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忙向前望去，哈哈，只见一条大河横在前方，上百辆独轮车停在一片空荡的河滩上。那些推车的汉子们脱得精光，他们四个人结成一伙，一声号子，将一辆煤车猛地担在肩上，然后大声吆喝着，一步一步向对岸趟去。
薛大妈只看了一眼，便一把将女儿拽到怀里，扑腾一下坐在了地上。薛大妈的女儿叫爱玉，那一年才十二岁。
“等吧。”薛大妈无可奈何地说，她瞅了瞅太阳，摇了摇头。
河滩上精赤白条的汉子们，显然注意到了这边的几位妇人。
“哈哈！过来吧！我们四个爷们儿抬一个！一闭眼就过河啦！”
“等不起啊，这一拨过去了下一拨又过来了！都是大光腚！都等着抬老娘们儿呐！哈哈哈……”
“臭流氓！”程婶朝身后吐了口唾沫。
我始终站在那里向河边望着：“薛大妈，咱们再找个地方下河吧。”
“没听人家说吗，近怕鬼远怕水，生来乍到的，咱谁知道哪儿深哪儿浅啊。”
太阳渐渐偏西了，从车站方向仍不断有人推着煤车朝河边赶。
“不行。”薛大妈翻身站起来：“爱玉，别往那边瞅。”她一边警告着女儿一边对我说：“走，唐浩，咱娘儿几个从上头过。”
身后传来那群臭老爷们儿狼嚎一样的嬉笑怒骂声：“越往上水越深，别走啊，爷们儿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我选了一处河面最宽的地方下水，那河面比刚才那渡口宽了一倍，水流也舒缓了许多。娘儿几个相互搀扶着顺利地登上了对岸。
黄昏前，我们终于走进了石水头村。当耳畔响起一片亲昵而又浓重的胶东乡音时，薛大妈紧紧拉住我的手：“到家了，孩子……”
石水头村是薛大妈的娘家妈家，所以凡是闻讯赶来的乡亲，我只管男的喊舅，女的喊姨便不会错了。辈分小的人，自然先喊我表兄。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
“看把这孩子饿的。”每来一个乡亲，薛大妈都要将我推上台前展示一番，招来一片同情和叹息。那一年我十七岁，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不足一百斤。
“明天我就给你炖肉吃。”老姨心疼地望着我：“这回非把你撑窜稀了不解。”说着，她拍着腿大笑不止。
我们从大连背来的东西，在薛大妈的安排下，很快就被分光了。老姨留下了我背来的所有东西：“回大连时，你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从这儿去莱阳，让你老姨夫推车送。”老姨将手插到褥子下摸了摸：“炕烧得还行，虽说还没出伏，可睡凉炕还是会作病的。”
我们在石水头村住了四天。
石水头村是一个很别致的小山村，由青石板铺就的崎岖的村街，青石垒就的一处处宅院，村庄里跌宕流淌的溪水，村后那浓密高大的香椿树，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皴法古拙的水墨画里。
我从老姨家背走了七十多斤的玉米、地瓜干和一小面袋的小米。其实我还能再多背一些，只是来的时候粮食口袋带少了。
老姨夫用一辆独轮车将我们送到莱阳车站。但火车抵达烟台时，我却因一时用力过猛扭坏了腰，而且扭得很重，成了纠缠我一生的顽疾。
烟台码头客运站几乎被大连到山东背粮的人挤满了。薛大妈和程婶使出散打格斗的招数，才在那个不大的候船厅的一个角落里，为我打拼出一片狭窄的空地来。角落里散发着浓烈的尿臊味，躺在粮食口袋上，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以忍受的悲凉。我痛恨自己一事无成，一个大小伙子，关键口上竟需要妇孺的帮助和保护。薛大妈和程婶更深感不安：“这回去怎么和你爸妈交代啊。”薛大妈急得直落泪。
程婶和小爱玉一直倒着班地站在排队的人群里。售票口经常因有人加塞儿而大打出手。两天两夜之后，在我们终于登上回大连的客轮时，我的腰几乎像断了一样。
第二天上午，在大连港客运码头上，前来接船的父亲告诉我，姐姐考上了辽宁财经学院，唐宛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当父亲和姐姐、唐宛，从薛大妈和程婶手里接过玉米、地瓜干和小米的时候，我心里竟倏然飘过一句悲壮的台词：“请组织上收下吧。这是我最后的一笔党费。”
一九六二年盛夏，天津的子洵叔叔因自行车肇事而引起自发气胸，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在医院里，他一直挂念着我们。因为很多人都在议论，大连的粮食及副食品供应情况十分糟糕。出院后不久，叔叔就踏上了来大连的火车。
我从山东背回的梦幻般的粮食，强烈地刺激了姐姐。姐姐从小不甘落后，如今既然已被大学录取，更激发了她顽强的进取精神。不日，她便卷起家中所剩不多的所有陈旧衣物，独自一人，乘火车向盘锦地区闯去。那一年，姐姐十九岁，身高一米七五。
姐姐是一个特别执拗的人，她的执拗在常人看来甚至有些傻。有一次，辽宁女排去外地打比赛，前两局辽宁队的比分落后了，在第三局仍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替补席上的姐姐终于坐不住了，在没有任何人通知她上场的情况下，她竟突然摩拳擦掌地冲进比赛场，体育馆内一片哗然，裁判立刻终止了比赛，同时对辽宁队提出警告。但值得姐姐得意的是，那场球最终还是赢了。张指导在赛后总结会上没有批评姐姐，而在不久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安排姐姐首发上场了。
在火车上，姐姐就听身旁的人说，牛庄附近粮食好换，大家还说，离铁道越远，粮食越好换。所以，从海城前的一个四等小站下车后，姐姐就头也不回地一直朝西走去。
