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在木耳山示范场的办公室里，徐茂纯、刘泽巨与几位带队老师，和公社负责知青的领导长谈到第二天凌晨。他们谈到了许多知青集体急需解决和调整的问题，并研究决定将因水土不服皮肤一直溃烂的杨可盈撤回大连继续学业。
第二天上午，徐茂纯把我和朱嘉禾留了下来。
“准备把你们俩调到石山农场青年点去，怎么样？”徐茂纯开门见山地通知我俩。
“去吧。”朱嘉禾当即答应了。可我却一时感到很突然。
徐茂纯望着我笑了：“东台知青点因地势太低，居住条件太差，长此下去，同学们是要得病的。所以，经过研究，我们准备将东台点撤了。把那里的高三同学全部向石山农场集中，并全力把石山农场知青点，打造成全省先进知青集体。调你们俩去石山，就是要充分发挥你们俩的文艺特长。希望你们调到石山后，尽快将那里的文艺宣传工作组织起来。”徐茂纯郑重地对我们说：“临来时，区委的主要领导对我说，春节期间，市里要看你们的汇报演出呢。”
受宠之下，我无话可说了。
徐茂纯显然对木耳山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拍了拍我的肩：“不远。石山离木耳山只六里地，这边有心思，多跑两趟不就结了。”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
“收拾一下吧，下午石山农场就派大车来接你们。”徐茂纯走出男生宿舍来到院子里。我终于忍不住了：“徐科长，我能报名上山下乡，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你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徐茂纯不动声色地说：“假如你不报名，那就怪了。”
我恍然大悟，十一年前审问我的那个“便衣”，从一开始就认出我了。
“感情的事，不能急。”徐茂纯一边走，一边仿佛心不在焉地说：“古人说得好，好事多磨。懂吗？”我点了点头。
送走徐茂纯，朱嘉禾一头雾水地问我：“你和徐科长说什么呢？你们俩从前认识呀？”
“不认识。”我心里一片透亮。真没想到，十一年前我的预审员，十一年后，竟成了第一个与我谈起如何处理个人情感问题的长辈。
深秋时节，接到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家中近来发生了一些变故。首先是要搬家了，大连港房产科考虑，当时姐姐、唐宛和我的户口已不在大连，决定让我们搬出清爽街二号，搬到位于寺儿沟的海港职工一个新的住宅区里。另一件事情就是父亲住院了。由于再也忍不了鼻息肉的折磨，父亲终于请了病假并做了手术。
接到来信后，我一时很着急。第二天，我就向农场请了假。第三天黄昏时分，我便赶回大连了。
清爽街二号家里的房门已被贴上了封条，对门刘叔叔告诉我，上个星期天，父母就搬走了。杨工的媳妇站在走廊里，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我似乎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更大的事情。
按照刘叔叔告诉我的地址，天黑之后，在寺儿沟南面的山坡上，我终于找到港十七号家属楼。
母亲感到很意外，她没想到我会赶回来。母亲显得憔悴了许多，苍白的脸上挂着一丝焦虑与无奈。
“我爸呢？”我急着问母亲。
“还没出院呢。手术后没控制好炎症，前几天一直烧得很厉害。”
我急着想去医院，可母亲说海港医院管理很严，明天上午十点才是探视时间。
寺儿沟海港职工宿舍，是一片六十年代初兴建的简易宿舍楼，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是作业区的一线工人及其家属。殖民时代，寺儿沟是大连最典型的贫民窟，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里一直是阶级教育现身说法的地方。就像北京的龙须沟、天津的三条石。
当天晚上，在吃过母亲为我现做的打卤面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出事了。在不久前结束的四清运动后期，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同时被学校清退，下放到位于金县毛茔子的海港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工资也下调了一半。
这一切酷似天塌地陷，我一下子被惊呆了。
“凭什么，凭什么啊？”我几乎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嘘！”母亲急着制止我，她压低声音：“这里不是清爽街二号，这里的邻居都有监督你爸的义务，千万别再让他们找出新的麻烦来。”
我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了解父亲，我知道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人，一个对党无比信赖的人。但谁又会听你去辩解呢。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了，我们目睹了多少亲朋好友相继被划入反革命阵营，但当同样的噩运降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蒙受不白之冤。
第二天在病房里，我见到了面容憔悴的父亲。当父亲伸过手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向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中午，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意外地见到了毛大夫。
