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不健康发展给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中苏两党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微妙的攀比情绪，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一开始就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势头，苏联领导人赶超英美的思想和赶超目标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中苏矛盾的加剧，更刺激了中国生产领域急躁冒进的态势的发展，而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运动的指责反而更坚定了中共领导人坚持“大跃进”的决心，在此问题上的攻击与反攻击，成为两党斗争的焦点之一，对两党两国关系起到了破坏性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阐述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看法时，毛泽东将其与赫鲁晓夫的攻击联系起来，加上林彪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苏），最后被自然地指控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估计，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因外交而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沉痛教训。但是事情并没有终止。
中苏论战过程中，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同意识形态的争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不仅使问题复杂化，而且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苏的“笔墨官司”结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中断了。
邓小平在检讨中苏论战时坦承“说了很多空话”、“无非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别人的是非”。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是，他在论战时创造的许多言论和战斗性很强的口号，在“文革”时被别人利用来攻击自己，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引起邓小平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反思，对毛泽东与苏联关系上的随意性的反思。从“一边倒”到“一条线”战略，就当时的条件和政治氛围说，党内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决策机制不健全，缺乏合理的必要的立法程序，毛泽东的个人决定轻易地就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缺乏论证和科学性，存在随个人的情绪好恶将国家关系个人化现象。可以说，中苏关系的教训是邓小平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的最典型的教材。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文革”结束以后日渐成熟起来，明确提出了国家利益概念。他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敌对、对立、分歧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区分开来，一切外交的活动都围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总目标。所以，邓小平在对苏关系上，继承了毛泽东的反霸权主义原则又有超越，即反对霸权主义是坚持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手段，不是中国的最高利益所在，不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承担过多甚至不必要的义务和负担。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原则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的现代化，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国的最大的政治，必须每天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分散精力，国内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外交上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反苏反修的革命斗争而进行了。各项工作包括外交工作，都必须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可以说，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的外交实力论，体现了国家利益观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
再者，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方法可以采取多种方式。1978年以后，邓小平虽然一直提反对霸权主义，但一次也没有重复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观点。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力量不够，不能锋芒太露，不当头。
为此，中国果断放弃70年代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因为它与“一边倒”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中国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以苏划线的偏向，使中国同很多国家的关系长期僵化，也有损中国的外交形象。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独立判断和决定态度政策。中共十二大开幕词宣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终止了同苏联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消除障碍。在团结亚、非、拉国家反霸问题上，改变了过去“以苏划线”的做法，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经济上也改变了单纯援助的做法，除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外，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原则，大力发展了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步，又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对苏政策的一大成功的调整。
同时，邓小平对苏关系上的超越意识形态原则还正确地对待了国际主义的问题。在以苏联为中心时期，国际主义成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借口，成为苏联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种幌子。国际主义最大的误点在于把抽象的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要求牺牲一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去满足某种所谓的国际利益。但是，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与国际利益是一致的。
（三）
邓小平基于对世界和平发展大趋势的宏观把握，在外交上对国家利益内涵的准确定位，开始了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新阶段，避免与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敌对状态，尽量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使中国有更大的空间和更灵活的机会，重新确定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关系，改善和推动了中苏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这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积极倡导国际裁军，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大幅度裁减军备，并且决定我国率先裁减100万军队员额，把大量军工生产改为民用生产，把军用铁路、港口、机场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实践证明，邓小平在裁减军备方面的看法和做法，一方面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作出了表率，特别有利于苏联放弃对华戒备心理，有利于改善中苏关系，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减少了军备开支，推动了经济建设，这种灵活的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可以说在对苏关系上取得了双赢的效果，是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也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
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地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当国家主权面临外来威胁时，中国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以保证不受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所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要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这是中苏关系缓和的前提。为此，双方共举行了12轮磋商。邓小平指导着谈判的每个细节，在此原则上毫不放松，还通过内部外交渠道给戈尔巴乔夫送口信，表示：如果中苏双方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意打破不再出国访问的决定，到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双方打破坚冰，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对戈尔巴乔夫接待礼仪，邓小平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①。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中苏关系面临向中俄关系的过渡。
此前，在认识到苏联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进一步保持和发展来之不易的中苏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①其后的中俄关系，没有因为俄社会制度的剧变而出现困难，甚至发生对抗，而是继续得到了发展。俄罗斯宣布独立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承认俄联邦及其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后来又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接触，中俄关系不但继承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中苏关系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继续平稳发展，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中国领导核心也顺利地由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并继承了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所以中俄关系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出现停滞，而是在中苏关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邓小平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第一次基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外交战略，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体系当中，国家利益是最高准则。纵观苏联与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恩怨，十年蜜月（1949-1959），十年论战（1959-1969），十年对抗（1969-1979），十年谈判（1979-1989），这期间的风风雨雨，既是对两国决策者智慧和胆略的考验，也是对两国外交政策的检验。邓小平在对苏（俄）关系上的国家利益观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实力，超越反对霸权主义，超越意识形态（外交关系中的国家利益非意识形态化），原则性与灵活性一致，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等，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坚持的外交原则。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
和平是邓小平外交战略和策略的鲜明特征
陈国民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对总的国际局势一系列原则、政策构成的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原则、战略构想等。如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述，关于解决南北矛盾、加强南北合作的论述，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的论述，关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论述，以及“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构想等。邓小平外交策略思想是邓小平处理对外问题时一系列方法、措施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如“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类的办法等。
一、和平体现在外交战略的制定上，邓小平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论断，随后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战略都打上了和平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