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新和王勇峰这样苦苦地行进了整整6个小时，大缓坡的尽头总算是出现在眼前。这时，他们发现来到了海拔5300米、厄尔布鲁士峰一、二峰之间的鞍部。此时的李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王勇峰担心的事发生了：李致新出现极度疲劳症状。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急剧降低而死亡。王勇峰给李致新做工作，希望他不要在这里睡觉，而他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
李致新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不睡觉。无奈之下，王勇峰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穿着他俩所有保暖衣服的李致新睡着了。王勇峰每隔5分钟摇摇他，以防他睡过去。
望着躺在雪地上昏睡的李致新，王勇峰不由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致新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去，该怎么办？他不敢想下去，开始感到恐惧。
他们约定的20分钟的睡觉时间一到，王勇峰就立即叫起了李致新，并问感觉如何。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王勇峰没有同意，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就在他们为下撤感到发愁之时，一名韩国队员赶到这里。王勇峰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训练高山适应能力吗？看到王勇峰的不解，韩国队员告诉王勇峰，由于李致新和王勇峰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王勇峰心里算是有了点儿底，李致新真的走不动，还可请韩国队员帮忙。看到李致新疲劳的样子，这名韩国队员对王勇峰说：“让李先生休息，咱俩登顶。”王勇峰一听这话，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一看王勇峰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王勇峰和李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李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尔布鲁士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李致新建议王勇峰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处等着他们回来。王勇峰没同意，心想：我登顶回来了，致新就会在这里就会冻成硬棍儿。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我怎能撇下他自己去登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有些难过和失望，但看到此时的致新已脱离危险境地，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看着对方陷入困境而离他而去的。真正的朋友，会坚持与朋友共度难关。
就在王勇峰继续做着下撤的准备时，李致新对王勇峰说，“我现在感觉好点了，咱们是不是再往上走走？”此时此刻，王勇峰已经没有了登顶的雄心，他心想，只要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那就谢天谢地了。可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他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继续向上迈去。
从他们向顶峰冲刺开始，他们遇到了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难地段——从5300米处至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大坡，30度的坡对登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李致新这一折腾，王勇峰也开感到疲劳。让李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大可能，和他们一起走的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从4200米开路到这儿已消耗了王勇峰大部分体力，再从这里开路到顶峰已不可能。若奇迹不出现，登顶的希望几乎没有了。
如果我们不能克服急躁冒进的想法，那么，就可能陷入骑虎难下之势。继续向前，能力不支，选择后退，困难重重。所以，做事情还是需要探索一个恰当的节奏，如果节奏太强了，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最终就会陷自己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地。
4.死亡线上的转机
自1983年开始登山以来，王勇峰和李致新经过了无数次的合作，每一次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于是，他们被登山界誉为“双子星”、“登山福将”。
每当他们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他们一把。
不久，在他们前面不远处出现的两位“苏联老大哥”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果老大哥能把最后的300米路踩出来，他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李致新和王勇峰的狼狈样儿，苏联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
我们的精力往往耗在了寻找道路上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那么，我们取得成功就容易多了。
这样，踩着这两位“苏联老大哥”踏出的脚印，李致新和王勇峰一步步开始向顶峰迈进。大坡终于到了尽头，顶峰就近在眼前，李致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
当一个人充满希望时，其潜就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1997年6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6分，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王勇峰用手中的摄像机把李致新和两名俄国人、一名韩国人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的情景记录了下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登上这座高峰的。能让五星红旗在七大洲最高峰上飘扬，是我作为一个登山队员最大的幸福。我要为此而努力，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壮举。我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极顶上，看到李致新泪流满面硬咽着说这番话的时候，手拿摄像机的王勇峰禁不住心头一热……
