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由中央政府支持的旅大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那一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在东北地区的联络员毛远新一起，出现在全市庆祝大会后的游行队伍当中。市革委会第一号通令随之贴满大街小巷，内容是严厉敦促三派群众组织上缴全部武器，并尽快停止派性斗争，实施革命大联合。
在地方驻军的支持下，武斗后期逐渐强势起来的我们的对立派，在所谓大联合的过程中，迅速掌握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及大中院校的领导权，报复行动很快便有计划地开始了。市革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各区就相继成立了群众****指挥部。很快，这个在市革委会和部队的支持下可以恣意行使司法权力的群众****组织，便以其血腥与残暴让市民们领教了无产阶级****的厉害。
中山区群众****指挥部，设在中山广场上海路五号一座旧银行的建筑物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时期以来，这座建筑一直是我们这一派的总司令部。几个月前，在“四·三”事件中被大火烧毁的大连饭店，就坐落在与它一街之隔的天津街路口。所以这里是对立派的上甘岭与奠边府，这里是他们雪耻的地方。
在群众****指挥部成立最初的日子里，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有成批的被****的人犯，从全区各厂矿及企事业单位被押送到这里接受审查。一时间，许多在社会上游荡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趋之若鹜，从早到晚守候在上海路五号楼门前，期待着体验那种群众****的快感。只要戴着“执勤”袖标的基层群专队员将人犯押到这里，这数十号闲人便立刻摩拳擦掌地围拢过来，无论人犯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无需问清犯的是哪一条国法家规，人们欢呼着拳脚相加合力操练，直到把人犯打得鼻青脸肿，七窍出血方肯放行。当然，这只是进门前的一顿杀威棒，但仅仅如此，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了。
很快，中山区人委的一些机关干部也戴上了“执勤”的红袖标。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将办公楼上下贴挂得令人窒息。一些大字报已公开点名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徐茂纯，罪名是暗中唆使南尖知青回城，疯狂破坏党的上山下乡政策。
我那时感到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一直住在教育科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年多来，很少见到的那些教育科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回到办公室里上班了，他们全都用饱含敌意的目光斜睨着我，其潜台词无非是：“还不快滚！你这个胆大包天的丧家犬！”
同学们很少再到中山区人委来了。谁都知道，这里已成为是非之地，连王重铭都劝我：“早些回老家避避风头吧。看来，指望区人委分配工作已不太可能了。”
几天之后，一个工商科的部队转业干部趁我没在屋时，偷偷爬梯子从窗户潜入我住的那间办公室，被我几乎当场抓获。我陡然预感到，他们开始在暗中调查我了。
然而，就在我即将离开大连回老家一避的时候，一件事情却鬼使神差地让我执意留下来，并因此经历了一场梦魇般的牢狱之灾。
一年半来，一直陪我住在中山区人委的张德威准备回金州了。他父亲是金州重机厂的一位工程师，全家一直住在金州。回城后，他与初三的女同学张丽艾确定了恋爱关系，所以他一直舍不得离开大连。张德威喜欢下象棋，而且是个高手，即使是对立派的人，只要提出与他对弈，张德威立刻便会视对方为棋友，亲密无间。
九月八日晚上，张德威与我谈了很久，他劝我尽快离开这里，他说自己准备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张德威的爷爷是中国著名的钢铁专家，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
“其实毛宁一直很惦记你。”谈话中，张德威突然谈到了毛宁，这让我很是吃惊。
“你怎么知道？”我诧异地问，心里一阵激动不已。
“前不久，我和张丽艾去星海公园，遇到毛宁了。我问过她，为什么总躲着你，她说，是你一直在躲着她。她说，她始终搞不清楚，你从老家回城后，为什么一直不理她。她知道你这一年多来在大连生活得多么艰难，她知道你的心情一直很糟糕，但每次遇见你，你总是像陌生人一样地回避着她，好像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她真是这样对你说的？”我盯住张德威的眼睛问。
