灭大顺，为父雪仇。
但是有学者认为此说不实。《明季北略》记载，吴襄投降大顺后，曾经充当说客，写信给吴三桂劝他降大顺。吴三桂对此非常生气，并因此声称断绝父子关系，说“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后来，当起义军以他全家性命相威胁的时候，吴三桂也同样置之不顾，结果全家三十多口人被杀。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为父报仇吗？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地位罢了，为父报仇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三种说法是说吴三桂投降清朝乃是出自阶级的本性。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后，基本保持着农民起义军本色。吴三桂也许曾经有过投靠李自成的想法，但是那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利益的政治投机罢了。尤其是当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城内拷掠明朝降臣后，他对李自成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而清朝对他则是诱以高官厚禄，他出于其大官僚地主阶级的本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必然会作出投降清朝的选择。
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并没有真心投降清朝，只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当时的吴三桂虽然握有重兵，但是他的兵力在李自成和清兵面前也不过是微弱的力量。形势让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实际上，在引清军入关前，吴三桂是一贯坚持抗清的，吴三桂曾经多次严拒了明降清将领的劝降。他在李自成攻逼下准备联清时，写信给多尔衮只说在攻灭大顺政权后，“我朝之报北朝者，将裂地以酬”，可见他只是想借兵联合，并无投降归附之意。山海关战后，清廷对吴三桂极不放心，吴三桂的力量也远远不能控制当时的局面。但是吴三桂在发布的檄文中，称：“周命未改，仍是朱家之正统。”并且要求：“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为明王朝摇旗呐喊。此外，后来他还招揽奇才，广植党羽，训练士卒，囤积财货，为反清复明做了不少的工作，最后终于在1673年起兵反清。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对吴三桂的降清如果简单地视为卖国投敌，无疑是站在了大汉族主义和明王朝的立场上，对于吴三桂是不公平的。
然而这种说法，始终很难得到世人的同情和认可。尤其是对于后来吴三桂的起兵反清举动，后世普遍认为那不过是因为康熙下令削藩，吴三桂自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丝毫不是为了明朝。看来，对于吴三桂投降清朝的原因还要继续地争执下去。
17、 “天京事变”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