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不亲历是很难以说清的。还有些事情，即便亲历了，也难以说清。
全家遣返后，我回南尖转户口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像避瘟疫一样躲着我。连最仗义的宋胜武，也只在宿舍走廊里偷着和我握了握手：“下地了，不去车站送你了……”
结果，整个石山农场，只朱嘉禾一个人送我去了车站。
三个月之后，当我背着行李，走进中山区人委那座折中主义欧式建筑的办公楼时，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虽然招我回大连的那封电报，是以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的名义发来的，但个中暗度陈仓的伎俩，显然只是王重铭信手拈来的一个闹剧。
“唐浩大哥回来了！”葛松远第一个发现我了。他从楼梯上兴奋地跑下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就被同学们围得喘不过气来。
“你怎么知道我们造反回城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同学们惊喜地拉着我。
王重铭从人群后挤了过来，他握住我的手，狡黠地挤了挤眼：“怎么样？好使吧？”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真是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晚上，在斯大林路一家小饭馆里，几个男同学坐在一起，谈起了彼此这三个多月的经历。
原来，自我离开南尖后不久，在王重铭、谷兆林等人的鼓动下，以石山农场为首的同学们，就正式成立了大连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并公然提出了回城闹革命的造反要求。一年半的农村生活，终于让这些曾在铁心务农一辈子的生死文书上签过字的革命青年，决心造反了。
“我们是被骗下乡的！”同学们开始胡搅蛮缠了。而且看上去又如此顺情合理，因为造反本身不就是胡搅蛮缠嘛！
以刘功敏为首的木耳山青年点，却一直在观望。尽管秋收还没有结束，但那里的同学们再也打不起精神下地了，只是他们没有提出回城闹革命。
石山农场的大连知青们终于倾巢回城了。一个月之后，刘功敏与木耳山的同学们也一窝蜂似的跟了回来。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战斗队，毛宁就在这支队伍里。
我回城的第二天，在走廊里，木耳山的同学刘方大和我谈到了一件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刘方大说，我从唐庄给毛宁写的那封信，毛宁收到了。她在看完之后，主动将信交给了木耳山知青点的点长刘功敏。我从心里感到一阵悲凉。
朱嘉禾一直在家里练琴，嘉禾对政治不感兴趣。朱伯伯和朱妈妈一直像蚯蚓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角落里。
“千万别跟着瞎胡闹。”朱妈妈再三嘱咐我。
回城后的第三天，我与王重铭、宋胜武、高贵锡、葛松远等几位同学便去了庄河。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回城后，便在庄河设立了一个联络站，负责庄河联络站的谷兆林来电话说，那里的形势需要大连方面增援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北京刚刚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日子里，庄河高中一名叫张开的学生，便在家乡首先举义，矛头直指庄河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然而，在“**********”初始阶段，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造反十分反感的情况下，县里很快就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捕了张开。当然，随着运动的深入，张开的问题很快又被翻了过来。但一直耿耿于怀的张开还是找到我们，希望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为其出口恶气。
在了解到这一案例之后，谷兆林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庄河县委压制革命群众运动，企图破坏无产阶级“**********”的典型案例。在研究了张开事件的始末之后，王重铭当即决定，在庄河县召开一次声势浩大的张开事件平反大会，并以此为契机，揭开庄河县委阶级斗争盖子。
然而，在张开事件平反大会的组织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县委县政府的基层干部，也经常溜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当中一直有人在影响着王重铭。为此，我曾提醒重铭当心被这些人利用。我总感觉这些人心怀叵测，而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几天之内的角色转变，实在是充满戏剧性，让我感到难以适应。因为不久前，我还和村子里的被管制分子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在唐庄北街扫雪。几天之后，我便以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重要成员的身份，参与导演一个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要让庄河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威风扫地。
