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应当听留居国外时间最长，最了解外国的人的言语，只有他们的观察，才能切中异国文化的腠理，不会只是浮光掠影的印象。
但是去书架上看一下，就可以发现，大部分游记类书籍，作者是到国外时间最短的人。
19世纪，中国（文）人刚开始有一两个人到欧美，西洋事事可令国人称奇，因此几乎每人都有一本欧游日记之类。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个出使西欧的使节，他的出使经历，每日记之，隔一段时间抄录寄回，由政府刻印，似乎是给所有官僚的公告。郭嵩焘作为中国理解世界的先行者，思想超前，他的观感发表方式也够“招摇”的，果然引出许多官僚攻击，轩然大波，无法再刊发。郭嵩焘解职归国后是否有日记不得而知，但是郭的旅中之记，成为他的传世之作。欲了解晚清思想者对西方林林总总事物的看法，此书是重要文献依据。
五四之后，中国文化似乎开放多了，中国读者对国外奇闻的饥渴却更强。因此，旅游欧美的作家，许多留下一本游记。有趣的是，作者似乎明白他们记的是走马观花流水账，因此均有前言后语向读者表示歉意。
郑振铎1927年欧游，他的《欧行日记》出版于1934年，致歉之语，读来像是嘲弄读者：“为了穷，有不得不卖稿之势。”朱自清1932年欧游，在《欧游杂记》中坦然声明，很多文字是从英文旅游指南上抄下来；王统照《欧游散记》1933年开明版，也说目游不知底细，匆匆无甚高论。
偏偏就是住得最长的人，不写国外生活；越留得长，越写得少。留学如旅游，蜻蜓点水般的徐志摩，写得最多。留学12年的陈寅恪，一个字没有写过国外生活。英国应当是老舍最有可写的地方，伦敦生活造就了这位中国现代大作家，但是以笔头快闻名的老先生，多年只写了一些零散篇章，从未成册。季羡林自1935至1945年，羁旅德国十年，二次大战的非常时期，观感应当最有意思。季先生文字等身 ，多年写此段经历只有九篇小文，直到1988年决心写自传，才添加一些，写了不厚的一本《留德十年》。
甚至同一位作者，似乎也是停留越长了解越多的地方，写得越少。康有为1904－1910年在欧洲，主要住在英国，以英国为出发基地在欧洲广为游历，已经拟下的标题《欧洲十一国游记》，只写了法兰西意大利二篇；1922年瞿秋白作为新闻记者到苏俄，写了《俄乡记程》，等到他长住莫斯科，就一无所记；1931年朱自清由清华大学特准欧游，在英国住了七个月，在欧陆旅游四个月。欧陆之游，回国时在船上就已写出（看来一月之船程是写作良机，当代航空旅行夺走了多少好游记）。原准备英国单写一本，因为住得长，“该可以写得详尽些”。结果只写了九篇小文，无法成书。到1943年，知道不会再添加，在昆明合成一小薄本。
五六十年代，只有特准的代表团与使馆人员才有出国机会，使馆人员不写，只有代表团写。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却依然是短写长不写。
到了八九十年代，又复如此：几乎所有的游记，全是短期旅行的非海外作家写的。冯骥才写游记《美国是个裸体》，不知为何他认为全世界最爱脱衣的是美国人。张洁《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其实应当题为《一个中国女人过欧洲》。王蒙的书名更为异国情调《在翡冷翠即佛罗伦萨一个著名餐馆吃夜饭的经历》，21字，创中国现代文学标题之最。
或许读者想读的，不完全是异乡事，而是名人如何看异乡事。如果不是康梁所游，不是朱郑所作，不是王蒙张洁冯骥才所作，就不会有多少读者：读者就是要看他们如何跑马过花市，如何伏鞍采花。说游记之作大都为非寓居作家所写，也是因为60年代之前，中国作家几乎没有异国寓居者。朱自清旅欧不断有所记，因为《中学生》杂志等着每期刊用，甚至开明书店“已经在随排随等”急着出书。
“新时期”以来，80年代在国内文化界出名的人，有相当大比例寓居海外。一个没有料到的结果，就是与国内读书界两相淡漠：近年大陆文化变化太快，寓居海外者实际上不再参与。双向选择，各自相忘于江湖：寓居国外者，不能靠在国内发表过日子，只能有闲时，偶尔技痒写一二篇，往往以怀旧思乡写中国旧事者为多。即使如今电子信，传真一点即到，交流不可谓不方便，依然有个与国内出版界文学界联系不多“感情”不深的问题。我没有听说过寓居的海外作家有边发排边等稿的好事。
甚至，虚构作品，以海外为背景的也是只见过一眼，异国的作家，来得快来得“深切”，冯骥才长篇小说《雾中人》，不知为何他至今认为伦敦裹在沉沉浓雾之中；王蒙1981年有中篇《轮下》，写一个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日渐沉沦，最后丧于轮下。此可谓“大陆留学生文学”第一篇，那时王蒙恐怕只有一个月旅美印象。柯岩《他乡明月》，是一部结结实实的长篇，柯岩自然没有在西方长住过。这么看来，写小说，“典型环境”，是最无所谓的事。
回到标题，听谁讲述异国异事，异国风调呢？
说到这里，结论已经太明显。各时期的原因可能不同，规律依旧，想必里面有道理。这规律就是：留得越长，写的越少，了解越多，越难落笔。而读者也满足于读读“旅游文学”。
当然，如果寓居作家文笔不亚于国内作家，一旦执笔，其深度就不是观光客所能企及。龙应台的散文，邱妙津的笔记，曹桂林的《中国人在纽约》都是佳例。写当前中国人在西方的经验状态，应当推几个留学生作家最为深刻：白广、严力、石涛等人的小说，严歌苓、王瑞云等人的散文。但是偏偏海外作家很少有执笔之念。除了国内无人等着出版等实际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感觉已经不再新鲜刺激。海外作家一旦技痒，坐下来写的往往是怀乡思旧，国内旧事。偶然看到寓居海外作家写的游记，往往是从所居地出门旅游，写异乡的异乡。
过了感觉新鲜期，写作冲动就成了淡淡的回忆。面对伦敦塔而居十年，你也会忘记销魂断头于此的无数英雄美人，甚至看不见这古建筑特有的魅力。你就只能让那个参观了十分钟的人给中国读者讲伦敦塔的故事，而你放下笔，无奈地注视古老石墙上的苔藓，想起江南小镇渡口的石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