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又来到已变成战场的火车站。只见站台上已经是浓烟滚滚。一列装甲车和客车已经炸坏了，只剩下烧变形的熏黑的钢架；一节运兵车也被炸毁，车上车下溅满了血迹。还有一列兵车停在那里，车头喷着蒸汽。
天空中，日本人的轰炸机不停地向地面投弹轰炸。这时突然有一架大型轰炸机大胆地低空俯冲下来，向车站附近进行低空扫射，一路拖曳着死亡之网。地面的中国士兵用高射炮迅速还击，击中了这架日本轰炸机。顷刻间，飞机冒着黑烟摔了下来，在地面上摔了个稀巴烂。
看到中国士兵英勇作战，斯诺非常震惊，他谨慎地绕过几个碉堡，向前线跑去。战火越来越激烈，在几百米之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爆炸的震动。这时的火车站已经成了废墟。燃烧的火车、杂乱的砖块、马匹的尸体和被炸死的平民。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小女孩边哭边沿着铁轨蹒跚地走来，身后是轰炸后的烈火与浓烟。看见这个场面，斯诺惊呆了，仿佛世界在这一刻都静止了，只有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啼哭。
没来得及思考，斯诺迅速跑过去把小女孩抱了起来，百米冲刺一般跑开。这时身后铁路边拥挤着的茅草屋又“轰隆”一声熊熊燃烧起来，很快被大火吞噬掉。多么惊险的一幕！
天上仍有飞机在嗡嗡响，近处一个士兵在鸣枪报警。一架日本轰炸机像一只凶恶的大鸟向斯诺的头顶俯冲过来，他抱着小女孩迅速通过后面的堡垒跑了出去。
一个月以来，斯诺一直在战场上来回奔波。
这天晚上，斯诺冒着危险，驱车穿过黑暗的公路来到蔡廷锴新的指挥部。在隆隆的炮声中，斯诺和蔡廷锴在简易的指挥部里坐了下来。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宿舍。陈设简单，只有两张铺了灰毯子的床、一张小方桌，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房子中间摆了一盆炭火。他们围坐在炭火边。蔡廷锴伸着他的长手臂在炭火上烘烤着取暖，眼睛闪闪发亮。
“蔡将军，战争已经打了一个月了，2月18日，日本的植田将军又给你发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你们中国军队在2月20日黎明前全部撤退二十公里。你们同意了吗？”
蔡廷锴坚决地说：“任何独立的国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我们就决不会答应。
斯诺问道：“那么我可以把你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蔡廷锴一脸的坚定刚毅，肯定地说：“你可以告诉他，我对他的惟一答复就是枪炮！”
夜深了，远处传来隆隆的沉重的炮声……
战争结束了。
头上是晴朗的蓝天。斯诺驱车来到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领土。
大街小巷一片狼藉。几个年轻的日本士兵和日本浪人开着车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他们不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以此取乐。
一家敞开的米店变成了临时火葬场。店里装满了中国平民的尸体。几个日本浪人和士兵正拖着尸体，倒上汽油，准备点火。
三个日本士兵走过来，用刺刀指着斯诺，命令他走开。斯诺只好驱车离开。远处的浓烟模糊了地平线。
公路上有许多炸毁的卡车、装甲车，甚至还有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公共汽车翻倒在马路边。地上到处是烧煳的破烂衣服，上面带着血迹。一片绿色的竹林仍在噼里啪啦地燃烧。几个日本平民也带着汽油箱，在有计划地放火烧在炮火中没有毁坏的房屋。
公路中央出现了一个大坑。斯诺猛然打了一个方向，一拐弯绕了过去。
不远处，一群苦力正在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哨兵的监视下劳作。一条小河边堆着二三十米高的垃圾，河上一座古雅的拱桥奇迹般地安卧在河面上。水面上飘满了烧焦的木头、损坏的家什、破衣服和尸体。
斯诺下车，再往前走，看到废墟中有几个人在走动。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傻傻地站在自己家被毁灭的灰烬前；一个人像疯了一般跑着，歇斯底里地喊着：“谁赔我的家赔我这个烂摊子？”一个老人坐在地上悲痛地哭泣；还有人呆呆地站在那里，满脸灰黑，衣服撕破，眼神里充满着悲凉无助。
满地是一个挨一个的尸体。斯诺看见一个农妇的尸体，脸朝下倒立着，背后用刺刀捅过的地方已经变黑。旁边有个女孩子，也是这样倒立在地，一只手里还拿着茶壶。
在一个瓦砾堆旁，斯诺突然听见一个孩子的啼哭，他站住了。他突然看见有床棉被在抖动。斯诺弯腰蹲下来，掀开被子的一角，看见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用微弱的声音讨水喝。斯诺在旁边捡起一只破碗，走到河边舀些水喂进她干涸的喉咙里。女孩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被炸掉。女孩一抬手，斯诺发现已经缺了三个指头。
斯诺流泪了。但他没有哭。他站了起来，含泪看着这一片烧焦的土地，神情凝重而悲凉。血淋淋的战争就在自己的脚底下，鲜血染红了上海。斯诺不忍心再看下去……
9