李致新显然经过了一场生死之劫。在我们指责他们的急躁冒进之时，我们不能不深深地被他们的信心和勇气所征服。面对最强烈的动机，死神也会望而却步。
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厄尔布鲁士峰之行结束了，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很快过去了。王勇峰和致新又回到了茫茫人海之中，除了和常人一样的生活外，又开始为他们的第六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之行寻找赞助，进行准备。在非洲之行中，不知又有什么惊险、刺激在等着他们。登厄尔布鲁士峰的经验告诉李致新和王勇峰：任何一个登山者都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辉煌而轻视我们必须面临的新的困难，任何轻视困难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不必要的惨重代价。
十一、从未熄灭的热情——查亚峰的洗礼
1.最后一搏
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位于印尼最迷人最偏远的角落——依利安查亚省的南纬4度东经137度，海拔5030米。为了探访它，无数人都经历了等待之苦。第一个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目标的加拿大人马罗曾为查亚等待了17个月，并且两次前往依利安查亚。而李致新和王勇峰为了这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更是努力了近两年的时间。
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那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最容易受挫，一遇困难和挫折就退缩，结果在困难打倒自己之前，自己先把自己打倒了。欲速则不达，当我们有了从长计议的心理准备以后，就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智。
就在李致新、王勇峰为继续为最后一座山峰——查亚峰寻求经济资助的时候，香港同胞钟建民已经成功地登上查亚峰。至此，钟建民已经完成了七大峰中的六座，而当李致新、王勇峰出发的时候，钟建民已经在珠穆朗玛峰进行自己的最后一搏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取道新加坡前往雅加达。在新加坡机场，朋友艾达接他们的时候，看着小山一样的行李，艾达惊讶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从北京机场出发时，李致新和王勇峰的行李一共185公斤，超重了80公斤，按照国航的规定，需要补交超重费8000元，几经交涉，他们还是补交了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托运行李共有9件，4个驮包，3个箱子，每人还有背包，另外还有摄影包。
经过这一折腾，加上艾达的劝告，李致新和王勇峰开始琢磨怎么精简行李。他们的行李中共有个人装备28种，集体装备16种，哪些可以精简，还真让人拿不定主意，因为缺了哪样都可能事关最后的成败。
反复琢磨以后，他们觉得能扔的只有那30公斤雨衣（1998年，在非洲乞力马扎罗经历的那场大雨还让他们感到后怕，天津的赞助商泰达公司听说以后，就特制了200件厚厚实实的雨衣作为礼物。）和食品。
在新轻装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5点，他们就要出发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竟没有一点困意。
在雅加达，李致新曾拎着一条湿毛巾和王勇峰开玩笑：“谁让你弄湿的？这怎么减分量呀？”
返回后，在香港过境安检的时候，李致新故作轻松地把包背上肩的时候，人险些被掀翻在地。有谁知道，资金的缺乏让中国登山家付出了许多。回来时，为了省钱，王勇峰把岩石标本全装进了自己的背包。
面临这最后一座山峰——查亚峰，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没有了乞力马扎罗的那种低落，也没有了厄尔布鲁士的那种焦虑，明显很轻松了。毕竟，11年的努力马上就要到终点了。这次出发前，王勇峰特意又穿上了1993年登珠穆朗玛峰时穿的那件T恤，上面写着：百战百胜。
其实，对于大多数山峰来说，真正的攀登就是那么几天的事儿，即使是攀登珠穆朗玛峰，打通路线之后，也不过三五天就上去了。但之前的准备却是那么的漫长和细微，拿错一双袜子也可以断送你三五年的准备。
其实，何止登山如此，做其他任何事情不都是如此么？一个人，一生中的辉煌时刻屈指可数，但为了这屈指可数的辉煌，人们需要付出多少准备。
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李致新、王勇峰的敬重，来自于他们十几年坚定不移的信念，并非仅仅来自于他们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业绩。对于中国登山家来说，很多困难都双倍于甚至多倍于国外登山家，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等待，而在这种等待中，他们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们的理想从未放弃。
坚持可以创造辉煌，坚持可以创造奇迹。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缺乏耐心，浅尝辄止，一遇到不顺利，立即退缩，或改变主意。结果努力没少付出，却总不能如愿。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2.在专业和业余之间只有忍受力的区别
1999年6月21日，也就是在李致新和王勇峰离开北京8天以后，他们到达了海拔4023米的查亚峰大本营。
扎下营地以后，他们就顺着印尼向导指引的主峰方向，开始了适应性训练。
黄昏时，他们回到营地，却听说他们的装备还没有运上来，原来，山下的背夫在闹罢工。在这里，寻找背夫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不适于高山行走，他们的行装还要分装成15公斤一个的小包背夫才肯背，当然，这样能给更多的人挣钱机会。到晚上8点钟时，李致新、王勇峰他们四个人只有一条睡袋和随身背上来的东西，一直到晚上9点钟，印尼登山协会的几个人才自己背上来几件行李。
这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高山反应，头疼，睡不着觉。印尼队的帐篷里一直有人在喊叫。中国队这边只有张伟反应良好，吃得香，睡得好。这再一次印证了王勇峰的那句话，在高山反应面前，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只是一个承受力和忍受力的区别。
事实上，遇到困难时，年轻人与那些经历丰富的人是平等的，都会感到压力和艰难，他们的区别也正像专业登山者与业余登山者面对高山反应一样，只是承受力和忍受力的区别。
李致新这次的反应非常明显，直到撤营时，他还无法睡觉，在山上的四天里，他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四天里，体重一共下降了4公斤。
6月22日，所有的人在附近继续进行适应性训练，并在海拔4200米的山脚下修建了一个过渡营地，留了一些装备在那里，准备第二天的登顶。
3.冒险出发
1999年6月23日凌晨4点，李致新和王勇峰按照他们的计划准时出发了。
由于昨天夜里刮了一夜的风，所以，这时的天气出奇地好，繁星满天，甚至不用头灯就能辨认灰白色的山中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