“这我可不敢撒谎。”张德威诚挚地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就想告诉你，可眼下这么乱，我担心你会因此再在这里耽搁下去。”张德威很少严肃地望着我：“赶快离开这里吧，否则我担心他们就要下手了。”
“凭什么？”我理直气壮地：“他们敢来抓我不成？”
“不得不往最坏处想。”张德威神情阴郁地说。
“抓吧，我们可以辩论嘛。”我不服地说。
“辩论？”张德威摇了摇头：“到时候，谁也不会给你辩论的机会。”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我开始梳理自己在毛宁身上的失误，我痛悔自己对毛宁的冷漠与不理解，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把别人想得都那么龌龊，把最关心我的人当做路人。
黎明到来的时候，我开始给毛宁写信了。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像暴风雨蹂躏后的一片原野，迎着云层后的一抹朝霞，闪动着万点晶莹的泪光。
上班后不久，在中山区人委办公楼一进门正厅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张署名“中山区人委教育科部分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标题是《揪出躲藏在南尖知青中间的反革命幕后黑手——唐浩》。我一下子被激怒了。二十三岁了，虽然父亲蒙冤，家庭出身被人为地改写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拥护者，即便在“**********”中，我也一直认为，自己是******思想最坚定的捍卫者。我无法忍受大字报里的人身攻击，我愤然推开教育科办公室的大门。
“楼下那张大字报是谁写的？”我怒不可遏地直视屋里那些庸庸碌碌的机关干部。
“什么大字报？”一个戴着“执勤”袖标的中年干部一脸茫然地问我。
“那张写我的大字报。”我厉声地问。
“不知道呀。”那中年干部耸了耸肩，从他的眼睛里，我十分清楚，那大字报就是他写的。
“好样的站出来，咱们辩论！”我悻悻地望着他。
“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中年干部回头问一个女干部：“食堂开饭了吗？”
我把牙咬得咯咯响。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看，我当时的举动实可谓嚣张极了。而从今天的角度看，那实在是愚蠢之极。
我揣着给毛宁的那封长信，走出区人委的办公楼。无论如何，我要尽快把这封信寄出去。在斯大林路与世纪街相交的路口处有一家小邮局，我买了四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的右上角。我当时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一年零八个月了，在这座城市里，我渴望着有一个可以尽情倾诉的朋友。而且，我一直从心底里把毛宁当作唯一可以信赖和依恋的人。在这封信里，我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她始终如一的情感，我希望尽快见到她。
那封沉重的信被投入邮筒的瞬间，我清晰地听到了邮筒深处传来了一声叹息。
我重新走进区人委办公楼，看了看墙上的表，时间已近中午，我径直走进后院的小食堂。
食堂里的人不多，我买了两份午餐放到桌上，探头向食堂后的楼上喊：“张德威！张德威！”
喊了半天，只见张德威从三楼我们住的那扇窗子里探出头来：“什么事？”
“快下来吃饭，我把饭都买好了。”我大声告诉他，心里却有一丝疑惑，因为张德威当时满脸通红，像是刚喝过酒。
张德威下来了，他一边低着头吃饭一边问我：“吃完饭后你上楼吗？”
“上楼。”我觉得张德威有些怪怪的：“有事吗？”
“没事。”他把房门钥匙递给我，眼睛却一直躲着我。
我先吃完饭后，拿起钥匙朝楼上走去。
楼梯两侧挂满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大字报。正值午休时间，楼梯走廊里几乎不见一个人。
那封刚刚发出的信，毛宁应该在明天上午收到。在信里，我已和毛宁约好，星期天，我一定去她家拜访她的父母。但拐过二楼，我蓦地发现，在通往三楼的楼梯两侧，站满了佩戴“执勤”袖标的中山区人委的群专队员，而教育科那个中年干部，则站在楼梯尽头，冷冷地望着我。
我迟疑了片刻，我知道眼前这一切已意味着什么，但我没有停留，从孩童时就养成的崇拜英雄的精神支撑着我。我尽量挺直了胸膛，从那堵在楼梯口的中年干部身边擦肩而过。
“钥匙呢？”他面无表情地问我。
我把钥匙交给他，身后拥来的群专队员将我紧紧地围在中央，中年干部将我住的那间房门打开了。
“唐浩，我代表中山区人委群众****组织对你进行搜查，你要放老实一些。”那中年干部随后低喝了一声：“搜！”群专队员立刻煞有介事地忙碌起来。
我从心里看不起这些衣冠楚楚却整天碌碌无为的教育科的机关干部。由于学校都停课了，所以一年半来，在这座地方政府的办公楼里，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如今，为驱逐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竟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像是在演一出闹剧。
