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说里武艺高强、疾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行于沙漠。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从长安西行，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
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孤征17年，亲行5万里，历经100多个国家，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
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于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古中国的西域传入的。
公元前6-5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
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
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受。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
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
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60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
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
朱士行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市）。
朱士行少年时出家，魏嘉平（公元249年—公元253年）年间，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读经典。
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
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20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
他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罗叉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
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很多的学者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
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的伟大文明吧。
6、 “安史之乱”究竟是谁引发的
唐代社会由治转乱开始衰弱的明显标志，无疑是安史之乱。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谁引发的呢？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君德消。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唐玄宗自东都回到西京，从此“不复东幸”。
李林甫曾说“知上厌巡幸”。玄宗自此便开始“怠于政事”，这位刚刚经过数年“家事”烦恼的天子，这时已寻得精神上的寄托，终日沉溺在新的欢乐之中，整日与太真“娘子”如胶似漆，根本不会有太多的心思放在勤政上。
荒怠政事、思慕长生，随之而来的绝不会是厉行节俭，只能是崇尚奢靡，也就是所谓的“心荡而益奢”。
第二，宰相误国。
自开元末年开始，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这就给宰相专权造成了可乘之机。先是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后是杨国忠钩心斗角，取而代之，以聚敛而“终成其乱”。
杨国忠“终成其乱”一方面是其穷凶极奢，聚敛钱财：另一方面是千方百计欲“以激怒（安）禄山，幸其动摇，内以取信于上”。
天宝年间，安禄山恩宠日渐加深，又握有兵权，“（杨）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
杨国忠还指使门客前去刺探安禄山“阴事”或“围捕其宅”，或将其安插在京宫中的耳目贬官，使得“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第三，天下势偏。
开元中期以来，良将精兵都戍守北方，使天下之势偏重。而且，节度使权重。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所以节度使地位颇重。
时至开元中后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
后来，安禄山得到宠幸，势力膨胀，兼统三镇，封东平郡王。最终，杨国忠多次激怒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安禄山则“决意遽反”，以“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终于酿成大乱。
7、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谜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时期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另一方以李德裕为代表。史载李商隐之所以政治不得志就是由于他卷入了党争之中。历史果真如此吗？一介文人的他如何卷入此等纷争中？这在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政治悲剧从他被令狐楚赏识开始。根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因为年少时就颇富文采，受到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
李商隐年及弱冠后，令狐楚更以其才俊，而对他非常礼遇，还让他与自己的诸子在一起交游。按此形势，李商隐本来应该能够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但是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当时，“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的王茂元也对李商隐欣赏有加，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而王茂元其人是李党领袖李德裕所信赖的人，恰与当初欣赏、提携李商隐的牛党方面的令狐楚则是对头冤家。现在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因此李宗闵、令狐楚所代表的势力对他极其鄙夷，认为他是忘恩负义之徒。
这就是说，李商隐早年为牛党的重要成员令狐楚重视，后来又得到李党成员王茂元的赏识，并娶其女儿为妻。这在牛党看来无疑是一种背恩的行为，因此遭到了令狐楚之子令狐绚等人的厌恶和诋毁。
李商隐虽然屡次向其“陈情”，希望令狐绚能够引荐自己，但是自己的处境却始终都没有得到改善，一生受尽冷落。
对李商隐的遭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指出：“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也就是说，陈寅恪也认为李商隐是先党牛后党李，是一种放利背恩的行为。
对此看法，有人提出异议。
清代学者徐湛园认为李商隐一直都属于牛党。他说：“唐之朋党，二李为大，牛僧孺为李宗闵之党魁，故又曰牛李。杨嗣复、李宗闵、令狐楚与李德裕大相仇怨。义山为楚门下士，是始乎党牛之党也……徐州归后，复以文章于绚，乃补太学博土，是始乎党牛之党矣。”意即李商隐从始至终都是在牛党手下做事，先是为令狐楚门人，楚死后，又在其子绚手下做事，所以从来都属牛党。
而朱鹤龄则认为李商隐属李党。他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认为李党“理直”，所以李商隐就王茂元等任“未必非择木之智”。张采田也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李商隐属牛党，不如说他属李党，并说“朱氏（鹤龄）所谓李党者，据其迹也；余之所谓李党者，原其心也”。
这两种看法都认为李商隐是从于一党的，而当代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另外的新看法，认为《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并不可信，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其实并没有关系，他既不属于牛党，也不属于李党。
首先，李商隐与令狐氏的矛盾并不是党派纷争引起的。李商隐因少有文采而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提拔，这表明他和令狐楚是师生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结党行为。后来，由于李商隐与令狐绚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加之两人地位、性格的不同，因此隔阂越来越大。李商隐最初还对令狐绚抱有希望，然而令狐绚却始终“不省”，两人终至绝交。
观李商隐一生，他见识超迈，并非结党营私之人。他与人交游，从来不问对方的党属，更没有过什么狼狈的结纳现象，他的作品既有酬赠牛党人土的，也有酬赠李党人士的。可见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牛党或者李党之属。他后来之所以会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及后来与李德裕有所交往，其原因并不是党属之变，原始动机或许只是为了仕进，只是希望能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冒犯到牛党，也就谈不上去牛就李。
古今看法各不同，或认为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或认为本属一党，或认为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究竟孰是孰非？李商隐空怀大志，却终生沉于下僚，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仍是一个谜。
8、 “金匮之盟”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1000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
20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或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或断定它是伪造的。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当初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
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会重蹈五代的覆辙呢？
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的那样，宋太祖会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因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6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宋太宗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
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13人，在位超过10年绝无仅有，有7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会像周世宗那样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
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9、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列宁曾称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然而其领导的“熙宁变法”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其中的是非功过也只能留与世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