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7日上午，我在吴雅的母亲、雷吟的外婆刘冬环老太太的陪同下，由华中科技大学出发，前往武昌东郊的石门峰陵园为吴雅和雷吟母女扫墓，同行的还有刘老太太的侄女婿欧阳立祥先生。
石门峰陵园并不远，车行半个小时就到了。陵园颇有规模，环境也堪称幽静，车子在一条两边长满绿色灌木丛的小路上行驶了几分钟，便在一个稍宽的地点停了下来。刘老太太望着窗外，神色凄婉地说：到了。
出来时就开始飘飘洒洒地下雨，初以为不过是一点晨雨，下下就会停的，买花篮时却发现雨势有增无减，此时已成瓢泼大雨了。透过漫天的豪雨，只见面前一座树木扶疏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墓碑，其规模之大，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幸好十多年前我曾有过在老山前线拜谒烈士陵园的经历，方才没有过分大惊小怪。墓碑都不大，且整齐划一，多为黑色，它们从坡脚一层层地排上去，一直排到坡顶。我们沿着一坡的很陡的石阶拾级而上，石阶两旁伸手可及之处便是墓茔。
行至半坡，我们在刘老太太的引领下，转向右侧的一排墓茔。此时突然狂风大作，手中的雨伞被齐刷刷地吹得翻卷上去，顷刻之间将所有的人都淋成了落汤鸡。我们在狂风暴雨中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地往前挪动，终于来到了吴雅和雷吟的墓前。
两座同样大小和造型的墓茔紧紧相邻，同样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分别镶嵌着母女俩的烧瓷画像，她们正以灿烂的笑容面对着她们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世界，面对着我们这些来访者。当我们把花篮分别放在母女俩的墓前时，刘老太太已是涕泪横流，大放悲声：雅儿、吟孙呀！你们知道我今天来看望你们，你们才这样激动，才刮起这么大的风下起这么大的雨吧？妈妈知道你们舍不得离开你们所深爱的亲人，舍不得离开你们自幼所热爱的一切啊！其实你们的所有亲人也是无时不刻不在想念你们，妈妈和家家更是天天都在盼望着早日在天堂里与你们团圆呀！
老太太悲恸的哭诉，使我倏然想起几天前在汉川乡下刘家大湾的那座坟岗上，老太太匍伏在她母亲坟前的那番撕心裂肺的哭喊：妈呀，妈呀！你知不知道，我把雅儿和她的姑娘吟子给弄丢了呀！弄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找不回来了呀！妈，你生前那样喜欢雅儿，你在地下怎么也不保佑她和她的女儿呢！你是睡着了吗？妈，你说呀！你说呀！
人世间的悲怆有过于此乎？不知不觉间，从我脸上淌下的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了。
这时我却分明听见老太太的语调有了些微变化：雅儿、吟子，尽管你们都是在不该走的年龄就早早地走了，令所有的亲人都万分痛惜，但是你们没有虚度光阴，你们生前是那么自爱自强，那么奋发努力，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些人几辈子都达不到的，你们的亲人朋友没有一个不为你们感到骄傲，许多非亲非故的人们也对你们表示敬佩，今天和我一起来到你们跟前的，就还有一位被你们生前的奋斗精神所感动的作家，他和我们一起来祭奠你们……
当老太太的话伴着风声雨声传入我的耳朵的时候，我不能不说自己受到了一种少有的撼动，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
几个月前在重庆，我偶然听朋友说起，有一个英年早逝的中国女孩在加拿大备受推崇，被勒石塑像，永久纪念。这事儿倏然触碰到了我职业性的敏感神经，使我一下子想到了白求恩，这个也被中国人民勒石塑像，永久纪念的加拿大人。他们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对应”出现，令我兴奋不已，我朦胧地感觉到此中蕴含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产生了强烈的一探究里的冲动。
经过友人的牵线搭桥，2004年春节前夕，刘冬环老太太从加拿大返回国内来到重庆，我得以与之见面并促膝长谈，其话题就是她的女儿、外孙女和她自己。
尽管女儿和外孙女已经辞世有年，刘老太太仍未从深切的悲痛中恢复过来，说她心爱的女儿和外孙女，依然是喉头哽咽，泪流不止，就像事情发生在昨天一般，她也谈到了她早年丧父，中年丧夫的不幸人生经历。每一次打击都令她痛不欲生，而所有打击中这一次打击是最为沉重的，因为它毁灭了她一生的最后寄托和希望。她告诉我，她之所以支撑着活到现在，只是因为想要在有生之年做成一桩事情--想出一部书，让世人了解她们的家庭身世，重现她们从小到大的生命风采。她说，她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余生完成这桩宿愿。
