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在荣成登陆。甲午战争时期的荣成在今荣成县城崖头东北80多里的龙须岛西部。甲午战争期间在北洋舰队“定远”舰任职的陈兆锵持此说。
二说在龙须岛登陆。持此说者较多。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日军登陆的当天，将日军活动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说：“两船向龙须岛驶，二十二船在灯塔处或二英里处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举。”北洋海军覆亡时，《会陈海军覆亡禀》中有记载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895年1月20日），倭以水陆劲旅自龙须岛登岸，破荣成县城，攻桥头等隘。”（《甲午战争有关奏折史料》，国家图书馆藏）。另外，曹和济所撰写的《津门奉使纪闻》中亦持此说。
三说在落凤港登陆。落凤港位于龙须岛南侧、荣成湾的北端。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电告清廷称：“昨调倭岛、里岛防营折赴龙须岛，尚未赶到，而倭人于落凤港登陆，径赴荣成县。”甲午战争期间曾一度上书言事的易顺鼎说：“二十五日，倭以运船四十艘，载陆兵由落凤港登岸，扑荣成县。”（见于《盾墨拾余》）池仲祜在《海军实记·述战篇》中亦持此说。当代史著，未曾采用此说。
四说在金山嘴登陆。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当时镇守威海卫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将日军登陆和中国军队抵抗的详细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这样说：“二十五日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下兵……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
由此可见，日军登陆具体地点之说，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 谁埋葬了北洋水师
众所周知，日本的联合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船舫，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北洋水师就此销声匿迹。似乎事情很简单明了，没有任何疑问。可是，有人却发出了质问的声音：史实证明，无论是经费还是硬件装备，北洋水师一点不比日本的联合舰队差，为什么却打了败仗，彻底消失了呢？
以往的说法往往把矛头指向动用了海军经费的慈禧和清政府，但是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作出了如下结论：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1亿两白银，年平均300万两。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日本政府的总投入只是同期清政府投入的60%！
就硬件装备方面，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中国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141：209。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中国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
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清政府没落的专制体制，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治，进而在军队中形成了不良风气：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曲意取宠，味迎合，追逐个人利益。久而久之，国家民族和军队的事情就蜕变成为个人获取利益的幌子招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李鸿章兵权益盛，御敌不足，挟重有余，不可不防。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此外，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的《北洋海军章程》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而作为高级统帅的李鸿章，也对这种视军纪章程为儿戏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有备才能无患，而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另外，在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中明确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可一旦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和上海。甚至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的那夜，“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威远”号管带林颖启就登岸未归。
官员带头，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严明的表面掩盖着的是一盘散沙，全然没有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
等到临战迎敌的时候，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刘步蟾摆的是“一字雁行阵”，而丁汝昌的命令却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犄角鱼贯之阵。等到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阵形乱变不说，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待日舰绕至背后时，就再也没坚持住，各舰都是各自为战。