“唐浩回来了。”毛大夫温和地对我说：“唐主任术后恢复得不太好，不过你不必担心，目前烧已经退了，不久就能出院了。”
毛大夫显然知道父亲出事了：“让唐主任把心放宽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说话的声音极低，神情却十分坦然。
我没有向组织上隐瞒家里的变故，在回到农场的当天晚上，我就把父亲的事情向于书记讲清了。
“我最初是让国民党抓的兵，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仗，后来被俘了，参加了解放军，这才走上了革命道路。”于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只有从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限，自己的路还要自己去走。”
话虽这样说，但从此之后，我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由“革命干部”变成了“伪官吏”，成了红色种姓时代的贱民。
父亲对“伪官吏”这顶帽子感到莫大的污辱。因为抗战八年的父亲，不能容忍将自己与汪伪汉奸搅在一起。为此，他曾提出过严正申诉，但面对那些盛气凌人的无知者来说，其结论只能是“抗拒改造，企图翻案”。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石山农场的新址，在方田北侧的石山脚下落成了。前后两大排新盖的玻璃窗草房，从远处看气派得很。前排是十三间男女生宿舍，后排是农场场部、大食堂、会议室和库房。中间的大院子里，拖拉机、大马车进进出出十分热闹。
重新组合的石山农场，很快就成了大连知青的核心集体。这个由高三和初三同学组成的知青点，不久便显示了它顽强的战斗力、荣辱与共的凝聚力和丰富多彩的生命力。
石山青年点的点长，是高三的王惠传。这是一个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的年轻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种类型的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都是很难进入领导视野的。但由于人缘好，王惠传在同学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青年点的成长建设中，他虽然没起到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旗帜般的作用，但因为他的沉默寡言，让大家懂得了理性思考，因为他的和顺知理，让大家懂得了精诚团结。
一九六五年底，在沈阳召开的全省知青工作表彰大会上，石山农场知青点，被评为全省先进知青集体。一枚大奖章戴在一位初三女生丰腴的胸前，那女生后来嫁给了军宣队的一位排长，那排长受处分后，带她回辽西朝阳了。
在春节回城汇报演出时，很多大连人都听说了我们的故事。母亲看了我们的那次汇报演出，当母亲把演出的盛况讲给父亲之后，父亲深有感触地说：“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看来是一条值得研究的好事情。应该把它纳入教育改革的范畴里，而不应该只停留在民政事业的范畴里。”
大年初一的上午，毛宁到我家来拜年了。那一天，她穿了一件浅灰色粗芝麻呢的短大衣，这是她在农村不曾穿过的。母亲很热情地接待了毛宁，她嗔怪我应该早点去毛家，看望一下毛宁的父母。
毛宁走后，父亲一直没说话。晚饭后，父亲和我谈到了年轻人择偶的三个标准，即一健康，二聪慧，三明理。“你早晚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但不要太着急。”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今年才二十一岁，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返回南尖前，我曾向父母提到，想让家里为我买一台幻灯机。我谈了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贫瘠，我希望用幻灯的形式代替很少见到的电影，我希望用自己的美术特长，为当地农民做更多的事情。
父亲十分支持我的想法，但母亲却露出难色：“一台幻灯机得多少钱啊？”我当即表示，这笔钱算是我向父母借的。年底分红时，我一定能还上。
当然，一九六五年分红时，全体大连知青没分到一分钱。那时农场的工分低得可怜，辛苦一年下来，挣不上口粮钱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久，母亲为我买的幻灯机，由北京幻灯营业所寄到了石山农场。于书记知道后，决定成立石山农场幻灯小组。他认真地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农场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母亲寄来的幻灯机是汽电两用的，也就是说，在没有电的地区，可以用汽灯作为光源。当时的南尖公社，除兴隆岗公社驻地外，其他村庄都没通电，所以汽灯就成了这台幻灯机的唯一光源。为了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于书记同意让我出差，去东沟县大孤山镇买汽灯。
那一天清晨，我独自一人乘长途汽车到栗子房，并从那里转车，于中午时分到了大孤山镇。我跑遍了大孤山镇，最终还是没买到汽灯。我决定去丹东了。在设法与石山农场取得联系并得到同意之后，当天黄昏时，我乘车赶到了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