搜查工作很快就结束了。那中年干部将我的三本日记，两个速写本及一摞《向北京》报纸拢在一起。他看了看手表，走到我面前：“唐浩，这些物品被我们查抄了，你过一下目。”我没理他。
“中山区人委是国家机关，你不便在这里久住。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把你送交中山区群众****指挥部审查处理。你拿好行李和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一句话像一声惊雷，差点将我击倒。我狠狠地望着那个中年干部，他回避了我的目光：“走吧。”我鄙视他们，但我没有任何可以逃离的办法，在前后都有人簇拥的阵势下，我被他们押上了大街。
眼前的一切都是恍惚不定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敢设想，自己将被送到那声名狼藉的地狱里，但一步一步，我已望见上海路五号门前那一堆等待舐血的流氓们。
中山区人委的那个中年干部，显然也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跟紧儿点。”他低声说了一句：“靠墙根儿走。”说着，五六个机关干部将我紧紧裹挟在他们中间。
就在我即将走进上海路五号门前那兴奋的人群时，一辆押着人犯的卡车从远处呼啸而来。
“来了，来了。”人群中发出充满激情的喊声。
卡车停下了，十多个人犯从车上被押了下来。
“摆拳上啊！”人们欢呼着一拥而上，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拳打脚踢暴行的喧嚣声。
“快点走。”那中年干部回头冲我低喝了一声。我在一片混乱之中，被人拥进了中山区群众****指挥部的大门。
这是一个举架很高的不大的门厅，狼藉而纷乱。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个脖子下长着喉结的中年妇女。
“哪个单位的？”那女人将一本厚厚的花名册翻开，开始例行公事。
“中山区人委的。”押送我的中年干部气喘吁吁地说：“昨天已和你们联系好了，人也带来了。”
“谁？”那女人挑起眉头。
“他。”那中年干部回过头来：“你过来。”
我走上前去。
“跪下！”那女人厉声命令我。我扑通一声便跪下了。
“姓名？”
“唐浩。”
“年龄？”
“二十三岁。”
“犯的是什么罪？”
“我……”我困惑地望着押我到这里来的中年干部。
那中年干部瞪了我一眼：“问你呢？”
“我……”
那女人显然不耐烦了：“来人呐。”
恰在此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犯被拳脚相加地打进门来，门厅里顿时一片混乱。
“都跪下！脸冲墙跪下！”脖子下长着喉结的那个女人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你。”她冲我大声喊：“跟我来。”顺手将靠近楼梯的一扇门打开：“进去！”
我从此失去了自由。
那天晚上，我与二十多个鬼魅一样的人犯挤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了恐怖而漫长的一夜。从楼上不断传来人犯凄厉的惨叫声在时刻提醒着我，你要做好下地狱的心理准备。而且，再一想到那封信，想到毛宁读信时的样子，我的心更像刀割一样痛苦不堪。
我开始反省，追悔莫及地意识到，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可谓自作自受。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贤孙，在“**********”大破大立的日子里，竟然如此忘乎所以地上蹿下跳招摇过市，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绝对算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了。我后悔没听朱妈妈的话：“咱们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你也想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子夜时分，从楼上传来巨大的撞击声和随之而来的惨叫声。坐在我身旁的一个面色苍白的老人一刻不停地点着头：“我说，我说……”从他的耳郭里流出的鲜血，将他的脖子染成猩红。
第二天中午，在滂沱大雨之中，一辆卡车将关押在上海路五号里的所有人犯，都移押到友好广场附近的友好路一二四号一座七层建筑物里，我与其余九个人犯被关进了二号监室。
友好路一二四号是一座新近开辟的临时集中营。很显然，由于一个阶段以来，各单位送来的人犯太多，致使上海路五号人犯爆满，区革委会才另辟新址，以应对大批接受审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期间的敌对分子。
二号监室是一间阔约十六平方米的北屋。在人犯未到之前，这座楼的所有窗户，几乎都用钢板焊死了。这样既可以防范人犯逃跑，更可以杜绝人犯跳楼自杀。
友好路一二四号的举架很高，走廊很窄，自二楼至四楼走廊两侧的房间里，关押着各色人犯近百名。五楼为刑讯室，六楼为群专队员的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