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爱因斯坦来说是辉煌的学术成就逐步被世人认识、接受的时期，也是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随之得到改善、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大步前进的时期。
1.走向教授的路
普朗克看到《物理学纪事》上爱因斯坦写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文章的清样时，正生病在家，看完文章以后，他再也待不住了，他意识到物理学的革命时代来到了。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给爱因斯坦写信，问他是干什么的，在学术界担任什么职位，并说：“你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将会发生这样的战斗，只有为哥白尼的世界观进行过的战斗才能和它相比……”
爱因斯坦未能及时收到这封信，他当时正和米列娃带着小汉斯去塞尔维亚探亲，他写完几篇论文后实在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当他回到伯尔尼看到普朗克这位量子论的创始人、德国物理学界的权威给他写来的充满信任、热情的信之后，十分高兴，大受鼓舞。他立即给普朗克回信，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心，告诉他自己在专利局工作，是“三级研究人员”，不过快升“二级”了。关于任教的事，他说，他正在为选一个什么题目来写取得副教授称号的论文这个问题发愁。相对论，对瑞士人来说太抽象了，关于布朗运动和光量子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又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封信使普朗克又感动又气愤。这样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连在大学教书的机会都没有，却在专利局干些琐事!他立即给伯尔尼的格鲁涅尔教授写了一封信：“我所推荐的那位青年，也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那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
格鲁涅尔接到普朗克的信后，请爱因斯坦向伯尔尼大学提交一篇论文。这时，苏黎世联邦大学的克莱纳教授也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他想请爱因斯坦回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当教授。但在拉丁国家中，对大学教师的要求极为严格，要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就必须先当一段不拿工薪的“编外讲师”，而且这期间必须工作得很出色。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给伯尔尼大学送去自己的相对论论文。格鲁涅尔读了爱因斯坦的论文，觉得这个理论有些问题，又请实验物理学家审阅。这位教授一点儿也读不懂，认为爱因斯坦申请在伯尔尼大学授课是没有根据的。伯尔尼大学所以拒绝爱因斯坦，还有另一个原因：伯尔尼大学怎么能让一个联邦专利局的小职员去任教授呢!
大学又一次给爱因斯坦吃了闭门羹。这使一向乐观的爱因斯坦也叹息了。他倒不希望什么教授头衔，他需要时间，需要工作条件。没有办法，他只好转而为谋中学教师的职务而奋斗了。他给温德都好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不黯世事的爱因斯坦还问计于自己的好友们：要不要上门拜访校长先生?是不是应该向校长当面讲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秀品质呢?
爱因斯坦依旧每天早晨9时到专利局上班，在那里干8个小时，下班后还要看孩子。1906年4月1日，爱因斯坦晋升一级，工资也长到每年4500法郎。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因斯坦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物理学纪事》等科学刊物上，不断出现爱因斯坦的科学论文；著名的普朗克教授和他众多的学生在全德国各大学物理系里传播相对论，朗之万在巴黎，乌莫夫在莫斯科，围绕在德国人拉登堡和波兰人洛里周围的一个进步理论物理学派在波兰的布列斯劳也在积极研究、宣传爱因斯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闵可夫斯基于1908年夏天在科隆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第80届年会作了介绍相对论的报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像聚光镜一样把科学界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到了爱因斯坦身上，使越来越多的人想来见见这位科学巨匠。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请教这理论的创立者。劳布来到伯尔尼，碰巧爱因斯坦独自在家，他正跪在地上生炉子。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一双干净的手握在了一起。劳布说，在辐射的量子论中，有一点未弄明白的地方，维恩教授让我来向您请教。爱因斯坦打断了访谈者的话头，说他必须先让这个炉子引起辐射，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普朗克的学生、助手劳厄听过普朗克第一次介绍并高度评价相对论的报告，当时他没有听懂，他打主意第二年暑假要去拜访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后来劳厄真到了伯尔尼，他一下火车就直奔专利局。在走廊里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来回踱步，那位年轻人只穿了格子衬衫，领子有点儿拱起，头发乱得像团草。他一会儿把手托起那圆圆的孩子气的下巴，一会儿捋捋上唇的小黑胡子，一会儿又把手伸到那一头黑发里使劲地搔。劳厄看了他一阵，那人也没发现劳厄，只管自己踱来踱去。劳厄上前问他，爱因斯坦博士在几号房间办公。那人那双大眼睛像刚从梦游状态醒过来那样，微笑着说他本人就是。过了一会儿，他俩就坐到一家小餐馆里了。劳厄怀着惊异的心情端详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个怪人。“他看上去完全像个孩子，笑起来那么响亮……”劳厄后来这样写道。从此，这两个人开始了他们终生不渝的友谊。劳厄不久因在爱克司光片上获得反映出铅盐结晶内的原子分布情况的黑斑花纹而闻名于世。那次劳厄还知道了关于相对论的这样一个插曲：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第一次演说不是在学术机关或学术讲坛上作的，而是在伯尔尼食堂服务员工会的食堂里发表的。听讲的，是“奥林比亚”的成员，还有专利局里的几个同事。演讲者在一块石板上画图，他用粉笔画了一根直线，请他的听众想像在这根直线的每一点上都放有一块表。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完全陶醉在自己的科学发现中，想到自己规定的时间，立即问听众几点了?当得知已经远远超过规定后，戏谑地说：“我虽然在自己的相对论里给空间的许多点上都放了一块表，然而我还没有力量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上一只表呢!”