战争一开始，敌人尚在有效射距外清兵就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受了重伤。这一炮就先让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命运攸关的4个小时的海战从始至终几乎没有统一指挥！再看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竟然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
除去以上这些原因，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遁逃和部分人员不告而别，致使人员减少土气大减。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水师恐怕真的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一个原因或某一个人的身上吧？
20、 八国联军使用过毒气弹吗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发生在1900年7月，当时的战争过后留下了诸多疑点，至今仍然难以解释清楚。其一：死者为何倚墙不倒？其二：英军曾经使用专门的毒气炮作为发射工具吗？其三：所放气体究竟是“绿气”还是“氯气”？其四：毒气炮如今流落何方？
以上这4个疑点如果被证实，将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八国联军确实用过毒气弹。那么究竟史料是如何记载的呢？而且其时间要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到底是否如此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历史遗留下来的四大疑点。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天津军民死伤惨重，而天津军民死伤的形状也颇为奇特。部分史料中有如下记载，颇让人心惊胆寒。
清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描述详尽而细致：“城内唯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各尸倒地者身无伤痕居多。盖因列低炮系毒药掺配而成，炮弹落地，即有绿气冒出，钻入鼻窍内者，即不自知殒命，甚至城破3点钟后，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擎枪倚墙，怒目而立，一若将欲开枪者，然及逼近视之，始知已中炮气而毙，只以其身倚戗在墙，故未仆地。”
照史料上记载，清朝官兵应该还是按照以往躲炮弹的方法，藏在掩体后面。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炸弹”爆裂后，绿烟弥漫，无论是否躲到掩体后面，只要闻到绿色烟雾的就会全部死亡。
第二，当年的“万国公法”明令禁止过使用一种叫做“列低炮”的武器，因为其屠杀人类非常残忍。然而，两门列低炮却经由英舰“阿尔及灵”号运载，于1900年7月10日出现在天津港海岸，并在7月11日投入到战斗之中。
它们的到来还要从1900年春季说起，当时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围攻英国在京驻华使馆。于是，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联军2000多人赴北京救援，在经过廊坊时受到重创，伤亡惨重。为了“制裁中国”，联军从南非战场上紧急调用了“列低炮”并迅速运往天津战场。
经过多方考证，这种列低炮炮弹炸处，绿烟四散，1码（0.9114米）之内，人畜闻之即死。“万国公法”曾决定“战争中不得使用此炮”，当时签订的国家也包括英国，而现在它却违反国际公法。
到此，从各方面分析，结论逐渐明朗：英军从南非战场直接运到天津的“列低炮”就是毒气炮！那么，据此推测，毒气弹首次使用的时间应该是在南非，而不是以前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世界史的相关资料中有关“英布战争”的记载显示，在南非东部的莱底斯战场上，英军就是使用这种炮毒死了很多士兵，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第三，绿色的气体究竟是什么呢？
氯气是一种具有强刺激性的黄绿色气体，大气中低浓度的氯气能刺激眼、鼻、喉，空气中含有万分之一的氯气就会严重影响人的健康。高浓度的氯气会引起人慢性中毒，产生鼻炎，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有的还会过敏，出现皮炎、湿疹等。
根据史料记载所描述的情形，八国联军炮弹冒出的这种“绿气”极有可能就是“氯气”。如果氯气浓度极高时，人吸入则有可能马上窒息而死。
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弹使用的史料中这样记述：1915年4月，德军飞机向英法联军投下氯气弹，炸弹落地后，腾起团团黄绿色的浓烟，迅速向四周弥漫。靠近毒气弹的英法士兵纷纷倒下，头晕目眩，呼吸紧张，紧接着便口角流血，四肢抽搐起来，死后的人大多数还保持着生前的姿势。
史料上的描写与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列低炮进攻清军后的情况极其相似。由此，不难断定，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的就是氯气弹。
最后，当年的列低炮如今又下落何方呢？这将是揭开谜底最有力的证据。
在那次炮攻天津之后，史料中再也没有发现关于列低炮的记载，也没有发现联军使用毒气弹的记载。天津也成为唯一受过列低炮伤害的城市。那么这两门炮究竟去哪儿了？会不会在战斗中被清军摧毁了？如果不是，那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又怎会让这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不发挥作用呢？如果是因为顾忌“万国公法”的约束，那么在天津的使用又怎么解释？综上，毒气炮下落比较可信的说法就是被清军炮击摧毁了。
这种被怀疑为毒气弹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八国联军的胜利，根据相关专家的考证，毒气炮在天津至少使用了三次。1900年7月11日，是第一次使用的时间。英国“奥兰度”舰准尉G.吉普斯在《华北作战记》文中提到：“星期三（7月11日）凌晨3点，中国人大举进攻车站，决心要攻下它。他们在黑夜中前进，终于到达车站……我们从大沽运来的4英寸口径大炮第一次使用上了。”当时，洋人已经顶不住武卫军和义和团针对老龙头火车站的共同进攻。于是，英军向驻扎在陈家沟的武卫左军大营和攻打火车站的清军及义和团施放了毒气弹。绿烟飘来，数百士兵以及尚未分发的600匹战马均无一幸免，铁路旁的义冢堆尸如山。
八国联军见中国军民抵抗热情并没有因为巨大的损失而降低，随后又两次使用了特殊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