她的这个宿愿与我已然萌生的念头不谋而合。在知道我的想法，尤其是了解我的经历，看到我对她所讲述的一切包括她的心情都非常理解时，她很激动，觉得这完全是一种缘份，是“天遂人愿”。我向老太太表示，我希望能更多更深入了解她和她的女儿、外孙女的有关情况，于是便有了前面所述及的武汉之行。
到武汉后，我即抱定“既来之，则安之”想法，以华中科技大学为据点，抓紧时间投入大规模的采访和材料收集工作。在华工和机械学院领导的关切下，由吴雅生前好友刘玉华女士和刘老太太逐一商议，具体安排，我每天从早到晚，在华工和武昌连续进行了近半个月的饱和采访。采访的对象包括吴雅和雷吟生前在华工和华工机械学院，华工附中、附小的有关领导、教师、同事、同学、学生，以及吴雅的部分初、高中同学等等，其中单独采访的人有（以采访的先后为序）：朱启逑、卢文祥、张子清、杨绪光、管在林、杨叔子、师汉民、张铁华、鲁宏伟、余兴倬、唐燕红、黎秋萍、邓世兰、王俊峰、何岭松、史铁林、黄其柏、康宜华、吴波、李柱、杜润生、刘玉华、张淑湘、李诚、秦旭光、雷明扬、郭祖芳、张新亚、邵新宇、李武洲、李淑珍、顾佑卿、冯回祥、徐银凤、郑运芳、徐玉兰、邓明华、杨冬梅、徐丹、郭晓宁、郑玥、王丽黎、徐桂仙、黄东红、李四和、王国繁、夏伟、吴德光、李伟模、骆骄枝、董青青、芦建兰、李立宪等50余人，并对其中的杨叔子、刘玉华、史铁林、邵新宇、吴波、郑玥、王丽黎、骆骄枝等人进行了反复多次的采访。
尔后，我和刘老太太以及欧阳立祥、颜会梅夫妇一起离开武昌到达汉川，在汉川县城和吴雅当年下乡插队的刘隔乡永丰村以及刘老太太的老家榔头乡刘家大湾等地，对他们在当地的众多亲友、老师、同学、乡邻、村民和乡村干部等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其中单独采访的人有：颜汉访、刘冬仙、胡中秋、颜会华、余宪伟、梁书明、高春生、宋新山、马家梁、高生英、魏想清、高清、黄凤元、魏双兰、徐凤英等20余人。
回从汉川回到武汉，我们又走访了雷远学的大哥雷远宏，除雷远宏外，还采访了大嫂刘春香、姐姐雷文珍、姐夫黄应国和侄子雷庆文和黄静等人。以后我们又在华工停留了数日，对收集到几大箱文件资料和照片等实物进行筛选，并继续就一些未完全弄清的问题对相关的人士进行补充采访。
接下来我们根据事前安排前往石堰二汽继续进行采访。数日里共采访了吴雅当年在二汽的领导、师傅、同学刘立功、张桂英、杨嘉伦、秦晓帆、沈合吉、程立新、江群华、方德华和李维国等共20余人。
五一前夕，我带着此番采访的收获：写得满满登登的几大本采访笔记和40多盒录音磁带，以及收集到的与吴雅、雷吟母女有关的日记、信件、作文、文稿、报告、表格、论文、学术专着和国内外媒体的有关报道等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各种奖状、证书的复印件和有关内容的录相带等等，告别刘老太太和前来送行的二汽朋友，由石堰直接乘火车返回重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已届77岁的刘冬环老太太不辞劳苦地全程陪同张罗，并参与了所有采访活动。除了采访之外，她还亲自带着我看了吴雅当年在华工就读和工作后居住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雷吟在华工上过的幼儿园和附小、附中，他们一家在汉川居住过的地方和吴雅、吴稚当年上过的小学和中学，吴雅下乡插队的村子和他们的老家刘家大湾等等地方，那种由深沉的母爱而生出的执着精神，令我感佩不已。在武昌期间我与老太太和她的侄女颜会梅、侄女婿欧阳立祥一起，住在当年雷远学和吴雅居住过的教授楼里，在汉川则住在欧阳立祥和颜会梅的家中，一日三餐和日常生活均由他们照料，使我得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回到重庆后，我又通过电话采访了在沙市工作的吴雅当年的同学和好友吴凤鸣和彭茂竟夫妇，同时一边察看笔记和资料一边通过电话对包括刘老太太本人在内的一些当事人进行补充采访，时间最长的则是对身在美国底特律的吴稚进行的数次总共长达10余个小时的越洋电话采访。在此期间我还收到了刘老太太托吴言荪教授转送来的刘宁、吴凤鸣、沈铭韬、单正君、张松等亲友撰写的深切怀念吴雅雷吟母女的文稿。
在这次赴湖北采访和收集材料的工作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在吴雅和雷吟去世这么些年之后，人们对母女俩依然是那样的缅怀和痛惜，谈起她们的生前种种，皆亲切如数家珍，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雷吟当年的小伙伴，时在华工大念大三的郑玥的一席话，可以代表大家的心声，她说：“我知道吴阿姨和雷吟已经走了，但对于我来说，她们一直就在我身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雷吟留给我的一切有形的东西，包括一张小纸条，我都悉心地珍存着，而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点点滴滴，全都溶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经常在心灵里与她对话，在梦中与她相见，跟过去一样谈人生，谈理想，谈我们想谈的一切……不管岁月怎样流逝，世事如何变迁，此生此世，她都将永远与我在一起，永远不会有分别的一天！”
