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闪电般的无声的抢掠。马车上成筐成垛的时令蔬菜，几乎在绳子解开的第一时间，便被蜂拥而至的采购员们瓜分了，各方老大动作之敏捷，出手之果断，争夺之无情，让人目瞪口呆。其中仅有的两捆香菜被刀削脸以饿虎扑食之势抢到手里，清香的气息顿时挥洒着弥漫在安静的小街上。
一分钟后，像发起进攻时一样突然，掠夺骤然停息了。但见气喘吁吁的各位老大，每个人都抢到了十几筐青菜，而我于慌乱中只抢到两筐辣椒，我一下子傻眼了，要知道，医院里还有六七百张嘴等着开中午饭呢！
幸亏道里还留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各自为战互通有无。在我的再三央求下，刀削脸用两筐西红柿换了我一筐辣椒，东北大汉在抽了我一根红梅烟后，给了我一筐角瓜。瘸子最仗义，他把抢到手的四筐茄子硬是匀给了我两筐：“我老丈人在你们医院住院呢。”他帮我把菜筐搬到一起：“肺癌。没几天活头了。”
刀削脸两捆香菜的性价比极高，他轻易从各位老大那里换来五大筐时令蔬菜。
一周之后，瘸子的老丈人去世了。不久，我也从食堂调到医院总务科改作物资采购员了。
八十年代初，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几年了，但国家的经济形势依然十分困难。那时候的物资采购员，整天就像三孙子一样，出没在物资商场、金属材料仓库与木材公司销售科里。在计划经济依然故我的这一时期，卖方市场仍是大爷。采购员们每天进各家销售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先递上一根烟，然后再笑脸相陪地谈需求。一时间，大小销售人员的办公桌上，时常一摆就是十几根烟，看上去既奇特又滑稽。
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纷纷上马，计划经济下，物资紧张的矛盾日渐尖锐，一种叫“对缝儿”的黑市交易一时风行全国。连街头的妇女，退休的老人，一时间都在寻机加入“对缝儿”的行列。而那时最紧缺的莫过于麻袋、钢筋、煤炭、木材，甚至运输急需的列车车皮。行业腐败的问题日渐形成，那些一旦成功“对缝儿”的投机分子，挖到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
辽宁地区一直是计划经济的重灾区，辽宁地区的副食供应也一直很差。春节前夕，最让人关注的，就是贴在供销合作社门前节日期间供应通告了。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份份令后人无法想象的告示。其间不仅包含猪肉、冻鱼、白菜、萝卜，甚至连豆腐、白糖、碱面、肥皂、味素、蜡烛、火柴都一并包括其中。所有这些商品都需凭票定量供应。个别人家不慎将副食品券弄丢了，家中必如丧考妣大恸失声。
一九八三年秋，我与作家邓刚同船前往京唐。船到塘沽码头，人们下船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挤进道旁的副食品商店，先买半斤熟肉或几个猪蹄沿街饕餮，令当地人嗤之以鼻。
八十年代初，中国人民曾度过一段短暂却充满朝气及进取精神的黄金岁月。在“把‘****’十年的损失夺回来”的全社会的共同呼唤下，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中青年男女，纷纷或考上大学或拥进电大、夜大、工人大学、函授大学，等等，成人再教育的各种机构一时间如雨后春笋铺天盖地，成为社会时尚的唯一主旋律。一九八四年四月，我接到了辽宁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这个文学创作机构第一批作家班的学员。消息传来，母亲感到十分欣慰。
文学院的学制为两年脱产，校址在沈阳。不言而喻，在今后的两年里，家中所有的负担，都将落在淑玲一人的肩上。
我问她：“去不去？”
她瞪了我一眼：“这还用问？”
那是一个思想裂变的时代，三十多名全省各市推荐上来的在当地风头正旺的业余作者云集沈阳。其裂变程度可想而知。一群风流倜傥的中青年男女，开口萨特、尼采，闭口加西亚·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人手一本或《百年孤独》，或《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人们，大谈其意识流和黑色幽默。如果你不会背诵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简直就没有资格与我们坐在一起谈文学。在******的五彩旗帜下，在“文人无德”的口号声中，部分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在红杏出墙的那条小路上，“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地缠绵悱恻。而我却利用这一难得的创作机会，先后发表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四姐星》、《鹤翅》、《龙骨》、《冷口》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并于一九八五年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名业余作家。
在文学院的两年学习期间，我们系统进修了大学中文系本科所应修完的全部课程。而大量的业余时间，也成了学员们各自为之奋斗的自由天地。
在我刚进文学院时，朋友邓刚的一篇散文《唐浩这个人》发表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辽宁日报》的副刊上。散文的结尾处，邓刚写道：“……前两天，文学院的一位同志来信告诉我：唐浩现在雄心勃发！气势极盛，来文学院不到两个月，已经完成了两个短篇，还有一个中篇正在构思……我想，唐浩此时大概又在仙鹤起舞般地构思了，愿他飞得高。”