布列斯劳理论物理学派的领袖拉登堡也因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专程到伯尔尼拜访爱因斯坦。1908年暑假他来到伯尔尼，连续几小时和爱因斯坦讨论学术问题，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巨大创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立刻给了爱因斯坦一张第二年夏天在萨尔斯堡召开第81届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的请柬，拉登堡是大会的筹备委员。他到伯尔尼大学访问时特别表示了由于爱因斯坦不能在瑞士教授团体之中而感到惊奇。他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他还礼貌地把这件事通知了伯尔尼的联邦政府。
也可能是他的这一行动起了作用，也可能是由于爱因斯坦在科学界名气越来越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1908年10月23日，爱因斯坦接到了通知，他被确定为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这就是说，他有权在该校开选修讲座，学校不给工资，只能从听课者那里收取少量的报酬。爱因斯坦还必须继续在专利局工作。
爱因斯坦开的讲座是关于辐射的基本理论。这是一个首都大学生还不感兴趣的题目。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到伯尔尼来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向大学的训育员询问爱因斯坦博士上课的课堂该怎么走。那人说：“假如您说的是那个连爱因斯坦先生在内一共只有5个人的教室，请到三楼去找。”实际上训育员还是搞错了，玛雅从门缝里看到，爱因斯坦的课只有3个人在听，其中还有一个是他的老朋友贝索。他们都倚在课桌上，嘴上叼着大烟、雪茄，你一言，我一语，正争论得热火朝天。一次，曾向伯尔尼大学推荐过爱因斯坦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来看他是怎样上课的，正好发现爱因斯坦出神地站在黑板旁，沉默了一会儿，擦掉黑板上的字，对3个听众说，对不起，下面几个数学变换式不讲了，因为他忘了在这里可以使用的巧妙演算方法，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推导一下，但保证最后的结论没有错。
课后，克莱纳教授把爱因斯坦留下，告诉他，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仿佛又回到了慕尼黑的中学时代，做错了事，听着老师的训斥。他露出窘困的神色，叹了口气说：“反正我也不想追逐教授的讲坛!”
1909年7月，他应邀参加了日内瓦大学350周年的校庆活动，9月又到萨尔斯堡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第8l届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在年长的科学同道面前亮相。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普朗克、卢本斯、维恩、宋梅尔菲德和其他一些德国物理学界的名人。当担任大会主席的能斯特说“我们年轻的同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言时，大厅里掠过了一阵窃窃低语声。爱因斯坦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辐射的本质和结构的看法的演变史》。休息时，普朗克和报告人长久地热情地握手，向他致贺。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但此前已经通过许多信，彼此已对对方的学术成就很了解了。爱因斯坦和普朗克除了共同的物理学研究，还都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巴赫的作品。他俩在会后一起合奏“音律十分正确”的小钢琴，几乎直到天亮。
克莱纳教授也是萨尔斯堡会议的参加者。在回国的列车的车厢内，克莱纳对爱因斯坦说，并没有对他的教学能力失去信任，将在苏黎世设法为他弄一个教授职位。克莱纳说道：“这桩事为难的一面在于您不愿在母校的父老面前摇尾乞怜，那么只好由我代你去做了!”