这一切甚至超出了刘老太太的预料！一圈采访下来，她数年来几近不能自拔的悲伤心情大为好转。她对我说：看到这么多人都没有忘记她们母女，我内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解脱，如果没有这番回国，我都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该怎么熬下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因为亲眼目睹了女儿和外孙女精神生命的深广的社会存在，老太太终于开始走出数年来难以自拔的个人悲情，而她所竭力想做成的这件事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乎个人和家族层面的意义。这次采访的经历对于我而言，除了收集到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之外，也使我受到了一番更深的触动，从而为后来的写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2004年年中，这次大规模的采访和材料收集工作基本结束。我们约定，对余下的两位最重要的当事人即当时还远在加拿大的雷远学和在美国的吴稚的的访谈，将在他们返国后再行安排。
是年国庆期间，雷远学先生从加拿大回国后，专程来到重庆与我见面，我们利用国庆长假面对面地连续长谈了整整三天，直到后来我因体力透支患上重感冒方才不得不罢休。这次他并带回了一些加拿大方面的相关资料，包括加拿大友人基诺先生的回忆文字和赵晶晶、赵莹莹姐妹，宣菲丽小姐等人的回忆录音和当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吴雅、雷吟追思会的现场录像等等宝贵资料。
2005年7月，吴稚携儿子吴川由美国回国，我亦与父子俩进行了三天的晤谈--先与吴稚谈了两天，吴稚先行返美后，又与暂时留下的吴川谈了一天。父子俩也带回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和照片。
对于这两次重要采访，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尽管吴雅、雷吟母女罹难已经五年有余，但对于她们的至亲亲人的雷远学和吴稚来说，心灵深处创伤却远未愈合，对母女俩的思念之情也并未淡去，她们仍然鲜活地活在他们的心里，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在为母女俩的英年早逝而痛惜悲憾的同时，也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优秀的妻子和女儿，这样优秀的姐姐和侄女而深感自豪。如果说两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从吴稚身上还感受到了一种痛切的自责和内疚，这种自责和内疚既是对姐姐和侄女的，也是对雷远学的，也许这种自责和内疚将会伴随他的一生。说到这里，我还须多说一句：在我与雷远学的接触和交谈中，我并没有察觉到他有一丝将自己家破人亡的巨大不幸迁怒于妻弟的意思，而只是充满深情地诉说着对妻女的思念，默默承受着那份绵绵无期的痛苦。在我看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都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怀。
其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部我视之为自己的一桩人生使命的纪实作品的创作，可以说除了必须应对的日常工作和无法回避的应酬、出访外，我把包括节假日在内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上面了，多年养成的不开夜车的习惯被彻底打破，几乎每天都是伏案到深夜，少有在凌晨两点以前就寝的。人一旦进入亢奋的创作状态，大脑也不是想歇就歇得下来的，常常是人躺在床上，作品里的人和事还在脑海里活动，突然有了什么重要想法，即赶紧披衣下床记下，往往一直折腾到天亮。
