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双方的周旋
东山再起的袁世凯虽然实现了他个人的政治抱负，但是眼前的紧张局势 却依旧让他头疼。不过，在洹上村的“修身养性”，其实就是冷静观察世 事，已经让袁世凯日渐意识到，清朝的气数真的已经尽了。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维持这个腐朽落后朝廷的统治呢?识时务者为 俊杰，一旦时机成熟，便应该顺应形势，让清朝的统治成为昨日黄花!
然而，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很显然，袁世凯是不会买革命党人的账的。 在他眼中，革命党人跟当年的太平天国、捻军，乃至义和团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造反的逆贼。但是，他也明白革命党人之所以会起义，根源还在清廷腐 朽的统治。因此，结束这个统治是迟早的事情，既然不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手 段，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劝服清帝正式退位。
想到这一点，袁世凯的心里不太好受。毕竟，现在清廷的统治者是毫无 力量的母子俩——隆裕太后和溥仪。实际上，袁世凯这次出山，受恩于这母 子俩很多。劝服这母子俩退位，实际就是夺去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颇有江湖 义气的袁世凯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可是，不这样办又能怎样呢?难道等着革 命党人杀进皇宫，将皇室中人赶尽杀绝。这样的结局，袁世凯是怎么都不能 接受的!
这样看来，眼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尽快与革命党人周旋。
想清楚了局势之后，袁世凯一上任，便命令冯国璋和段祺瑞率领第一、 二军赴武汉前线，击溃革命军，夺取战争主动权。至于清廷这一边，袁世凯 则是每次拜见隆裕太后都会极力夸张局势的严峻性。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清帝主动退位，以尽量避免损失。
就在袁世凯全力部署的时候，革命党人却突然对袁世凯表示了友好，希望能够与他协商解决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像上文说的那样，对于武昌起义以来的各次起义竟会如此顺利，实际上革命党人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情况不太正常，因为以往的各次起义几乎都以流血失败而告终。
因此，原本最具有进取激情的革命党人，此时却由于不明局势而有所退缩，变得不自信起来。他们的不自信，主要是对自己掌控混乱局势能力的不自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党人认为，事到如今最紧迫的事情便是找到一个能够掌控局势的人。想来想去，他们也想到了最有责任心、威望也最高的袁世凯。于是，就有了他们对袁世凯的示好。
对于革命党人抛来的橄榄枝，袁世凯自然十分高兴。可是，作为政治家，天生的谨慎让他不免产生怀疑。于是，袁世凯就派唐绍仪去跟革命党人谈判协商，想弄清革命党人到底要干什么。
谈判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原来革命党人就是要让袁世凯主持大局。他们甚至承诺，只要袁世凯能够说服清帝退位，他们愿意推举袁世凯为新产生的中华民国总统!
这一切，似乎都跟袁世凯自己的打算十分符合!然而，即便在明白了革命党人的意图之后，袁世凯依旧按兵不动，他再次陷入了沉思!
袁世凯究竟在担心什么呢?按理说，所有的事情不都按照他的计划在如期进行吗?其实，袁世凯真正担心的还是清帝如何才能主动退位!
很显然，此时无论袁世凯怎样劝说，清帝都不会答应主动退位的请求。毕竟，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帝国，就算即将死亡，家底还是有的。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旦惹急了，他们也能干出鱼死网破的事情来。
因此，此时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先继续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消弱他们的反抗力量，等到时机成熟，便可以逼迫清帝正式退位。到那时，退位将会是清帝最好的选择，帝制将以一种寿终正寝的方式消失在中国大地上。接着，便可以用全国的议会取代清廷，成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这样，中国的政治便可以脱胎换骨为西方近代的民主宪政。
事实上，那段时间的历史也确实在按照袁世凯的设想向前发展着：
11月8日，黎元洪写信给袁世凯，劝他归附起义军，答应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1月15日，袁世凯命令汪精卫和杨度等人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意图与起义军议和；11月16日，袁世凯正式组成内阁，独揽清朝军政大权；11月27日，冯国璋率领北洋军占领汉阳，准备乘胜攻取武昌，袁世凯却劝其暂时停止进攻；11月29日，江精卫遵照袁世凯密令，从北京致函武昌，主张南北联合，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12月l曰，武汉停战；12月5日，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12月7日，唐绍仪奉袁世凯命令赴武汉与国民军议和，表示赞成共和；12月18日，唐绍仪与伍廷芳会晤于上海；12月20日，冯国璋奉命回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兵统领。唐绍仪则向革命军提议，先议和，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这是十分紧张的一个多月。不过，基本上事态的发展都在袁世凯的操控和掌握之中。很显然，袁世凯此时的想法并不是调集全部力量消灭南方的革命军，而是想办法联合革命党人说服清帝退位。有一点不用质疑，那就是袁世凯这时倘若真的想灭掉革命军是完全具有这个实力的，只是还不到时候而已。
另一方面，对于南方的革命军来说，眼下最紧要的自然就是尽快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以代替清朝的统治。然而，这些革命党人却十分缺乏对西方近代政治的了解。即便是有所耳闻，也仅仅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地步，一旦要切实地操作起来，就显得没有主心骨，处于无所适从的局面。与之相反，袁世凯及其手下，尤其是杨度、汪精卫等人，则对西方近代政治十分了解。他们既有理论知识，也能够结合实际采取行动。
因此，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党人，或者原来是督抚，后来选择起义的官员们，即便有建立民国政府的迫切愿望，也仅仅是愿望而已，离落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这一点，最好的体现就是1911年11月15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向全国的通电。
在这个通电中，陈其美说：
“白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然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
从这简单的一段话，可以看出陈其美极为赞同中国效仿美国的总统共和制。在他看来，这样既可以实现民主宪政，也可以尽快结束群龙无首的局面，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
然而，究竟应该由谁来当这个“龙首”呢?清帝?袁世凯?还是革命党的领袖?除此之外，各省的代表真能组成意见一致的议会进行民主选举吗?这一切还无法确定。因此，陈其美的通电只能是一厢情愿!