在去苏黎世大学的道路上，另一位品德高尚的人的无私帮助也起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他的职务的竞争对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其父维克多·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党的领袖，知名度很高，在国外有大量的追随者，在苏黎世社会党人的圈子里很多人主张让他的儿子在苏黎世大学当副教授。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校友，当时已留校任职。当他知道苏黎世大学要聘自己而放弃爱因斯坦时，正直和诚实的美德促使他出来坚决制止了校方这样做，说：“如果我们学校对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不用，反而任用我，那将是荒谬的。我在物理学领域的造诣简直不能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不久，苏黎世大学给爱因斯坦寄来了请他当副教授的聘书。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苏黎世充满了一种亲切感，因为这里不仅是他读大学的地方，他的科学思想正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这里还有他的挚友格罗斯曼，那位上了年纪的数学教授古尔维茨也在这里。
在苏黎世当上了副教授，地位是高了，名声也好听了，但年薪还是4500法朗，并未增加。不仅如此，因又生了个儿子，经济负担更重了。为此，米列娃不得不开了一个类似家庭食堂的小餐室。有人看到过当时书房兼卧室的爱因斯坦的房间，从这面墙上到另一面墙上拉了一根绳子，上边晾着孩子的尿布和衣服，而教授本人也把注意力的一半用在工作上，一半用在看孩子上。
2.执教布拉格
1911年初，爱因斯坦收到了中欧第一所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布拉格大学寄来的请他去当教授的聘书，那里的物理学编内教授职务出缺。
去不去呢?去吧，又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苏黎世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不去吧，这可是马赫担任过校长、开普勒也曾在其附近工作过的地方。而且，去那里当教授，待遇高，工作条件好。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应了聘。
布拉格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但那时，总共只有几千人的德国人却统治着几十万捷克本地居民——捷克和斯拉夫人。德国人自认为是这里的主人，当地人是劣等民族，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一次，爱因斯坦走进一家捷克人常去的咖啡馆，惊异地发现菜单上用的是两种文字，而且大字体是德文，小字体是捷克文。服务员和顾客起初把爱因斯坦当作德国人，引起了几分钟的难堪的沉默，当一切清楚之后，服务员弯下身子对爱因斯坦说：“他们看不起我们，侮辱我们，可是，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啊……”
德国人的专横使爱因斯坦十分反感，遭受压迫的捷克民族的苦难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深切同情。他对大学里的同事、数学家盖奥尔格·皮克说：“当我瞧着那些相信某一民族高于另一民族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大脑皮层在那些人的生命里不起作用，他们只要有脊髓就足够了!”
在奥匈帝国，弗朗茨一约瑟夫皇帝坚持不许任何一个没有加入正式教会的人担任公职，当爱因斯坦办理手续时，一位官员问道： “教授先生，你信什么教?” “不信教。” “不信宗教可不行，教授先生。”官员皱了皱眉，继续说道：“任命教授，要皇帝陛下批准，陛下规定，教授必须信仰上帝。你就随便说一个吧!基督教还是犹太教?” “我是犹太人。” 脑袋灵活的官员在爱因斯坦的履历表上填了“信仰犹太教”5个字。
事情虽然蒙混过了关，但这种强制信仰的做法却使爱因斯坦终生感到强烈的厌恶。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结识了历史小说家兼剧作家麦克斯·勃罗德。作家后来发表了一部历史小说：《第谷·布拉赫的赎罪》。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
第谷说：“哥白尼的世界体系和圣经相抵触，维护这个体系就等于侮辱教皇陛下!”
开普勒温和地笑着说：“我说的是真理，不是教皇陛下。”
第谷说：“……你的路子走对了，这是受到上帝祝福的道路，这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崇高、最幸福的命运。”
“不，我不幸福，我从来没有幸福过。”开普勒固执地重复说。随后，他又温和地加上了一句：“我也不想要幸福。”
第谷无以对答了……虽然他竭力把开普勒往坏处想，骂他狡猾，会算计，是个阴谋家，可是心里很清楚，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开普勒恰恰是阴谋家的对立面。开普勒从来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他做起科学以外的事情，像做梦一样糊涂……
显然，勃罗德把爱因斯坦的特征赋予了开普勒，对生活享受和世俗的娱乐不感兴趣，全身心地扑在自己的科学追求上，反对科学屈从于宗教一类的任何权威，甚至连一点做人的“世故”都不懂。能斯特读到这篇小说后曾对爱因斯坦说：“开普勒就是您啊!”爱因斯坦自己也曾不好意思地表示，如自己处在那种情况下“也会这样谈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