对于这部作品，刘冬环老太太和雷远学、吴雅先生有一个共同的意愿：所有内容都应还原真实，不能有任何臆造和虚构。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我认为，纪实作品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实性。一部严肃的纪实作品，不能有任何建立在推测或猜想之上的“想当然”成分，更不要说虚构和臆造了。当然作家有对素材进行筛选的必要，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倾向，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对事实的尊重为前提。特别是对这样一部“为生民立传”的作品，如果失去了真实性，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对这部纪实作品定下了一条基本原则：言必有据，杜绝虚饰。
但由于这部纪实作品主要不是主人公的“自述”，而是“他述”，从多渠道点点滴滴地收集起来的素材非常零散琐碎，而且因知情者当时所处的角度不同加之时间久远导至的记忆模糊，不同的人在涉及同一段经历或同一件事情时，叙述差异比比皆是，甚至连传主最亲近的人之间对同样经历过的事情说法大相径庭也不鲜见，因此要将这些“碎片”各自归位并在一个有机整体中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首先必须弄清事实本身，这就需要从所掌握的各种材料中反复进行比较，或者重新向有关人员进行采访核实，只有经过这样的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才有可能使这些“碎片”恢复原状并镶嵌到它们本来所在的“位置”，才有可能使之成为这个有机整体中的真正发挥应有作用的健康细胞。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我不得不常常为澄清一件小事耗费大量的时间，甚至为了核实一个也许只会在文中出现一次的人的名字，或某件事情发生或结束的具体日期，通过长话乃至越洋电话直接向可能的知情人进行查对。但我觉得所有这些细枝末节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它们不但使我在写作中感到心里踏实，也保证了这部作品“存真”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使其具备了一种由真实所产生的力度和份量。
一部优秀的纪实作品，除了必须“存真”，还必须达到感人的效果。如果说前者与作家的创作取向相关，后者则与作家的感情投入相关。尚在采访进行中时，我对吴雅、雷吟母女即产生了深深的感佩和痛惜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我与吴雅同属一代人有关，她的许多经历和感受，比如少年丧父，灾年挨饿，勤工助学，文革动乱，上山下乡等等，我都同样经历过、感受过，后来在事业上的奋斗历程，也大同小异，甚至对学习和工作的态度和日常的为人处世，都不无相似之处；我的孩子也与雷吟的年龄相仿，并且也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所有这些，都使我对她们母女的命运遭际和生前的所作所为，都特别能够理解。因此，在整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我完全没有陌生感和隔膜感，却常常被不断唤起的亲切感所包围，我几乎没有感到自己是在追忆故人，每当我打开电脑，母女俩的音容笑貌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情感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融进她们的生活之中……可以说，在这部纪实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我真正做到了感同身受地真实再现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的家世生平，命运悲欢和人生风采。我要让所有过去不了解吴雅雷吟母女和她们的家世的人们在读到它时都不能不为之动容，让所有认识了解她们的人们在打开它时都感到她们又活生生地回到了跟前。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算真正写好了这部作品。
经过近两年的伏案工作，我完成了作品的初稿，并交给专程回到国内的刘冬环老太太审读，同时通过吴言荪先生发往加拿大和美国，请雷远学先生和吴稚先生过目。数月后，吴稚和夫人赵小英返回国内，与刘老太太一起，将审读意见综合在一处，连同加拿大友人怀特先生、塔克尔先生和克里彭先生对雷吟的有关回忆文字交到我手中，我据此再次对全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不久，雷远学先生再次回国探亲并专程从武汉来渝与我面谈他的审读意见。我们面对面地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将书稿从头到尾地进行梳理。然后我综合几方的意见，对书稿再次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因个人处境和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刘老太太和雷远学对书稿所涉及的部分内容的取舍出现较大的意见分歧，给全书的成稿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只能悉心听取并揉和双方的意见进行修改，力争达成令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改毕之后，我将稿子再次发往加拿大和美国，请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审阅。