斯诺认为“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他的无知”，鲁迅却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这天，斯诺又约海伦来到沙利文咖啡馆喝咖啡，两个人谈起了眼皮底下发生的战争。对于这位1931年10月由美国“林肯号”远洋轮送来的美丽姑娘海伦来说，战争是新鲜而刺激的。
1907年9月21日海伦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而她的到来，无疑就像“丘比特”在冥冥之中没有忘记斯诺这个漂泊异乡的游子。有缘千里来相会。海伦与斯诺的爱情之花在悄悄地萌芽。
“埃德，你很勇敢，你成了第一个报道上海战争的新闻记者。”
“这没什么。是中国军人感动了我，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可他们还是失败了。”
“那是政治，是政府的原因，十九路军没有失败。蒋介石跑到洛阳去了，十九路军没有人支援，是孤军奋战。可就是这样，他们还是打破了日本人的计划。”
“那是为什么呢？中国已经没有了希望。”
“佩格，和你一样，以前我对中国感到绝望，这么一个古老的民族，却那么的脆弱。从1928年来到中国，我一直在寻找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事例，但都是徒劳。但这次上海的战斗，中国士兵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是英雄，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我感到，中国的问题出在政府身上，而不是在人民身上。”
“人民？中国的老百姓好像很不关心国家的命运。”
“不，佩格，你错了。在战争爆发前，我采访过陈友仁先生，他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但他们政见不一致，他反对蒋介石迁就日本人的蛮横无理，认为这样做只会摧残人民运动，政府就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事实也是如此。陈友仁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人民算个屁，我们只要揪着他们的耳朵，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为此陈先生愤然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这个人很有意思。”
“是的，像这样的中国人还有很多。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让人信任又具有自信心的中国军人。”
“你应该写一本书。”海伦说。
“是的，我准备写一本书，书名就叫《远东前线》，把日本人不宣而战的事实告诉世界。哦，对了，佩格，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的书，这个嘛，暂时不告诉你。”
“好，你不告诉我，是不是那位弗伦先生又要你去当他的什么助手了呀？”
“哦，埃德，我看你是不是又吃醋啦！”
斯诺深情地望着海伦，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柔情。他静静地伸出手握住了海伦的手，轻轻地说：“佩格，我爱你！”
海伦也深情地望着斯诺。
转眼间到了1932年的6月。
宋庆龄在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寓所是一幢两层的朴素的小楼房。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大书橱，里面摆满了藏书。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简洁朴素，家具和装饰品不多，但安排得当，整整齐齐。几盆鲜花散发着暗香。宋庆龄身穿色调柔和剪裁合身的旗袍，整洁典雅，乌黑发亮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秀美的脸庞宛如浮雕，除了一只玉发夹外，没有戴别的首饰。
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斯诺俨然像一个老朋友了。
斯诺说：“孙夫人，我正在翻译鲁迅先生和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准备编辑出版一本书，把中国文学介绍到西方。但从最近的外国报纸上看到了几位左翼作家被活埋的消息，这和以前您的朋友邓演达和杨杏佛两位先生遇害有什么联系吗？”
“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宋庆龄愤愤地嘲讽了一句。
“你认为他本人知道这件事情吗？”斯诺问道。
“他应该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他一背叛革命，就开始杀人。因此，只要他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在其中任职。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
“但是你要知道，无论蒋介石委员长是否应该负责，但没有哪一部《圣经》里会规定‘反革命分子’不准当基督徒的。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暴君不都是基督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