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河南尖公社，我们将点燃篝火，驱散早春的寒意。用拖拉机的轰鸣，唤醒沉睡多年的荒凉的海滩……”
他始终微笑着的眼睛，像两把阿拉伯人的弯刀，我终于认出他了。十一年前，在枫林派出所那间狭窄的审讯室里，在枫林小学召开的处理大会上，我最怕面对的就是这个人。
这是一次策划已久的重大事件，中山区人委教育科将本着自愿的原则，组织一百名初高中在校学生，到农村广阔天地建功立业。
二十年之后，在中山区政协大楼徐茂纯的办公室里，这位即将退休的老人吸着烟，与我谈到了当年组织民办中学在校学生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
一九六五年，中山区所属五所民办中学的首届毕业生即将毕业。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中山区人委教育科深知，国家对民办中学的歧视政策，将严重制约这些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进而动摇民办中学继续生存的基础。这些事情不能跟学生讲，只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解决毕业生对城市社会的压力，又让这一解决过程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和西部牛仔般的诱惑。于是，一个阳谋便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熊熊篝火中酝酿而生了。
动员大会像一颗多彩的炸弹，在海群中学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一天起，一连多少天，学校已无法正常上课了。同学们从早到晚，都沉浸在异常兴奋的状态下。只有班主任李贤强却每天一如既往地走上讲台坚持上课，在他的课堂上，同学们体味到了一丝悲凉。
“你决定了吗？”我问朱嘉禾。
“决定了。”嘉禾决断地说：“徐科长不是说了吗，这次下去的人，一切都按现役军人对待。看来，我只能用这种办法脱胎换骨了，不然的话，以我现在的家庭出身，音乐学院肯定是考不上的。”
站在高高的港湾桥上，望着眼前这个从小就不关心政治的忠实朋友，我突然从心里涌起一阵敬畏感。
“你呢？”嘉禾望着我问。
“我……”我支吾了。
“唐伯伯肯定不会同意你走。”嘉禾苦笑着：“分手吧，到时候常写信……”
我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
海群中学发生的事情，父亲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他只字不提。我和母亲谈了这件事情，我告诉母亲，朱嘉禾决定下去了。
“嘉禾吃得了乡下的苦吗？”母亲担心地说。
报名的日子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名字，出现在自愿下乡的名单当中，平日里一声不响的毛宁竟然报名了。消息一经证实，高二一班的同学无不哗然。
当天晚上，我便和父亲摊牌了。父亲听罢呆住了片刻，便转身进了他的房间。第二天凌晨时分，他在写字台的右手处，留了一篇《谷粱传》中的《虞师晋师灭夏阳》就离开家了。但直到今天，我也没读过这篇文章。因为那天到校后，我便径直去了上山下乡报名处。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当时报名下乡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厌倦读书了，还是对另一种自由浪漫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因为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憧憬，还是缘于一腔壮怀激烈的豪情；是虚荣心，还是自尊心；是逃避责任，还是准备承担责任；是被徐茂纯骗下去了，还是被自己骗下去了。也许这一切因素都存在，但当白纸黑字将下乡申请表填完之后，我却突然感到要去的地方竟如此遥远。
朱嘉禾与我报名下乡的消息，在海群中学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平素我们俩在同学的心目当中是清高孤傲的，同时也是才华出众的。对于那些已经报名的同学来说，嘉禾与我的加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安慰，而对于那些尚未报名的同学来说，更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诱惑与挑战。
我开始收获了那么多来自同学的尊敬与鼓励。一个小礼物，一本纪念册，甚至还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眷恋与依依惜别的伤感。
毛宁开始主动地与我说话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心里有一股难以言传的温暖。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我与父亲的博弈到了关键时刻。由于海群中学与父亲的单位同属大连港务局教育系统，所以，父亲不便出面干涉我走“自身革命化的道路”。而我又拒绝了与父亲的交流，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来。父亲终于落泪了，多少年之后，母亲曾告诉过我，因为我的问题，父亲只落过那一次泪。
我开始整理行装，耳畔回荡着一个进行曲的旋律。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父亲显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渴望与我交流，他希望我应该知道户口一经转出城市，对于这个家庭将意味着什么。但我不会给父亲这个机会，我深知，一旦在父亲对面坐下来，我会立刻被父亲解剖得体无完肤。他会说，你是一个懦弱的、不负责任的逃兵，你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父母和家庭乃至对唐氏家族，你都放弃了责任。我知道，父亲所有要说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我实在太累了，我选择了逃避，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
海群中学响应祖国号召的热情，出乎组织者的意料。报名结束时，高二一班六十二名同学当中，决定要求自愿下乡的竟达九人。他们是：王有林、龙启文、申家盛、刘方大、王永刚、杨可盈（女）、毛宁（女）、朱嘉禾和我。在中山区人委教育科的这次大胆的“教学实践”中，全区共有一百零一名同学报名下乡，超出原计划一百人的最高任务额。
当徐茂春再次来到海群中学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光彩。我一直装作没认出来他，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四月二十一日凌晨，睡梦中我突然感到身旁有人坐了下来，睁开眼睛，我发现竟然是父亲。
