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是中国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国人言之，不必说“中国”二字，大家已可了解。这样讲，“国文”二字所以与他国蟹行文字别，与国医、国骂、国食义重在国字同。所以怎样才像中国人的文章，便就是国文，反是便不是国文。比如冯玉祥从前通电，骂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我们便觉得这不是国文，因为太不像中国人的说话，不合中国通电体裁。
张学良下野通电，“有生之日即报国之年”，我们读来，很像中国人的话，便是得体国文。
尝谓中文之所谓“通”，便是西文之所谓idiomatic，通非通，乃合语言习惯问题，而非文法问题。凡合中国语法，或语言习惯者皆谓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虽无主语，然既合语言习惯，便可谓之通。又如魏国公太师秦桧割地通和时，作一篇赦河南州军文，末述大金功德，兀突认为国文不通，桧乃令程克俊为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于是兀突认为这是很通的国文，因为曰仁曰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国语言习惯。
一国文字，为一国文化精英所寄托，所以各能表现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因为特别关系，读书成为特种阶级的专利，所以文章益趋巧妙，而所谓文章之含义，尤为特别，大概有黼黻文章之意，有条理，有文采的，才称为文。故“文章”
二字，惟中国有之，西文Belles Iettres去文章之义尚远。比如“不抵抗”，便有白话，“长期抵抗”，便有文采，是文章；“不攘外”，便有白话，“先安内”便有文采，是文章。这种国文，都是蟹行文字所无。至于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师出有名”，或吊民，或伐罪，当出师表做好时，如能文从字顺，辞达义安，文人便大家争相传诵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唯一些不知文章义法的平民而已。
兹举国文作法须知三点：
（一）曲达。孟子言“辞达而已”，自为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仅可为贤圣上智言之。因为达固妙，然吾辈既非贤圣，所欲达之言，也许平平而已，故必须加以文采。于是荀子进一步，主张“曲得所谓”。《非相篇》说：“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
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实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是非非明，是是非非明，便无曲得所谓之妙，所以终身为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纳”的文章的。
（二）吞吐。野蛮人打仗，擒一个，吃一个，向无所谓欲擒故纵，于是永远享不到七擒孟获的荣耀。在打仗之擒纵术，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术。上引冯玉祥含血喷人锋芒太露的话，论者以为欠涵养。冯氏至此吃其亏，乃不知吞吐所致。尽言招过，古有明训。故善行文者必不尽言，留个半截，为将来见面余地。故行文须多用“然而”、“则亦”、“假如”、“亦可”等字样。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将来享用无穷，是为君子。
（三）轻松。行文忌急，忌露，忌冲口而出，上端已经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养性，读万卷书，胸怀豁达，是谓之涵养。言者心声而已，所以要做中国人文章，必先有中国人心地。故行文首须养生，饲鹅种菊，观云赏月，心地轻松，然后自我观之，世事如浮云，收回东北固好，奉送四省亦无妨。至此境地，然后轻舒皓腕，聊搦管城，于拇指与中指之间，不疾不迟，不重不轻，靠毛笔与白纸之接触，静悄悄的一字一字写出，如隔岸观火，评论是非，辩而不争，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适，毋必，似战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读之虽悲壮，右派读之亦温和，再引一两句王阳明“治心”做点缀，也就十分古雅。
三法：曲达又可称烘云托月法，吞吐又可称龙翻风舞法，轻松又可称隔岸观火法。三法功夫炼到，便成中国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