然而此时年已八旬的刘冬环老太太的身体却突现不适，阅看文稿出现困难！而她对此事又极为看重，不愿放弃最后的责任，于是审阅之事便拖延下来。老太太体质原本很硬朗，我曾乐观地认为三五个月应可康复，岂料年龄不绕人，老太太的康复过程极为缓慢，直到一年多以后病情方有所好转，开始重新阅稿，并且每天最多只能看上三五页，待审阅毕全部稿子，差不多又是一年过去了。
时间在反来复去地修改、补正、校阅的过程中流逝，当我终于可以为这部在我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非常独特的书稿划上句号时，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倏然来到面前！但在这应该享受收获愉悦的时候，我却被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愫困扰着，因为我知道，我就要与数年来与我朝夕相伴的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和众多人物说再见了。几年来，我是如此深地介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悲欣之中，他们也同样深深地介入了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一旦明白分手的日子已经来临，竟油然生出一缕依依之情。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悲欢离合，谁人可免？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命运。
应当说，吴雅和雷吟母女并非一般人们心目中的功德圆满的“成功者”，甚至没能走完本应更加辉煌的人生之路，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我以这样大的精力来采写她们的人生故事呢？我觉得，除了感佩于吴雅雷吟母女奋斗不息，却壮志未酬，令人既感佩又惋惜的一生之外，也是因为我从这个普通平民家庭的三代女性的不同人生境遇但却一脉相承的理想追求中，真切地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普通中国民众命运的深刻影响，看到了走出命运窠臼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如何释放出令人震惊的生命潜能，奋发有为，大放异彩，改写了中国人和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我所做的这个在“社会细胞”层面上的“立此存照”的工作，也许也正是这部作品所蕴含的独特意义吧。
是的，尽管吴雅和女儿的生命都因意外戛然而止，但她们的生命轨迹所显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趋势却依然方兴未艾，她们的精神生命还活在这个浩荡奔腾的历史进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她们生命和使命的接力仍在继续。
最后，请允许我在此向所有为这部纪实作品的创作提供素材和予以其他帮助的朋友，表示真诚的谢意！除了前已提及的国内的朋友，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加拿大友人基诺先生、怀特先生、塔克尔先生和克里彭先生以及在加的华裔人士沈铭韬、单正君、李劲松、赵晶晶、赵莹莹、宣菲丽等众多朋友的热心支持。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撰写了回忆吴雅和雷吟的文字或做了录音，这些宝贵的资料带回国内后，原文为英语的皆由吴言荪教授精心翻译，然后交到我的手中，它们与已在我手头的有关资料相互映证，并成为其重要补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因种种原因未能亲赴加拿大采访的缺憾。
正是大家的热切关心和全力支持，才使这部作品得以顺利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