“醒了吗？”他问我。
我揉了揉眼睛，不得不坐了起来。
“到外屋坐一会儿吧。”父亲的语气像是一个朋友。
我不得不穿好衣服，来到一家人吃饭的外屋。看来这将是一场决战。我偷着瞥了一眼父亲，只见他苍白的脸上，眼窝深陷，鬓边的白发，更让人感到一缕刻骨铭心的自责。
父亲从里屋拿出了一本书，那是昨天下午，海群中学的沈怀祖老师赠给我的一本图片集《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看来父亲已查看了我的行囊。
父亲把书慢慢地翻到十二页，在一幅“燕京大学学生队伍在进城途中”的照片下，一行铅字跃然于纸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父亲开始指着一幅幅发黄的历史照片，和我详细讲述了二十九年前，自己亲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全过程。
合上那本画册时，天已渐渐亮了。
父亲显得有些疲惫：“你今年已经二十岁了。”他用眼睛盯着我：“已经是一个能够独立做主的年轻人了，今后的路还很长，但你应该时刻有一种责任感。大到对国家对社会负责，小到对家庭对自己负责，只要记住这一点，无论在哪里，你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倘能如此，你便走你自己选择的路吧。”
站在一旁的母亲哭了。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就一直站在那里，她哭得很伤心，父亲也没有劝她，我内心深处开始强烈谴责自己：你这个自私的逃兵！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个值得牢记的历史时刻。在站前广场的全市欢送大会结束之后，由五辆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在震天动地的锣鼓与欢呼声中离开了城市。命运注定了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将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度过我青年时代的全部时光。直到十四年之后，我才重新在大连的户籍登记簿上，注册上了自己的姓名。
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五年春节期间，几位当年知青点的同学在刘家仁家聚会，谈话间不知是谁提了一句：“老唐，今年是咱们下乡三十周年呀，你在电视台工作，把同学们组织一下，拍个电视片，该多有意义呀！”
谈话的内容立刻转向三十年前的四月二十三日，那是我们下乡的日子，而下乡的日子，也是每一个中国知青终生难忘的日子。
半个月后，当一直在同学之间负责组联工作的卢云霞，把知青点一百位同学的名单及联系方式打成表格递到我面前时，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日黄昏到来之前，在中山广场附近的千品府酒店，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夜，七十多名老同学相聚一堂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让年轻的摄像师们始料不及。
毛宁来了。一晃二十七年了，毛宁苍老了许多，声音也喑哑了许多。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见过她，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既然彼此知道都还活着，知道都成家立业了，就行了。
“朱嘉禾能来吗？”毛宁问我。
“他正从北京往大连赶呢，四点半的飞机。”我说。
那一年我五十周岁，之后完成的这部长纪录片的名字叫《归去来兮》，那是一篇令人深思的青春的记忆。
为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台里调给了我两辆中巴车。加上陈毓藻、刘家仁从单位调来的两辆轿车，一辆商务车，一路浩荡前行。
我请来的三个摄像师，分别安置在两辆中巴和一辆商务车上，主摄像周万鹏是我忠实的朋友，时任大连电视台文艺部编导，另一位摄像师是我从总工会请来的曲嘉钟，也是一位拍摄纪录片的高手，第三位摄像师由一个新到国际部不久的年轻人担当，我让他参与这项工作，是想让他捕捉一些年轻人感兴趣的情景与细节。
三十年前的今天，车队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奔驰，公路两旁的高地上，时而隐现的高射炮阵地，为我将要前往的这个地区增添一抹边疆的色彩。一些初中的女同学，一路上，兴奋地数着路边大树上的乌鸦巢，大家的心情，像是一次下乡演出，更像是一次早春的郊游。但谁也不曾意识到，他们当中，有人将从此终生厮守乡村，甚至化为一座没有墓碑的荒坟，一抔略带碱味的泥土。
三十年后的朱嘉禾，有些发福了，这个已经是少将军衔的军旅著名作曲家，一身戎装，更显一身儒将气质，他说起话来，仍慢条斯理，唱起歌来却充满激情。在朱嘉禾的带领下，老同学们一路高歌，像一群出征的战士，更像一群凯旋的将军。
迎着晨风迎着朝阳，爬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锻炼成长。
哪里最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
三十年前，当车队驶进南尖公社大谭大队的时候，十七岁的葛松远竟哭着爬下了汽车。在他的想象中，农村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一样，像一台热闹的文武大戏。然而，眼前的情景却让他惊愕了，陈旧的村庄，衣衫近乎褴褛的村民，一张张古铜色爬满皱纹的面孔，一双双木然且困惑的眼睛。
三十年后的今天，车队刚刚停稳，四位至今仍留守在南尖的女同学，便争相呼喊着，从人群中扑了过来。三十年的岁月，已将四朵花儿一样的城市少女，改造成了四个满脸沧桑的农妇，女同学们哭喊着，紧紧抱成一团。
与我一起来的十五岁的儿子，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我突然有些后悔，我不知道，这样的重逢，从心理上会给留守在这里的老同学带来多大的伤害。
石山农场的于书记来了，这位战争期间出生入死的老兵，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军装，戴了一顶洗得发白的旧军帽。快八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朱嘉禾紧走两步迎上前去，两代军人互相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三十年前，南尖公社为欢迎我们的到来，在公社所在地兴隆岗，组织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