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郑渊洁是一位实力派的作家。2008中国作家富豪榜中，郑渊洁这位“童话大王”凭1100万的版税收入排名第二。他的《皮皮鲁总动员》在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击败了长期霸占首位的《哈利·波特》。那么，这位影响了两三代中国儿童的“老顽童”是如何开始他的创作之路的呢？
郑渊洁写作文是从二年级开始的，有一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人们的观念是：一个人要想有出息，就得从小立下远大志向。一般同学写的是长大当科学家、工程师、老师……就他写了个《我想当一名掏粪工》。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上课时，老师把他叫上讲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的那篇文章很特别，我把它推荐到校刊上，发表了。现在，你可以免费领两本，其他同学交一毛八买一本。”这件事给了郑渊洁极大地鼓舞，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作文写得最好的人。
在央视的“咏乐汇”上，李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作文？他说，当时就想尝试一下和别人不一样，而那时候全国都在宣传一个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他就这么写了。至于为什么要别出心裁，他说，这要感谢他的妈妈。他妈妈不太会讲故事，但有一个故事是经常给他讲的：一天，森林里发洪水，大家要跑到对岸安全的山上。河上只有两座桥，一座坚固的大桥和一座独木桥。除了一只山羊选择走独木桥，其他动物都挤到那座大桥上。大桥不堪重负，倒塌了，而选择走独木桥的山羊存活了下来。这个故事告诉他，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与众不同，这成为他一生的指引。
在他读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一道作文题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主题是要催人奋进。而他却一定要将题目改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这在现代的教学眼光来看是逆向思维，无可厚非，但那次，他的作文非但没有得到表扬，还被老师狠狠惩罚了一顿，气愤不过的他在课堂上发泄了自己的满腔怒火，他也因此被赶出了校园，再也没有去上学。后来他为此事真心地向老师道了歉，但他特立独行、敢于创新的文风从此变得更加没有约束。
1977年恢复高考，周围的同学都去考大学了，他也想去。但他妈妈反对，理由还是——要走自己的“独木桥”！
1984年，他的童话创作已渐入佳境。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某某杂志因为登了他的作品而销量激增，他打电话去想请杂志社增加稿酬。但杂志社回绝了他——“郑渊洁，你凭什么说我们杂志的销量增加是因为你的文章？”是啊，一本杂志的文章那么多，作者那么多，凭什么是他的作品让销量增加的呢？要证明这一点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办一本只有他一个作者的杂志！他回家查了不少材料，证实古今中外杂志都是由多位作者撰写的，从来没有唯一作者的杂志。换了别人，可能以为这条路被封死了，但他却觉得，自己要找的“独木桥”终于出现了！
1985年，专门刊登郑渊洁作品的《童话大王》杂志创刊，他一口气签约30年，独自一个人为这本杂志撰稿！小朋友要读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的故事就一定要订阅这份杂志。《童话大王》创办20几年来在海内外影响颇大，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月刊，月发行量最高时逾百万。
另外，他还创作有《皮皮鲁总动员》等令少年儿童喜欢的系列作品。
2008年10月27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北京首次向中国六位在原创和版权保护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颁发“国际版权创意金奖”，他们是：谷建芬（音乐领域）、郑渊洁（文学领域）、成龙（影视领域）、求伯君（电脑领域）、郑成思（法律领域）、赵小钧（建筑领域，水立方设计者）。
郑渊洁成为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阅读点睛：坚固的大桥平坦、好走，谁都愿意走，但是喜欢走的人多了也就拥挤了，看不清前路，甚至有倒塌的危险，当坚固的大桥上人满为患的时候，另辟蹊径，走他人所没想走、不敢走的“独木桥”，可能，成功就在独木桥的彼岸。
为“娜拉”而呼吁的剧作家易卜生
佚名
易卜生，挪威戏剧家、诗人。
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834年，他的父亲破产后，，全家迁到小镇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16岁时，易卜生到格里姆斯塔镇上的一家药材店当学徒。工作余暇，他经常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随后自己也动手写诗，并学习拉丁文。6年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练了他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培育了他的创作兴趣，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阶段。
年幼时的困苦、挪威终日孤寂的岁月、蒙昧无知的环境，锤炼了从易卜生的意志，使其萌发了要书写人性本真的念头。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他开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妈纳》。他还以《觉醒吧，斯约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
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的赏识，易卜生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他与奥莱·布尔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自此，他的作品接连而出，如《仲夏之夜》、《勇士之墓》、《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索尔豪格的宴会》、《奥拉夫.利列克朗》等。
1879年，易卜生完成了《玩偶之家》。《玩偶之家》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贼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不久，作品中女主角“娜拉”的名字便在欧洲家喻户晓。但当人们开始赞扬易卜生为女权主义所作的贡献时，倔强的易卜生说“不，我的戏剧，没有一部是有意识地要去宣扬我的主张而写的……实际上，我连什么是女权运动也不十分了解，我把它更广泛地看做是‘人’的问题……我的工作是‘描写人’。”
