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848年冬天，沙佩尔、莫尔、鲍威尔、埃卡留斯等人在伦敦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修改了同盟章程，用“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共和国”这个含糊的要求代替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盟章中关于“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的明确目的。1849年春，沙佩尔、莫尔等先后回到德国，进行重建同盟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重建同盟的条件还不成熟，修改后的同盟章程“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28]不能接受。重建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1849年底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陷于停顿。在运动中，一些盟员光荣牺牲，许多盟员被捕入狱；有的人脱离运动，有的人由于地址变动和其他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还有不少地方组织和盟员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只要进行公开活动就行了，因而削弱以致断绝与同盟中央的联系。同盟这个从前坚强的组织大大削弱了。
经过1848-1849年革命斗争考验的许多优秀盟员，迫切要求改变组织涣散状况。同盟积极活动家列斯纳在1849年11月5日写信给鲍威尔，向他报告科伦支部的工作，询问有关同盟组织的情况，要求同盟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他说：“我是根据这里支部的委托给你写信的。我们问您，同盟是否还存在？它是否还要改组？请尽快写信通知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如何，以及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还在定期聚会，我们是按照在我们看来最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做法而行动的。此外，每周我们都召开十人到十二人的小组会，我们把在同盟中工作最努力的、最优秀的盟员派去参加。当同盟重新巩固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找到所有我们需要的人。不过，我们认为，您那里或许有了一个新的组织，或者这个组织正在建立中，这样，我们很快地便会得到详细的说明了。”[29]
马克思、恩格斯到伦敦后，很快着手改组同盟。1849年9月，马克思在伦敦重建同盟中央委员会。当时还在瑞士的恩格斯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11月到伦敦后，立即投入改组同盟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维利希和施拉姆等人；沙佩尔在1850年夏天到伦敦后也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为了使工人政党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从理论上认真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统一盟员的思想。为此，他们在1850年春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改组同盟做了大量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底起草的第一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下简称《告同盟书》）中，分析了同盟的状况，阐述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无产阶级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策略，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
《告同盟书》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德国革命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848-1849年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而失败。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即将来临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统一仍然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反对以地方自治的联邦制代替中央集权制，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虽然工人阶级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应当迫使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尽可能多地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必须了解德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告同盟书》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虽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却极端敌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而不愿依靠人民的力量；只要一旦掌握政权，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政权来反对工人，迫使工人回到从前被迫害的地位。德国小资产阶级希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消灭农村封建制度，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但他们并不要求改变资产阶级剥削，只企图在保持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良；只要实现上述要求，他们便赶快结束革命，害怕由于革命继续前进而影响他们的地位；总之，他们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只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和舒服。德国无产阶级不以完成民主革命为满足，决心“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至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30]。
无产阶级必须吸取1848-1849年的经验教训，不应该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随声附和的合唱队，不要再像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尾巴，而必须“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31]。根据德国当时的条件，无产阶级必须有秘密的和公开的组织。同盟的地方组织必须建立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公开的工人联合会，使自己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是必要的。但是《告同盟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处处坚持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建立工人政府，拥有和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对于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予以武装回击。
《告同盟书》提醒全体盟员，农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资产阶级力图在消灭封建制度后扶植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把农村变成私有制的巩固基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图，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就能为公有制原则提供巩固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必须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采取独立政党的立场。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无产阶级决不允许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决不能够在革命的征途中停滞下来，决不应该为一时的胜利所迷惑，而必须把革命推向前进。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告同盟书》，并派出特使携带这个文件分赴德国和瑞士，进行改组和重建同盟的工作。作为同盟中央委员的恩格斯，积极与各地同盟组织，与流亡瑞士的盟员德斯特尔、美因茨盟员施土姆普弗，以及正在法、德和瑞士视察工作的同盟特使德朗克建立联系。经过几个月努力，一度陷于停顿的同盟组织又恢复了活动。
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第二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详尽报道同盟各地组织的活动情况，号召盟员抓紧时机加紧活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同盟的影响不断扩大，各色各样的政治投机家企图滥用同盟的名义去干与同盟的性质完全相背以致直接对立的任务，或者用掩盖真相等方法引诱盟员离开组织，参加成分极其复杂的联合会；或者建立新的工人政党以分散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于这些投机家必须保持警惕，敬而远之。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决不应当放弃自己的独立组织而隶属任何其他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完成革命的任务，必须广泛团结工人和农民群众，参加和领导群众组织。他们认为同盟地方组织和盟员积极参加和影响工人组织、农民组织、雇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具有重大意义。各地都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根据当时情况，他们提出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吸收那些忠实于革命、但还不了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任务的人参加，以壮大革命力量，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估计，“新的革命一触即发”。[32]因而他们不仅要求在德国加紧活动，而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国际联系。《告同盟书》向盟员通报，中央委员会已经同法国、英国和匈牙利最革命的政党建立了联盟。
1850年4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哈尼代表英国宪章主义革命派，维迪尔、亚当代表法国布朗基派签署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这个文件第一条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33]这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协议第二条要求“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立。”这一条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必要性。从协定的整个精神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此同时，协议中也存在某些不确切或不妥当的措词，例如“推翻一切特权”、“共和主义的友爱原则”，等等。这是为了实现各派的联盟而作出的必要妥协。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布朗基派的理论和活动十分了解，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恩格斯说：他们自命为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34]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与布朗基派割断了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宪章主义革命派也十分熟悉。哈尼在反对宪章运动右翼领袖奥康瑙尔的斗争中，曾经请求马克思、恩格斯给予帮助。1849年3月28日，哈尼写信对恩格斯说：“我需要你的兄弟般的支援的时候到了，大概，很快就要到了。所以，我很想知道，我是否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指靠你。”根据他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了他们的斗争。1850年2月，恩格斯还为哈尼创办的《民主评论》写了《10小时工作制问题》，鼓励英国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资本家的小恩小惠，而要“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35]不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斗争中，哈尼采取错误的立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疏远了。宪章主义革命派的另一个领袖琼斯，则继续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亲密关系。
历史的发展表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几个月后，他们通过深入研究欧洲各国经济状况，改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革命暂时不能发生。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多么令人钦佩。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言后来没有实现的情况时写道：“但是，不断提高全世界无产阶级，使他们超出渺小的、平庸的、芝麻大的任务的水平的革命思想的巨人所犯的这类错误，比起那些歌唱、哀号、呼吁和赞美关于革命的空虚、革命斗争的徒劳、反革命的立宪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义的庸俗智慧要高尚、伟大千倍，在历史上要珍贵、真实千倍！”[36]
六、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斗争
当马克思、恩格斯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大有进展，同盟组织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逐渐恢复活动的时候，维利希、沙佩尔等少数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从1850年8月开始，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