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们发现铁、铜、银、金等金属适用于作货币。这样就改变了交易的方法，从物物交换变成了使用货币的买卖；而货币本身是可以无限制的获得和积聚的，于是人们就贪婪地聚敛财富，以至致富成为人生的最后目的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了评价：“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能够看到，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是抽象的人类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正因为亚里士多德尊重经验事实，所以他能看到一些他同时代的人还不能看到的真理；然而他又受到他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局限性除了由历史条件的限制外，还有认识上的原因。他区分事物在使用中的价值和在交换中的价值，目的是为了贬斥商业。他认为商业不是为实用而交换，而是为了钱而交换，这容易造成人的不诚实，使人堕落。他认为商业是获得财富的一种方式，但那不是自然的方式，为钱而交换不是家庭应从事的。在这种不自然的交换方式中，最坏的是放高利贷，因为钱在这里不是用来作其原来的目的（交换），而是用于一种聚敛财富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是当时希腊人反对贸易、追求清高的心态的反映。
3几种政体的比较
城邦是公民的集合体。什么是公民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就是“享有司法职能和政府职能的人”。（《政治学》）城邦的事务由它的公民直接管理，公民都是国家的公民大会或协商机关的一员，他有权参与管理城邦的财政、军事和法律等事务。
一个公民权力的多少和大小依赖于城邦所采用的政体，不同的政制把立法和决定国事的权力交给不同的人或机关。亚里士多德广泛收集了当时希腊各城邦的政制，共有158个之多，并对它们作出了详细的分析。正是通过对各种政制的分析，他将政体分为六类：1.君主制，2.贵族制，3.共和制，4.民主制，5.寡头制，6.僭主制。亚里士多德将这六种政体分为两类：前三种是一类，他认为它们都是好的、正常的、理想的政体；后三种是另一类，都是坏的、变态的，也是现实的政体。每一类中之所以会区别为三种，是因为统治者人数不同：君主制和僭主制是由一人或两人统治的，贵族制和寡头制是由少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和民主制是由多数人统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一个人的能力超过其他所有人时，就自然产生君主制。君主制就是由古代的民族部落的酋长、军事首领或人民选举出来的一个或两个领袖进行统治。他认为如果真能有这样一个超群拔类的人物来当统治者，可能是最好的政体，“当整个一个家族或者个人其才德超群出众，远在他人之上时，那么，这个家族或这个人成为统治一切的王室或君主就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学》）但这种情况不多见。他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由一个人来统治，难免发生错误，特别是由他终身任职，并由他的子孙来世袭，便很容易成为它的变态——僭主制，也即专制暴君的统治。当少数人的能力超过所有其他人因而他们成了统治者时，就产生贵族制。当所有公民的长处大致不相上下时，就产生共和制。当无财产的群众和自由民掌握国家领导权时，就产生民主制，“大多数人的观点而不是少数贤良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尽管大多数人中每一个都很平庸，但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观点——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集体，正如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政治学》）当少数天才的富人和贵族统治国家时，就产生了寡头制。当单独一个人依靠武装力量拥立自己为专制暴君时，就产生僭主制。
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亚里士多德对最佳国家的描述也是以希腊的城邦共和政体当时的现状为根据。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希腊的城邦才存在着可能把自由和城邦的秩序结合起来的条件，只有在希腊才能从英雄时代找到君主政体存在的可能。但他又认为，当时个人不可能上升到君临一切人的地位，不会是全体人民都心甘情愿地忍受他那唯我独尊的统治。当时希腊每个城邦都有少数几家有财有势的贵族，城邦政权往往被他们掌握。贵族是高贵的出身门第，他们的子弟可以世袭。但是，亚里士多德设想的贵族政体，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政体。他反复强调的是由少数有治国才德的贵族来统治城邦，这才是他所理想的贵族政体。在这点上，他理想的政体与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也知道这不过只是幻想，在现实生活中理想的贵族政体并不存在，那些执政的少数贵族实际上并没什么治国才能，所以这种政体只能是寡头政体。
共和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设想，就是由大多数人（奴隶除外）统治。如果能制定出好的宪法，按照宪法行事，那是理想的共和制。他说，既然共和制是多数人的统治，就应重视平等和自由的原则。所谓平等，就是人人都一样有当统治者的权利；所谓自由，就是人人都能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共和制在宪法上就要规定：让人民轮流统治，不能有终身制，官吏的任期要短，而且无论是议决国家大事，还是进行审判，都应该对人民公开。他认为，这种理想的共和制在现实中也不存在，宪法往往被破坏，所谓的共和制，只能有名无实。叫共和制的政体实际上是当时希腊存在的民主制，民主制是共和制的变态。
4国家及职能
什么是国家，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当然不大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抗，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必然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为了使阶级冲突得到控制，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建立统治秩序，这就产生了国家。国家的产生，使阶级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社会集团的最高形式，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自足的社会，其存在不只是在于提供生活上之基本必需品，而且是要提供好的生活。它不同于联盟，因为它有一个道德目标，追求整体社会的善，而联盟存在只是为了互相保护。它又与一个联邦不同，因为联邦是一组大小不定的种族的结合。他说，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大自然首先使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家庭发展为村社，若干村社结合成一个城邦社会，完善的社会就是国家。它的宗旨不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抵御外敌和保护生命，它的职责是让公民们在一种完善的共同生活中过幸福生活。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教育年轻人具有美德。他说，在最好的国家里，军人是年轻人，年轻人作为被统治者不易动怒。他们知道在他们达到合适的年龄时自己也会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在他讲到统治阶级如何被教育时，说主要是向年轻人灌输服从的思想，要想命令别人则自己首先要学会如何服从命令。