易卜生的书桌上有一个空啤酒瓶，瓶中装着一只蝎子。“这个凶残的东西有时候会痛苦不安，这时我就会往瓶子里扔一块水果，蝎子愤怒地向水果扑去，射出毒液，然后就风平浪静了。”易卜生就如同这只不安的、充满毒液的蝎子。当大多数人在19世纪的欧洲看到一派歌舞升平时，他的内心却充满绝望、挣扎：“那些拥有自由、无须再苦苦奋斗的人，拥有的是死亡和沉寂。当他们说他们已经得到时，其实他们已经失去了。”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带动了全世界妇女题材作品的喷薄而出，中国文坛，同样受到了易卜生的影响。
1919年，胡适写成《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也是一部带有深深的《玩偶之家》印痕的作品。在胡适的影响下，一大批“娜拉”诞生，如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王昭君》，张闻天的《青春之歌》等。经过改装的“娜拉”们是个人主义的象征，她们讲求个人自由，维护个人尊严与女性权利。但这些为了“爱情”而离开父母的女性，显然与追求“个人自由”而离开家庭和孩子的娜拉不一样。
中国接受易卜生的过程，明显带着实用主义的目的。1933年前后，茅盾提出“娜拉主义”的观点，在战争的背景下，将年轻的娜拉们的个人幸福与民族幸福联系在一起。“当时社会矛盾很大，茅盾认为，女性仅仅解放个人、追求个人自由没有用，女性必须要服务于大众，与男性并肩战斗，为国家民族前途奋斗。”（何成洲语）。
时代在变，语境在变。1996年吴晓江导演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玩偶之家》，从女性主义的话题转向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差异。剧本中的娜拉是个外国人，当她嫁给一个中国男子，来到中国后，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遭遇挫折，最后离开了她的丈夫。改革开放后，异域婚姻逐渐变多，吴晓江的《玩偶之家》，又是一个现实的娜拉版本。
在何成洲主持的“中国易卜生研究网”列出的目录中，在中国上演的易卜生戏剧中百分之七八十为《玩偶之家》。不同的导演赋予它不同的形式和内涵。2006年4月底，林兆华将导演《娜拉的孩子们》；5月，复旦大学麦田剧社将演出《玩偶之家》。孙建说，复旦版的《玩偶之家》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理解。而林兆华则给剧目添加了更多现代因素，剧中娜拉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去回忆母亲出走那天的情形”。
“托伐（要我回来），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了。”《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拿起手提包，在离家而去之前，对丈夫托伐·海尔茂说道。娜拉走了，楼下只传来一声关门的声音，留下海尔茂在家中，独自思索——何谓奇迹中的奇迹？
“但在易卜生戏剧中，奇迹不会发生。”孙建以易卜生的最后一部戏剧《当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为例，受难的人们爬上雪山，突然一场雪崩埋葬了他们，“预示着他们不可能得到拯救，奇迹也不可能发生。”
有人认为，在易卜生生活的时代，娜拉期望的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实现的“奇迹”，或许还有“自由”。
娜拉走了，在易卜生那里，没有出走之后将如何的问题。在文学史上，他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
他留下了一系列永恒的问题，让一代代走进剧场的观众思考。他处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戳破了道德最后一层伪善的面纱，质问每一个人：走，还是不走？
他不是启蒙者，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一样，呼喊着口号带领女性破茧而出；他亦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如《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一样，在无穷的等待中无所作为。他是一个坚定的彷徨者，毅然击碎了虚伪的道德，自己却不知何去何从。
“易卜生的话剧是现代话剧的罗马：条条道路通往它，也发源于它。”瑞典戏剧专家马丁·拉曼曾如此评价。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生前共写有26部戏剧和1部诗集，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辞世时，西方戏剧正沿着他所开创的道路前进。
阅读点睛：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易卜生从小受到的苦难，造就了他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的性格，也因此，他才会凭借手中的笔，去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为广大妇女的解放和自由而高呼。
贝多芬：被踢出来的音乐大师
刘东伟
贝多芬，德国作曲家，代表作《第九合唱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第六田园交响曲》、《月光钢琴奏鸣曲》、《庄严弥撒曲》等，被世人尊称为“乐圣”。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小城波恩。祖父是波恩宫廷乐团的乐长，父亲是宫廷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佣人。父亲渴望他能够像莫扎特一样，成为音乐界的骄子，从小就逼着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
在他八岁的一天，父亲布置完功课，便去宫廷演唱了。随后，他拿着小提琴到屋后的僻静处演练。那时，阳光明媚，从树桠间照射下来，落在他的脸上，几只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在他头顶盘旋。他不禁看的痴了，一时忘记了练琴。
晚上，父亲回来，开始检查贝多芬的作业。由于他并没有训练，所以演奏很生疏，父亲很生气，呵斥他对照着乐谱再练。他有些紧张，甚至连指法也乱了。父亲劈手拿过小提琴摔在地上，喝道：“你这个样子，什么时候能变成莫扎特。”他说：“我本不是莫扎特，为什么要成为他。”如果不顶撞，兴许父亲还会饶恕他，但是，那天，恰好父亲在宫廷里因心情不好，演唱放不开，被王子称为三流的歌手。父亲很憋气，不自觉间便增加了对儿子的渴望，这时又见儿子没有完成作业，怒火便难以控制地发泄出来，一脚把他踢翻了。
父亲那一脚踢在身上，他的肋条几乎折了，一直在床上躺了半月，才爬起来。在这半月中，他的心中产生了矛盾。有时听到从窗口传来的鸟声，便渴望一种自由和烂漫的生活。有时摸着肋部，又觉得对不起父亲。
父亲也深为自己的卤莽而后悔，不止一次地坐在儿子床边，想向他道歉，却张不开口。母亲说：“你就去认个错吧，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贪玩也是情理中的事。”父亲点点头，来到儿子面前，沉默了半晌，正要开口，他突然说：“爸爸，你教我吧，我一定好好学的。”父亲从儿子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亮亮的东西，知道儿子已经有了远大的目标。父亲很兴奋，一时忘记了自己是来向儿子道歉的，便高兴地抱着儿子说：“好，好，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你要时刻想想我的处境，想想你母亲的生活，为了你父亲不再被人歧视，你母亲不再做下人的工作，你一定要成为人人崇敬的音乐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