就在我列出七八篇中短篇小说创作计划，准备为之一搏时，那年秋天，《海燕》杂志社的沙仁昌老师来文学院组稿，他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知道了，大连电视台正在招募电视剧的责任编辑。
一生仙居在丹东凤凰山下的林和平，一直是我在文学院期间唯一的谈话对手。在之后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林和平创作了诸如《继父》、《女人一辈子》、《人活一张脸》﹑《血色残阳》﹑《风和日丽》、《小姨多鹤》等一大批深受国内观众喜爱的电视作品，我则成了他多部作品的责任编辑。
在文学院期间，我和林和平性情相投追求相似，文学内外无话不谈，可谓可以倾吐肺腑之言的挚友。在我不在文学院的日子里，我的来往信件全部由林和平收存。文学院几次搬家，林和平忠诚地替我整理好行李书籍。长此下去，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唐办主任”。
“老唐，你得为文学院毕业之后的下一步考虑了。”林和平小我八岁。说起话来却颇有老成持重之感：“能在结核医院当一辈子采购员吗？”
“我该如何？”我问和平。
“回去，托人找关系去电视台。”他断然地说。
“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我为难了。
“找沙仁昌去，他会有办法。”林和平绝不白给。
第二天中午，我就请假回大连了。
沙仁昌老师见到我后一愣：“你怎么回来了？”
“是你让我回来的。”我开玩笑说。
当他得知我想去电视台工作后，眉头立刻皱了起来：“难呐，你想想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又是工人编制。”说着，他摇了摇头：“除非找董部长，让他帮你说句话。”
“董部长？”我一时犯难了，“他在哪儿办公我都不知道。”
“走！”沙老师回身锁上门：“我带你去！”
这里说的董志正部长，是市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这是一位表情严肃、作风硬朗的党的文化宣传中级领导，我去辽宁文学院，就是经他同意推荐的。
在市委宣传部董部长的办公室里，沙仁昌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董部长，唐浩从文学院回来向您汇报来了。”
“坐坐坐！”董部长请我坐下，开始向我询问文学院的学习情况，我一一作答，却如坐针毡。
所有该说的都说完了，屋子里陡然静了下来。
“董部长，今天我回来，还有一件事情想求您。”我鼓足勇气，终于道出了此行的目的。
“什么事？”董部长望着我。我把我的请求向董部长说了。
“没有问题。”董部长听罢当即表示：“回去好好把书念好，文章写好。毕业后，我推荐你去电视台。”
我为难了：“董部长，从现在到毕业，还有一年半呢，我担心到时候，电视台的名额早就满了。”
“你想？”董部长问我。
“文学院我照常念着，但人事关系，是不是先……”
董部长沉思片刻：“你等一下。”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稿纸，开始低头疾书，我激动地望着他。
“这封信交给电视台的康心原台长。”他把那封信摊在我面前：“如若有问题，再来找我。”说罢他起身：“你今年多大了？”他问我。
“四十周岁。”我诚恳地说。
“去吧，如若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他又重复了一遍。
那是一封很长的推荐信，在信里，董部长提到近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中的成绩，同时着重提到我的工人编制问题。他写道：“至于工人编制问题，时间长了，自会适机解决，不必多虑。”一句话，董部长把所有预料中的困难都替我想到了。
该上山了。
我早就知道电视台在市中心绿山上，但来到山前，我却一时不知路在何方。我找到发射塔正下方的地震台，我决心从这里沿小路登到绿山峰顶去。
巍峨的白云从初秋湛蓝的天空中飘过，巨大的云影，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缓缓地移动。远处一艘白色的远洋货轮，刚刚绕过防波堤，驶向浩瀚的海洋。山风在呼啸，身上的汗水，在山风的吹拂下，显得凉爽而惬意。我一路艰难地攀登着，终于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山顶。
身旁不远处，就是电视台边界的铁丝网，向下看去，原来山后坡上有一条蜿蜒的公路，一路扶摇直奔电视台办公区。
我披荆斩棘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走到公路上。
突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我知道一起写小说的高满堂，一年前已经调到了这里，我与高满堂只在文联组织的一些座谈会上见过几面，彼此却陌生得甚至没有打过招呼。“文人相轻”毕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真不希望见到任何一个熟人，好在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加快步伐，心却冷静下来了。
最后一道弯路渐渐变直了，放眼望去，只见一个人正站在公路的尽头，于阳光下悠闲地散步。
“老唐，你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高满堂老远就认出了我。
我笑着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