在庄河所有事物处理的过程中，王重铭都希望我和他一起去。他知道我的辩论口才，也欣赏我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他给了我一件棉军大衣，一个******主义红卫兵的红袖标。我把那袖标揣在军大衣兜里，平日却不怎么戴。因为我深知，凭我的家庭出身，是不配佩戴红卫兵袖标的。
一月中旬的一天，张开平反大会召开的头天晚上，在南尖农校驻庄河联络站，张开事件平反委员会讨论到很晚。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县城里各机关造反派的头头，一些城府很深的中年干部。在他们当中，有人正在利用我们，利用张开事件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而那个回乡青年张开，也越来越让大家感到过于狂傲了。
那一天，我从外边回来，看见张开坐在联络站的一张桌子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向联络站的女同学炫耀自己的造反经历。我一进门就火了。
“张开，你下来！”我厉声呵斥他。张开慌忙从桌上跳了下来。
“讲究点。这桌子是让你坐的吗？”我一点没给他留面子。张开自知没趣，赶紧溜走了。
“听着，张开不是什么英雄，以后谁也别给他好脸子。”张开走后，我板着面孔向在场的女同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当然知道，她们当中一定会有人心里不舒服。“他算老几呀？敢在这里教训我们。”可我无法掩饰自己，我从小就没有学会掩饰。
在张开事件平反大会上，来自庄河各界的造反派组织，愤怒声讨了庄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初期企图压制革命小将的滔天罪行。会场上群情激奋，庄河县人民广播电台做了现场直播。幸亏我们提前找了一个替罪羊，即张开故乡一个教训过张开的生产小队长，我们要求县司法机关立刻将其绳之以法。县公安局的马局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将其当场收押。
平反大会结束后，马局长找到我们：“你们给我出了个难题呀。”他为难地说。
“你看着办吧。”我无奈地对他说：“不把张队长抓起来，县里主要领导肯定是过不了关的。”我向马局长解释。
马局长是一个颇有些军人气质的老干部。他身材颀长，谈吐谦和，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不符合法律程序，马局长没有把那个生产队长押进公安局看守所，只是让他暂时在公安局传答室里躲了两天，不久，便放了。
在处理张开事件的过程中，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在庄河县造反组织面前，暴露了“保皇派”的真实身份，许多以造反为己任的极“左”分子，开始对我们表示失望，甚至含有敌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张开事件处理过程中，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因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妥协立场，赢得了更多温和造反派的拥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风尘仆仆地开进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驻庄河联络站的大院。王惠传、张德威、衣秉阳等一干人马跳下车来。
“走，回南尖办户口去！”
“中山区人委答应把咱们户口转回城了。”
一时间，同学们都很振奋，像一年半前下乡时一样。联络站的同学们纷纷爬上汽车，直指南尖兴隆岗。
曾享誉全市的南尖知青集体，在“**********”高潮到来的时候，在革命造反的旗帜下，从农村返回城市了。这在当时看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荒唐之举。在徐茂纯等中山区人委教育科的主要领导都已被赶下台的日子里，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万分尴尬的位置上。
一月下旬，在全国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里，庄河县的许多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找到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一月二十六日入夜，经过一下午的紧张讨论和各方面关系的平衡，一个以庄河县委县政府基层群众组织为主要成员，联合县直属各委办局的群众造反组织组成的“庄河县革命委员会”，在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的共同参与下，宣布正式夺取原县委县政府的权力。那一夜，整个庄河县城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之下，县委县政府机关昼夜灯火通明，人们找到了十月革命的感觉。
深夜，一个县委机关参与夺权的中年干部，突然闯进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
“不好了，县政府的李秘书长，把政府机关所有部门的公章印鉴都卷跑了。”
