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是自称对工农实行着这种领导，这有两方面，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在陕甘宁边区，在八路军管辖下的游击区，我们不仅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还有组织上的领导权。在旁的地方，共产党的领导比较间接，但只要农民和工人是按共产党的主要方针组织起来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领导下。你问到在国统区，共产党是怎样教育工农抗日和反封建的，宣传能起作用呀！而且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组织抗日活动，取得不少成就，而且也能使人民认识到推翻封建主义的必要性。”
“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战争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共产党目前的纲领中，什么地方反映了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在边区以外的地方，在实现这种反封建的目的吗？要是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同时在全国实现，战争有可能赢得胜利吗？”斯诺问道。
毛泽东说：“在革命的现阶段，首要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可能暂时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务之后。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反封建纲领包括要求实现全国的民主以及通过减租减息等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仅在工农中间，而且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进步作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人等等中间，正广泛开展着民主运动。这个运动面临的阻力就是过了时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这个政治制度而不危及抗战，因为若不改变，若不实现民主，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的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的方针。他们实际上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他们在把反帝斗争拖向失败。”
谈话过程中，毛泽东不停地抽着烟，激动时就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毛泽东所表现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和精神再一次震撼了斯诺的心灵，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是一个伟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为斯诺的到来召开了欢迎大会，延安的两百名八路军干部都参加了。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大会。“同志们，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来的客人，”毛泽东指着斯诺说，“这位就是忠实地报道我们革命的《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我们的美国朋友斯诺先生。”
毛泽东带头鼓掌。台下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去年春天，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先生采访我时，我就曾亲自告诉他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先生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红军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下面请斯诺先生给我们演讲。大家欢迎！”
斯诺站起来，给大家敬了个很不标准的军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朋友们，三年前，我作为一名记者冒险来到这里采访，写了一本《西行漫记》的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震惊了世界。虽然从字面上说，这一本书是我写的，可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讲，这书里面的故事却都是你们这些中国革命的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是你们使这本书中描写的故事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所以说这本书其实是你们做的和说的，也是你们写的。”
大家都热烈鼓掌。斯诺接着说：“战争开始了，我知道，你们最希望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可以使你们欢呼的莫过于保证美国支持你们打击日本。但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完全这么做。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知道美国在不停地支援日本武器，我内心里没有办法否认或减轻这种罪恶。我也不能只说干这种事情的都是资本家，是他们完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吗？真是这样吗？我是衷心相信和同意罗斯福的话，‘拿铁铣和军火卖给日本的责任，全在于美国人民的肩上。’我不会怎么演讲，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叫艾黎，他非常热爱中国，现在也在和我们一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有一次他坐一辆旧的公共汽车经过江西，这时一个长胡子的老人莫名其妙地对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青年说：‘中国人做飞行员要比外国人好，我们四面八方都能看得见。’那个青年恭敬地问道：‘这是真的吗？’那老人肯定地说：‘那当然啦！你只要瞧一瞧你背后的那个高鼻子就知道了。给那样一个高的鼻子挡住了眼睛，他们怎么能飞行呢？’原来他们是说艾黎那高高的鼻子。现在我联想起战争，那位老人的话还真是有道理。外国人因为有了他们的大鼻子，所以就没有了远大的目光。那么，我的朋友们，怎么还能指望他们越过重洋看到而且了解你们的苦难，以及他们为什么不应帮助日本杀戮你们兄弟姊妹的理由呢？因为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是一个短视的世界，是一个疯狗的世界，他们的确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鼻子以外的东西。中国不能等待别国戴上长距离的眼镜。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每一个男女必须学习‘用他的牙、他的手和他的脚来战斗’，所以中国可以单独获胜。毛主席说得对，谁都靠不住，除了你们自己。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打败你们的敌人，取得胜利！”
斯诺的讲话又一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时，到延安参加慰问团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听了这一席话后，激动地站起来说：“同志们，我听了斯诺先生的话，我很感动。他是一个美国人，而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这么热爱中国，为了中国的革命，他敢于冒险，为中国的民族抗战做事情，我打心眼里感到钦佩。如今，我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儿了，人家都说我是国民党的元老。可我再也没有个人的野心或者党的野心了，我有什么理由不向你们这些爱中国的青年坦白说呢？是的，我是一个四十多年的革命者，其中有三十年曾跟孙中山先生一同战斗。但我虽然为国家效力这么长久，就能说我没有犯过错误吗？例如，我后悔我在1924年的错误，当时我反对孙先生联共。当时，我不同意他的解释，说三民主义与共产党没有冲突。我这态度也许于中国有害。不幸，孙先生死了。只有他的聪明才智可以避免1927年到1937年的悲剧。最近，国民党和共产党又有了冲突，但我敢保证，国民党的元老们都拥护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我们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不能自己打自己，让别人看笑话。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在这个信心之下，中国才能图存，才有希望！”
张继的讲话赢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在掌声中，突然响起了音乐。这是冼星海在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黄河》。
雄壮有力的旋律一下子震撼了人的心灵。一群年轻的军人齐声合唱了起来：“风在吼，马在叫……”
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种激烈昂扬的情绪之中。在演出完毕之后，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
毛泽东问斯诺：“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它有生命，又像在说话，它抓住了听众的情绪，它是一首史诗，好像在诉说着国家的胜利和失败、民族的死亡和新生，它是中国的，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希望。这样的音乐我还很少听到。”斯诺真诚地说。
“是的，这是我们鲁迅艺术学院的成果。这个曲子是冼星海作的。现在我们这里聚集着五百多个作家、戏剧家、艺术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艺术天才。”毛泽东给斯诺介绍着，目光中充满着自信和希望。
斯诺点点头，充满敬意地看着毛泽东。
末了，毛泽东说：“斯诺先生，今晚到我家打扑克去，好吗？”
斯诺没想到毛泽东会邀请他去家里打扑克，就愉快地答应了。
晚上，斯诺在黄华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家，看到博古、陆定一、马海德等几个老朋友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毛泽东笑着说：“来，斯诺先生，我们这几个都是你的学生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
“哪里，哪里，恐怕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斯诺指着马海德说，“你看，现在乔治已经被你们‘赤化’了。”
大家又笑了起来。
陆定一说：“主席，今天，我看我们应该来一场国际比赛。”
毛泽东说：“怎么个比法？”
博古说：“你瞧，今天刚好是中国队对美国队。马海德尽管是中共党员，但还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国籍，还算是美国人，他和斯诺先生，我和您，您看怎么样？定一是我们的高参，黄华继续做好翻译工作，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
毛泽东笑着说：“好，那就开始吧。”
斯诺在这次访问中，还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而在斯诺到延安之前，毛泽东已经把斯诺关于“工合”的建议提交给边区生产合作社代表讨论，采用了“工合”的组织章程。
在会谈中，斯诺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工合”的原委和意义。
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声明：“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最热烈的欢迎。”
毛泽东还强调说了“工合”的五点益处：一是可以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二是可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三是可以创建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四是可以培训失业人员和业务技术不熟练的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五是可以供应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对促进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