举步维艰的新政府
南北方的政治势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组织建设的时候，1911年12月25日，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突然回到上海，在外滩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显得颇有领袖风采的孙中山充满激情地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的意思是，自己所具有的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命是要进行到底的，不能轻言议和。
他的这句话，基本上确定了革命党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奋斗方向。由于目标更加清晰，因此让那些正处于政治思想混乱时期的国人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时间，孙中山获得了更多国人的支持。确实，在当时，孙中山无论在革命声望上还是理论建树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孙中山回国后，很快就于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了有十七省代表参加的革命党人会议，会上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则当选为副总、统。
1912年1月1日晚上十点，在南京的细雨蒙蒙中，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日：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由此看来，民国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共和制。实际上，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革命党人曾就民国政府应该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激烈争论。
孙中山认为，应该实行总统制。他还提出了“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民主过渡期，其理由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薄弱，而农民和文盲、半文盲却占了绝大多数。换句话说，在成立临时政府之后，总统具有很大程度上十分集中的权力。
与孙中山的意见不同，宋教仁则主张采用内阁制，实行西方的议会政治，目的就是限制总统的绝对权力，避免重回到专制之路上去。
最终，孙中山还是占了上风。就这样，中华民国政府效仿美国国体，也就是以总统为中心的总统共和制。同时，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因此以陆军总长作为首席部长。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便开始任命国民政府的各部总长。这一任命过程，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艰难转型时期的特色体现：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与妥协。
毫无疑问，资格最老的黄兴成为了陆军总长。可是在内务部长的人选上却发生了分歧。起初，孙中山提议由宋教仁担任，可是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极力反对。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得让原江苏巡抚程德全担任了内务部长。
虽然新政府中各种政治势力混杂，但是总的来说却是一个由革命的同盟会主政的政府。因此，在政治方向上还是坚持近代民主政治的。
很显然，孙中山的回国，并且在短期内成立了南方的民国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破坏了袁世凯早已安排好的计划。实际上，早在1911年12月底，隆裕太后已经听从袁世凯，下懿旨召集国会准备决定国体了。
如果没有这回事，可能现在已经在召开国会进行选举了。孙中山的突然回国，让袁世凯一直主张的君主立宪设想落了空。这些，自然都是袁世凯不愿意看到的。
孙中山就任后，曾专门电告袁世凯，说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那么自己就会主动让贤给袁世凯。虽然有这样的承诺，袁世凯还是认为，孙中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最终是不会信任他的。这不仅仅是最终政治意见的分歧，更在于又有谁真的会把到手的政权拱手交与他人呢?
几经考虑之下，1912年1月2日，袁世凯宣称自己决不会接受总统共和制，更不会承认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其实，当时的国际舆论同样不看好民国政府。这些国家大都认为，在中国仿效美国的总统共和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日本《上海信使报》业主兼主编佐原笃介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 了对共和制的失望之情： “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 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 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 物……”
同样的，当时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发表了一篇政治评论，不支持中国 实行总统共和制： “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 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 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 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事实上，民国政府几乎从成立那天起，就面临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政府竟然连维持基本运转的经费都没有。
当时，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国库根本就是一个摆 设，里面没有多少钱。本来，按照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设想，成立民国政 府之后，所有的政府经费开支将会通过没收、征购、公债、捐输以及发行军 票等方式获得。
可是，设想得倒是很好，一旦实行起来，却是漏洞百出。其中，最大的 一个障碍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并不是真正合法的政府，它又凭什么在社会上 以上述方式获取经费呢?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各自为政状态。在 各个独立的省份中，所有的关盐、茶税和大部分田税都被独立政府收取了， 哪还有什么钱交给南京国民政府?至于国民政府发行的所谓“公债”，更是 被人看作笑话，没有人认可，也不会有人傻到去购买。
在这样的局面下，南京国民政府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子。据说，有一次安 徽前线需要大量的军粮和军饷，发急电给南京。孙中山听说后，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立即下拨20万元。可是，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拿着孙中山的手批去财政部要钱时，却发现国库里面只有十个银元。
出现这样穷的政府，也算是古今奇闻了!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通过私人关系向日本等国谋求借款。可是，他的这个做法非但不讨好，反而遭到了临时参议院和被抵押的公司股东大会一致反对，而民国政府的实业部长张謇甚至还以辞职来威胁。在他们看来，向日本人借钱，无疑是引狼入室，因此才坚决抵制!
如此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张的总统共和制确实是难以推行的。孙中山一没有财政经费，二没有真正强有力的支持在，确实步履维艰!
清帝，该退位了
与之相反，袁世凯虽然被孙中山抢先了一步，却走得稳当得多。实际上，到了1912年1月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很有把握达到自己的目标了。
1月14日，南、北双方实现了第六次停战。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唐绍仪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去密电，内容是询问孙中山究竟有多大把握会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接到密电后，再次表态，只要袁世凯劝服清帝退位，自己就立刻让贤。
其实，这时的袁世凯已经一切准备停当，就差最后一击了。他让唐绍仪询问孙中山，只是为了最后落实一下，以免孙中山说话不算数。毫无疑问，所谓的最后一击，就是逼迫清帝退位。只不过，这依然需要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总是不乏这样的等待。
不过，这次的时机不需要等那么久，而是很快就来了。1月16日，袁世凯在乘车经过东安门大街时，遭到了炸弹袭击。炸弹威力不小，当场就炸死了袁世凯的护卫营长袁振邦等三人，袁世凯则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