说话间，屋子里挤进不少闻讯赶来的造反派，大家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现在几点？”王重铭边问边披上大衣。
“二十三点零七分。”那中年干部看着手表。
“来得及。”王重铭回头对我说：“给张友山打电话，要车去城子坦。”
我拨通了副县长张友山的电话。
“真没有车。”张副县长在电话那头都快哭了：“我绝对支持你们夺权的革命行动，但，车都派出去了，我手里现在真的一辆车也没有了。”
王重铭不耐烦了，他抢过电话压低声音：“张县长，十分钟后，我到大门口去等车。晚来一分钟，你后果自负。”
不到十分钟，一辆英吉普亮着燿眼的车灯，拐进县党校大院。司机老侯从车窗里探出身来：“还让人活不？我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大声抱怨着：“催命啊？深更半夜的。”
说话的这个老侯可不是一般的战士。他根红苗正，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司机。
王重铭笑着把半盒迎春牌香烟塞给他：“不好意思，上回城子坦。”
那时候，庄河还没通火车。从庄河西去一百二十公里的城子坦，每天凌晨一点，有一趟发往大连的客运列车。李秘书长既然携公章逃往市里，那城子坦应该是他的必经之路。
嘴角上的烟头闪着微弱的光，昏暗的吉普车里，不时传来老侯痛苦的低吟声。这些天来，痔疮一直折磨着他。
“三天三宿没合眼了，这哪儿是造反呀，这纯粹是活遭罪呀！要不是看在张县长的面子上，就是八抬大轿请我也不来。”老侯吐掉嘴里的烟蒂：“张县长是个老实人，欺负老实人伤天理。”
王重铭不出声儿了。
吉普车在新近维修过的战备公路上颠簸疾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看见，老侯的脑袋，开始不止一次地向前垂去。
“别打盹呀，老侯！”我大声提醒他注意安全！老侯痛苦地嘟囔着：“这真比强渡汉江还惨呀！有酒吗？”
王重铭无可奈何地揺了揺头：“明天，明天我请你喝酒。喝醉了，我给你请假睡它半天。”但，老侯终于挺不住。在一条笔直的路段上，老侯咬了咬牙：“你们替我盯住了……”话没说完，便一头扑在了方向盘上。
我的脑袋骤然涨大了：“老侯！老侯！”
王重铭摆了摆手：“让他睡会儿吧，盯着点儿前头。”我浑身不禁抖了起来。
风在耳畔呼啸着，无人驾驶的吉普车疾驶在没有月光的暗夜里。我突然感到这真是件愚蠢之极的事情，为了那几枚已被废弃的地方政府的公章，我们竟壮烈到让子弹朝自己飞。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荒谬！
“把车停下来吧。”我几乎在求他了：“让老侯眯一会儿再走。”
“不行。”王重铭断然反对：“赶不上火车，让人跑了，咱回去没法儿交代。”
鼾声从方向盘下传出来，那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突然，一直目不转睛紧盯前方的王重铭，猛地推了老侯一把：“醒醒！”老侯呼地抬起头来，那飞驶的英吉普已从斜刺里冲上湖里河桥的桥头。
“不好！”老侯将方向盘拼命朝右侧打去。吉普车发出一阵怪叫，像飞蛇一样在大桥上左右乱窜……
直到下了桥，老侯才将吉普车刹住：“差一点儿出了仨烈士。”他点上一根烟，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回来的路上，老侯精神多了：“老李呀，拿这么多公章，你想上市里找谁去？”
李秘书长抖抖地坐在他身后：“找、找市政府去。”
老侯哈哈大笑：“眼下全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垮了，你脑袋让驴踢了吧？”
夺权后的那些天，庄河市面上是平静的。因为对立派势力太弱，夺权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所以，在宣布夺权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无所事事了。谁也不明白夺取政权后该做些什么，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庄河县处在完全瘫痪的状态下。只是前一阶段时常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一些造反派的头头，终于在县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台上纷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人看上去总觉得很别扭。
二月初，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决定撤回大连了。因为作为曾经参与庄河一月夺权的我们，此刻已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夺权，就是让一些十分阴暗的人物，有机会一夜之间窜到台前。这种夺权，只满足了这些跳梁小丑在政治上的个人野心，而对于庄河全县的地方建设，根本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
“替他们忙活，咱犯不上。”王重铭从此退出群众运动，成为一个冷眼旁观的自由主义者。
从庄河回到大连后，我便一直住在中山区人委教育科的办公室里。那时教育科的工作早已瘫痪了，我和张德威从礼堂拖来四条长椅子，对成两张床，又从教育科办公室搬来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为了不给教育科留下一个乌合之众的口实，我们要求全体同学每天九点准时到校，大家不但一本正经地组织学习，甚至还主动提出帮助区工商科负责维持市场秩序。我们这样做无非是给区教育科施加压力，力争早日解决我们的工作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