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很快同盟会就做出了一个决议：全体会员退出内阁。看到这里，有人会说，难道同盟会要放弃掉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吗?事实并非如此。同盟会员的退出实际是以退为进，他们要专心改组，把同盟会改造成中国最大的政党。这样，就有很大把握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林总长宋教仁辞去了职务，教育总长蔡元培也辞去了职务。反正这些职务都没有多大实权，辞了就辞了吧!
面对同盟会员的退出，袁世凯也十分无奈。人家连政治权力都不要了，你还能阻止吗?不过，袁世凯也清楚他们的目的和意图。于是，袁世凯向全国发表了一份《政府公告》。在这份公告里，袁世凯表达了自己对政党政治的看法。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不能实行政党政治，因为无论是哪个政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其组成的内阁都无法囊括更多的人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需要的是能解决各方面问题的人才。假如因为政治派别的成见，就将某些人才排除在内阁之外，毫无疑问是有缺陷的，这样的内阁也是不完美的。
在公告中，袁世凯宣称，自己的“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不论其党不党”。他的“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不然的话，“余不能强人所难”。
最后，袁世凯劝告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应该“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清长之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
他希望中国的所有政治精英们抛开派别成见，携手建设民主共和国。很明显，这样的一份公告绝对会赢得舆论界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份公告，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大公无私的政治家形象，甚至就连袁世凯的一些政敌，比如共和党和进步党，也都给与了赞扬。然而，袁世凯的这篇谈话真的就是那么的大公无私吗?
从前面的分析看得出来，很难说他大公无私，顶多就是一种面临混乱局势下的高调宣言。袁世凯毕竟是一个喜欢专制集权的军人，即便具有政治家的包容胸怀，也是难以做到与敌人共处一室的。这样的性格随着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大，就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袁世凯既然反对政党政治，因此他便按照既定的程序，提出了另外一位总理人选，这个人就是外交总长陆徵祥。
袁世凯为什么会提议陆徵祥为内阁总理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人。
陆徵祥是上海人，1871年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因此从小受到了很好的西式教育。他精通多国语言，曾经出任过清朝驻俄国和荷兰的参赞和公使。
按理来说，陆徵祥也属于老派人物。不过，他在思想上比较西化，也认识到清朝的统治必将终结。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发动了很多外交使节，一起通电，要求清帝尽快退位。因此，在革命党人看来，陆徵祥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人士。
不过，陆徵祥这个人太具有独立意识了。在政坛，他基本上是那个属于独来独往型，靠着自己的本事吃饭。因此，无论是跟袁世凯，还是跟同盟会会员，他都只是以一般朋友论交，没有多少深厚的友谊。
或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袁世凯才提议由陆徵祥来担任内阁的第二任总理。在袁世凯眼中，这个陆徵祥没有什么政治偏向，比较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可是，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这次却打错了。让他十分惊讶的是，参议院里面的同盟会议员们竟然极力反对陆徵祥接任内阁总理一职。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倒是那些共和党和进步党的议员们，他们几乎都一致看好陆徵祥。这些政党虽然实力不大，但是在参议院中却人数众多。于是，陆徵祥就这样顺利地当选了内阁总理。
自己的计划虽然遇到了些阻碍，但是最终得以实现，袁世凯也比较开心。就在参议院通过的当天，袁世凯就正式任命陆徵祥为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二任总理。
混乱的全国大选
选出了总理之后，袁世凯面前最大的一个政治难题，就是新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政府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也就是说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会。而要想组成国会，就得从全国选出国会的议员。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袁世凯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而背后的原因，依旧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国情。
实际上，对于召开国会，最关心的人就是袁世凯。因为他虽然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却是一个临时大总统，要想成为正式的，就必须通过召开国会，进行选举。
而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因此，几乎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开始，他就在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情，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他能否“转正”的一件大事。
于是，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了即将召开的国会的相关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规定如下：
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也叫参议院，下院也叫众议院。参议院由参议员组成，从全国总共的22个行省中，每省选出十名参加。
除了这22个行省之外，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分别选出27名、10名和3名参议员。另外， “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参议员，各地的华侨选出六名参议员。换句话说，参议员的总人数为274：人。
那么，这些参议员的候选人又是什么人呢?按照《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各省的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作为候选人。这些参议员上任后，任期为六年，两年进行一次选举，从而保证参议员的不断更新。
至于众议院，则由众议员组成。首先，将全国划分成多个选区，每个选区中众议员的人数是按照这个选区的人口总数来决定的。具体的规定是，每80万人中选出一位众议员，但是每一个行省至少要有十位众议员，人口不足八百万的小省份则必须有十位众议员。
除此之外，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三地的众议员人数，跟参议员人数一样，分别是27名、10名和3名。这样的话，全国的众议员人数总共有596人。
众议员的任期比起参议员来说要短一些，只有三年，而且三年必须一选，同样是为了保证众议员的更新。
众议院加上参议院的人数之后，国会的全部议员总数是870人，是一个中
、型规模的议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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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又进行了一次政治制度的设计。那么，这一次的制度能否像它在书面上规定的那样，显得十分客观公正，因而毫无瑕疵呢?
很明显，这样的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同样是难以落实的。其他的不说，光是举行全国性的大选，就已经开了中国政治史的先河。这跟中国人既有的政治思维比起来，完全是新鲜事物。人们对这次大选既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期待，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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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上千年都依靠科举和铨选来选拔官员的国家，现在突然要让老百姓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该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情。在那样的环境下，出现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问题的根源，恰恰就出在看似完美的选举制度上。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进行全国性的普选，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落实的。这样一来，所谓的选举，就成了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各种途径瓜分选票，从而获得参议员和众议员资格的手段。
这些职业的政客们心中所想的，更多是如何才能结成更有号召力的政党，然后依靠这个组织去抢占国会的席位。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跟古代起义的那些绿林好汉们占山头、拉大旗没有什么分别。
至于什么民主程序，什么尊重民意，这些政党才懒得理呢!据统计，自从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宣布全国大选，从而为召开国会做准备之后，中国的大地上仿佛是一夜之间就有了民主，因为突然间就多出了好几百个名目繁多、主义各异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