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异乡勉强生活下去
1849年夏天，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大风暴以前的“过去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法兰克福议会被强行解散，维护帝国宪法运动遭到失败，罗马共和国被颠覆，匈牙利革命在奥地利反动派和沙皇俄国的军事干涉下被彻底打垮。反动统治笼罩着德国和整个欧洲，革命人民备受灾难。1849年9月，由马克思等人签署的《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指出：“目前，德国在进行军事镇压的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秩序和宁静’；在死神的隆隆炮火下变成烟雾弥漫的城市废墟上恢复了‘财产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性’；军事法庭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的‘叛乱者’的头颅送入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了所有的‘叛国犯’，而唯一还存在的法律就是战地军事法庭的法律，在这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无家可归，流落国外。”[1]
恩格斯就是被迫流落国外的一员。巴登起义失败后，他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德国的人员，于7月12日进入瑞士境内，同流亡者队伍一起在窝州度过一个月的宿营生活；后来到了洛桑，开始回顾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过程，撰写一部“关于巴登普法尔茨滑稽剧的可笑历史”。[2]
像所有流亡者一样，恩格斯的生活十分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乐观情绪。当时同他一起流亡瑞士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道：“1849年盛夏，恩格斯从他的‘驻地’洛桑到日内瓦看望我们。……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使得他那挺直的、像普鲁士人那样强壮的身躯显得更加魁梧。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响亮而愉快的嗓音，诙谐风趣的谈吐，完全是一个爽朗的、热情奔放的年轻人。”[3]恩格斯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在年轻流亡者中深受尊敬。
当恩格斯流亡瑞士时，马克思的处境也不好。6月初他以德国民主派代表的身份来到巴黎，发现这里笼罩着一片阴沉的气氛，保皇主义的反动统治比基佐时代更加无耻。虽然他声明来巴黎的目的是为了从事科学研究，但反动政府仍然对他十分惧怕，不准他在巴黎居住，决定把他驱逐到疾病流行的摩尔比安省。马克思及时识破这个变相谋杀的阴谋，决定离开法国。
恩格斯十分关心马克思的处境，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巴黎不安全，可以到瑞士。但马克思决定到伦敦去。他考虑到，在瑞士不能做什么事情，而且那里很快会被严密关闭起来，并不是安全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在伦敦有希望创办一份德文杂志，可以做许多事情。他要求恩格斯立即前往伦敦。
1849年8月底，马克思从法国来到伦敦，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同年11月10日，恩格斯历尽千辛万苦，从瑞士绕道意大利，由******乘船来到英国首都。时隔半年，两位亲密的战友又重新欢聚，共同战斗。
马克思到伦敦后，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清偿《新莱茵报》的债务，他把刚刚得到的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全部用光。恩格斯来到伦敦时，也已身无分文。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帮助广大流亡者渡过难关。为此，他们组织和领导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从1849年9月至1850年9月，通过救济委员会从物质上帮助了流亡伦敦的饥寒交迫的革命者，减轻了他们所受的苦难；从政治上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救济工作中大公无私，以最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救济金，获得了人们的称赞和爱戴。
尽管革命者的处境极其困难，但“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4]恩格斯刚刚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立即转入一个新的阵地，重新组织分散的革命队伍，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革命准备条件。
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恩格斯还在瑞士的时候，马克思就写信告诉他，准备出版一份定期的政治经济刊物，主要由他们两人撰稿。恩格斯到伦敦后，立即参加这份定名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物的筹备工作。
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是形势的需要。第一，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很有必要分析历史的进程，从理论上说明进行斗争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的性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二，为了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统一盟员思想，使全盟对于革命失败的原因、今后斗争的性质、任务和策略取得一致的认识，为未来的革命做好思想准备。第三，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大肆活动，必须揭露他们在革命紧要关头动摇、妥协、背叛的行为，回击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诽谤，反对他们妄图引诱工人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阴谋，坚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因此，创办一份党的理论刊物是十分必要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创刊，得到德国革命者的热烈欢迎。同盟中央要求各地盟员尽最大努力支持自己的机关报，同盟一些地方组织发动盟员推销和散发刊物。1849年10月17日，由同盟活动家魏德迈编辑的《西德意志报》在报道该刊即将出版的消息时写道：“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所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派的全体成员都来支持自己的开天辟地的天才领袖所创办的这个事业。”
从1850年3月至11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共出版六期（其中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施拉姆担任经理，负责出版事务。大部分文章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他们除了在刊物上发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著作外，还共同撰写了三篇国际述评和一些《短论》、《书评》、《声明》等。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威廉·沃尔夫、埃卡留斯等人也积极为刊物撰文。
