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朱自清日记记载，1943年5月，闻一多曾约朱一起加入国民党，朱以未接到邀请为由拒绝了，闻也就此作罢。
******发表《中国之命运》后，闻一多对蒋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后来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1944年春夏之交，闻一多的一个参军的侄儿找上门来，哭着跪求闻救他一命。闻听他讲述了国民党军队中的贪污腐败、长官对士兵的种种虐待、士兵们的悲惨遭遇，气愤到了极点，联想到自己的所见所闻，心潮起伏，彻夜难眠。闻闭门谢客整整苦思七日，决定再不能对世事不闻不问。这年8月，闻在国民党第五军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中，面对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教授，拍案而起，说道：“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是年7月7日召开的七七纪念会上，闻一多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转向左翼阵营后，闻一多曾对人说：“你看到我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内容呢？”他想了想，用英文补充了一句“崇高的爱”又摇摇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
闻一多自信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老同学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乐呵呵地回答：“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抗日战争后期，来华美军不断增多，急需大批翻译人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昆明办翻译员训练班，学员为西南联大全体大四学生，教员亦从联大教授中聘请，闻一多也是其中之一。闻讲课时以《共产党宣言》为英汉互译教材，有人提出质疑，闻说道：“如果美国人要问起《共产党宣言》，翻译却不知道，那才让人笑话呢！”
闻一多、吴晗、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当时，许多反动组织贴出标语，称闻一多为闻一多夫，吴晗为吴晗诺夫，罗隆基为罗隆斯基。
闻一多曾想去延安看看，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闻一多对光未然抱怨道：“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顾虑多端！就想想办法，让我去看一眼嘛！”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事件。在教授会议上，当年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压制学生运动，当年反对学生运动的闻一多却支持学生运动，二人发生冲突。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有人知道的。……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怒斥国民党这是实行“黑色恐怖”。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当着冯友兰等人的面，痛骂******：“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闻一多不止一次骂******，据汪曾祺回忆：“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殉难
闻一多曾用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之句“应作云南望乡鬼”治一印，不料一印成谶。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挽死难学生的挽联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带着孩子们去拜祭死难学生，对孩子们说：“他们死得多么光荣！”后来，闻又与夫人一起再次前去拜祭。回家后，他对夫人说：“一个人像这样死，才真是光荣啊！”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关于闻一多的遇难这样记载：“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杀事招待新闻记者。会后闻一多同志偕其长公子闻立鹤于五时四十分离民主周刊社，回返西仓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约五分钟后南行于宿舍门口，即被暗伏之特务暴徒若干包围狙击，闻一多同志头部胸部满是弹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当场殒命；其长公子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一腿亦已折断，生命危殆。……闻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关门闭户，而行刺之后，暴徒复能扬长而去，无警宪追缉，此显系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已毫无分辩之余地。”
据闻一多长女闻铭回忆，某天，一个穿着灰色长袍、菜绿色的脸、留着长指甲的女特务，拿着一本圣经，闯进闻家，威胁道：“闻一多，你还不改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再不改悔你就命在旦夕了。”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离开了昆明。国民党特务当晚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听说后，当晚就要去看，家里人不允，怕晚上出事。结果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去了，到达时李公仆已经逝世，他抚尸恸哭。
7月15日，昆明****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坚持要参加大会。亲友一再劝阻，他毅然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以后还有谁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这日的报告会并未安排闻一多发言，但他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即席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时，那个女特务来了，扔下一封恐吓信，说是给闻一多父子的，他们已命在旦夕。
当闻一多在学生的簇拥下，从报告会上回到西仓坡的家时，家人紧紧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地。长女闻铭回忆：“他（闻一多）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说，你妈妈呢，你看我回来了，放心了吧。说完把拐杖往门上一挂，非常镇定。恐吓信他看了，看完便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
下午一点，闻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家人无法劝阻他，只能让闻立鹤护送父亲出门。往日还算热闹的西仓坡，此时变得寂静无人。
下午五点，闻立鹤到“民主周刊社”的门口去接父亲。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离闻家只有200多米，拐过一个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俩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眼看离家只有十几步的距离，西南联大宿舍院的大门近在咫尺，父子俩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闻铭回忆：“那时候为了调节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在陈达教授家跟他的小孩玩扑克。我母亲拿件毛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其实也心不在焉。这个时候，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阵枪响，有十几声，我们都听到。一听到枪响我们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亲她踉踉跄跄就跑，她身体心脏本来就挺弱的，有心脏病。我一边跑一边觉得腿就直往下跪。因为明知道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亲不放心，让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门一看，他们父子两个一横一竖倒在血泊里。”
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年仅18岁的闻立鹤在父亲中枪后，立即扑到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身中五枪，直到被打得从父亲身上滚落下来。闻立鹤记得，父亲满身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都打掉了……闻立鹤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腿部落下了残疾。闻一多却不幸遇难，年仅47岁。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追悼会，朱自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朱自清在详细叙述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后，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闻一多去世后，朱自清决定将闻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他在给学生王瑶的信中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仁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在朱的努力下，《闻一多全集》四卷出版。
赞誉
闻一多的学生李晓评价老师：“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原《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说：“闻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朴遇害后，他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下一个对象，依旧临危不惧且迎着敌人直冲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有着强烈的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梁实秋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
吴晗在《闻一多的道路》一书的序中写道：“其实，从历史的看法来说，一多先生也可以说并没有变。他一生都在追求美、真和善。”
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郭沫若评价闻一多：“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亡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臧克家为闻一多抱不平道：“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他深情地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