关于国家的构成，他认为，第一，国家需要食物，因此要有农人从事农业生产；第二，国家需要制造物品，故工匠、艺匠必须存在；第三，贸易是必要的，因此要有商人照顾国家的经济交易生活；第四，国家需要军人，和平比战争好，但如果有外族侵略，则需军队抵抗，国家必须维护其安全并防止外来及自己内部的相互攻击；第五，国家需要一些穷困的人、有钱的人、一些生活环境很好的市民；第六，必须有教士以便主持宗教仪式；第七，国家最需要的是有人负责经营及法律事务，即有统治者。此外，必须有奴隶。
看来，国家有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职务如何划分呢？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有一个以上的职务。在最好的国家中，市民不能既是农人，又是工匠，又是商人。这些职务并不等于是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是在实施及发展道德及智慧德性时获得的安逸。至于军人、统治者及教士，这三项可以由同样的人做，但不能同时执行这些职务。国家需要军人的体力，而统治国家要靠智慧，这些智慧要在体力高峰过后才获得。亚里士多德假设市民要成为国家的财产的拥有者，将先为军人，然后做统治者，到晚年再做教士。
在市民与非市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最好有一个分界，后者包括农人、工艺匠及商人，当然奴隶也在内，这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自然及艺术界，低级存在是为高级的存在而存在，高级的存在是拥有理性的原则。就个人的情况而言也是一样，灵魂可以分为理性及非理性部门，身体的存在是为了灵魂的存在。国家的情况亦然，国家的必要条件及实际部门的存在是为了好的生活。所谓好，是指市民能过着有道德及具智慧德性的生活。
5法治思想
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是人治好，还是法制好的问题，对此他采取了两分法：一方面，政治是复杂的，常常会发生变化，只有人才能随机应变去处理，如果死守法律条文而不知变通，有时就行不通，所以在坚持法律的前提下，要重视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毕竟有情感和欲望，如果单凭人的统治，很容易由感情和欲望用事，从而产生种种弊端。理想的是应根据理性，衡量利害，认清正义与非正义，制定法律，对统治者加以限制。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他又提出不能搞终身制，不能世袭制，而是要由法律规定统治者的任期，任期不能太长，让大多数人轮流执政。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共和制，只要能根据理性行事，按法律办事，就都是好的政体。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政体，只存在变态的政体，即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当时的希腊，特别是在民主制下，常常被少数野心家用不正当的方式篡夺僭取了政权，中文译为“僭主”。当时有些统治者的权力不是僭夺来的，而是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城邦，当了统治者，这就不能称为僭主。僭主制与寡头制是不可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重点讨论的是民主制和寡头制。
关于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实质是穷人执政还是富人执政的对立。在现实政体中，他说究竟应采用哪种，应根据各城邦的具体情况来定。但他还是比较倾向民主制。他认为，由多数人统治终究比少数人统治好，少数人无论多么贤明，知识总是有限，看问题不全面，而多数人，有人看到这点，有人看到那点，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便可超过少数贤明之人，而且少数人的贤明，也是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多数人的优点。在现实中，在各城邦中，穷人总是多数，穷人执政是民主制，所以他认为变态的三种政体中以民主制为好。
接着他讲了民主制的许多优点：民主制有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几个人当永久的统治者，而是轮流执政，人人有当权的机会。民主制，担任公职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即使有也是很低的；官吏由选举或抽签担任，任期短，不得连任，这样就废除了终身制。当然，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论述，在实际生活中，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大部分时间还是得去从事体力劳动，并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去参与政治事务。平静的生活使大家都愿意依法办事，社会比较稳定；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关心政治，统治权实际上又落在少数人手里。为了让穷人多参与政治事务，有些城邦规定了津贴制度，对穷人参政或担任公职给予补贴，对富人不参加公民大会则处以罚金。同时，他也指出了民主制的缺点：主要是它容易受少数人操纵利用，少数人利用多数人无暇顾及政治之机，做出一些错误决定。另外，民主制过多地判处罚金，也侵犯了富人的利益，激化了矛盾，使富人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制，恢复寡头制乃至僭主制。
对这种矛盾，亚里士多德采取调和的办法，他劝告富人要照顾穷人的利益，穷人要顾及富人的利益，不要彼此伤害太深。这时，他在政治领域又用了在伦理道德中采取的中庸说，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具体办法就是由中产阶级执政。中产阶级既不过富，又不太穷，正好适中。人一有钱有势，就好发号施令，不愿服从统治；太穷又容易自卑，所以由这两类人统治都不好。中产阶级正好克服了上述两种人的缺点，而且人数多，力量强大，能实现统治，他们又没有野心，可以避免党派之争。现实又告诉亚里士多德，在希腊，由中产阶级统治的城邦并不多，大多数城邦不是由富人统治的寡头制，就是由穷人统治的民主制。原因是城邦中不是富人占优势，就是穷人占优势，中产阶级并不占优势。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政治理论是过分理想化了，但其积极方面是要肯定的，首先，国家概念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特别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体之善，而不是只顾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不能不是积极的思想。此外，他将政治集团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个人的幸福，亦有可取之处。他的政治学说，重视分析实际经验，概括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结论，提出一些时至今日仍可给人以启发的思想。尽管他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讨论方法上的确有着他人不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