在《国际述评》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论证了政治革命与经济状况的关系，指出，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的原因，经济繁荣则为反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在系统研究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他们于1850年秋天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1847年的经济危机，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从1849年夏天开始的经济繁荣，又使欧洲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革命才能发生。根据这个结论，他们改正了几个月前关于“革命一触即发”的预言，批评了那些企图以道德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人为地创造革命的空谈家。但是，他们也决不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明确指出新的危机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新的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那种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视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力的发展，认为通过社会革命，改革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将为新的社会革命准备条件。他们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意义。在评论1850年伦敦举行的工业博览会时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已经为新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在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5]这个观点，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的谬论，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进行斗争，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重要任务。以马志尼为首的所谓欧洲民主派**********，在自己的文件中，把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个别领袖的争权夺利和意见分歧，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抹杀各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他们还竭力鼓吹各个阶级的自由、平等、联合、友爱，反对无产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鼓吹通过信贷改造社会。在《国际述评》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否认阶级斗争，宣扬改良主义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马志尼等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主张和建议，实际上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这个十分庸俗而露骨的暧昧态度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所谓通过信贷改造社会，不过是小资产者的幻想。事实上，信贷系统目前已经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由此可见，马志尼之流的言论，“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
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马克思、恩格斯还对中国革命寄予极大的希望。1850年，中国刚刚发生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马克思、恩格斯正确指出，起义是由于封建主义这个社会条件和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社会危机造成的。他们严厉谴责用武力侵略中国的欧洲反动分子，十分同情赤贫如洗的中国人民，指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预言中国革命必将胜利。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许多书评，通过批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谬论，具体而深刻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
经历了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力图用资产阶级观点说明革命发生的原因、性质，提出预防革命的灵丹妙药，英国资产阶级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850年出版的《当代评论》中，发表了许多“纯粹是胡说八道”的言论，遭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卡莱尔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对1848年革命大肆诬蔑，发表了大量狂怒的胡言，但他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完全不了解。他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精简国家机构、实现资产阶级自由竞争、消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等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这就表明他自己对历史发展和周围事物的无知。
卡莱尔对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呼声深恶痛绝。他不仅反对民主革命，而且反对普遍民主和****权。在他看来，只有少数贵人和贤人，才能发现永恒的自然规律，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这样，他就完全否认了活生生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暴露了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
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卡莱尔认为整个历史过程是由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认识了永恒自然规律的贤人和贵人与不能认识自然规律的愚人和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整个社会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谬论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当卡莱尔……用最激烈的词句对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人与人间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听之任之、棉纱的生产、现金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们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6]
资产阶级思想家卡莱尔毫不掩饰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憎恨。他要求建立一整套关于贵人和穷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高贵的人，从穷人找出“坏人中的坏人”加以绞杀。按照他的逻辑，所谓“坏人中的坏人”被杀之后，另外一个又会被作为“坏人中的坏人”处死。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写道：如果按照天才的卡莱尔的办法类推下去，那么“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作为这样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7]。当然，如果所有的人都已绞杀净尽，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也就最后“实现”了！
剥去卡莱尔的伪装，他的整套理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