凭着在辽宁体工队近两年的超强度体能训练，姐姐硬是从当年张作霖的地盘里换回了四十五斤玉米。在她的再三央求下，一位大嫂还搭给姐姐了几只活河蟹。但当她负重徒步近四十多里，再次来到车站的时候，站在人山人海的返程站台上，姐姐一时懵了。成百上千到乡下背粮食的城里人，滞留在这个四等小站里。一天两宿之后，当又一列慢车缓缓进站的时候，姐姐终于绝望了。
二十五年前，母亲在石家庄火车站就曾经这样绝望过。姐姐背着粮袋在离火车稍远的人群外漫无目的地走着，她真希望列车晚些发车，让这些被饥饿将要折磨疯了的人们，哪怕爬上车顶。但她看见所有的车窗都死死地关着，她知道车里的乘客正在顽强地抵御着他们。此刻，执拗的姐姐已下定了决心，跟在这列火车后面，用几天的时间走回大连去。
当叔叔乘坐的火车接近海城地区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惊骇了。每到一个小站，都有无数背粮食的男女老少像潮水一样地冲击着列车，叔叔越发为远在大连的兄嫂及孩子们担心，他知道虽然每次来信，哥哥都说全家平安，但叔叔已预感到哥哥一家人正在饥饿中挣扎。
突然，在车下的人潮后面，叔叔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他在湖北恩施成天背在后背上的那个妞子，是江擦胡同二十九号院子里，那个大声欢笑奔跑的妞子，是唐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妞子。
叔叔猛地站起身来：“帮帮我，帮帮我。”他语无伦次地向周围的人们喊：“大伙儿帮帮我，把车窗打开！快！”
一路上与叔叔已结成旅伴的身旁的乘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求求你们！把车窗打开！”叔叔一下子狂躁起来：“我侄女在外头！我亲侄女在外头！”
一些不怕死的城里人已经躺在火车头前的轨道上了。姐姐重新振作起精神，开始向列车靠近。
突然，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妞子！”
姐姐一惊。
“妞子！”她看见在不远的一扇打开的车窗里，五六个陌生人正齐声呼喊着她的乳名。
姐姐的脑子一时有些乱，但她蓦然看见车窗下面叔叔那张苍白的脸。
“叔叔……”姐姐的眼前一下子模糊了。
当一九六二年暑热散尽的时候，我们终于战胜了饥馑。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是全家人两年来最兴奋的日子。唐宛特意从沈阳赶回来，参加了母亲精心准备的仲秋晚宴。
半个月前，母亲就开始操办了。她从南货商店用高价买来了熟肉制品、大虾糖、月饼、水果酒。又用我从山东带回的小米，托人换了些猪肉。养在厨房里的一只鸡也杀了，母亲一直说春节时再杀，可这一回她却对父亲说：“杀了吧，孩子们都是功臣，该庆贺一下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家人和衷共济，个个都是功臣。
在全家人热烈的掌声中，唐宛在饭桌前，为大家唱了她在沈阳音乐学院学会的一首新歌。
哎——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
共产党的恩情比它还高。
你见过清水江的江水吗？
毛主席的恩情比它还长……
这是一首流传在贵州东南地区的苗族飞歌，虽然歌词已由原生态的情歌改编成颂歌，但那婉转起伏的旋律却立刻将母亲带回了云贵高原那绵绵的群山之中。二十年了，当年母亲跟定父亲从图云关的深山老林里，顺着那条千年古道走出贵州的时候，母亲并没有意识到，那一座座高大巍峨的石牌坊将意味着什么。今天，当她坐在那里，重新沉浸在这首苗族飞歌里的时候，望着微醉的丈夫，望着俨然成为一位家庭主妇的大女儿，望着歌声与目光一样清纯的二女儿，望着在艰苦的岁月里，也开始学会谦让并从此尊为一生美德的小女儿，望着命运多舛却富于幻想的儿子，母亲满意地倦了……
在这一章结束之前，我还想提一下，一九六二年早春我与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的同学一起下乡的，那个坟地里停放着五六口白皮棺材的小村庄。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早已忘记了那村庄的名字。我只记得那里离花园口不到二里地，正是一八九四年日本第二军登陆的地方。那次登陆后不久，日军一路烧杀劫掠，最终攻陷旅顺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屠城事件。
二〇〇四年，由庄河市政府投资兴建的大连花园口工业园区正式启动。园区重点发展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工业电子、食品加工及家具制造五大产业。二〇一〇年，花园口已建成工业园区十五平方公里，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两百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达五十亿元。成为大连国际性城市的重要组团之一。
如今，在花园口一处高高的海岬上，一尊巨大的花岗岩纪念碑，依然向前来凭吊的人们，讲述着甲午年间熔铸在这里的帝国耻辱。而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严重的灾难，就连最新版本的《庄河县志》，也只有如下简短的记载：“一九六一年，群众食粮问题仍然严重，全县外流人口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人。”数字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