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人提出“天涯海角”不该专指今海南的崖县一处，还有今广西的灵山、合浦等处，其得名较崖县还早近700年，也就是说在海南崖县“天涯海角”刻石之前早已有“天涯海角”这个地方了。
“杏花村”
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绽蕾欲放或是纷纷盛开之时，一些迁客骚人文士博学者，难免会想到杜牧的《杏花村》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近数年来，争论尤烈。
一说在山西省汾阳县，近年来报刊杂志上首先提出此说。理由是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但缪钺编著的《杜牧年谱》（载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中，关于杜牧的平生事迹、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于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开元中改为太原府）和边塞的记载。所以，杜牧“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阳县了。
二说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诗《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这个理由较山西汾阳县说法充分。但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也便接连而来：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及路上的断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三是杜牧在贵池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会兀自寻觅酒店？因此，贵池说也有问题。
三说在江苏丰县城东南15里处。其理由是：（一）根据诗意，该诗为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那么，杜牧在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宫赴京共四次；有三次过丰县境：大和九年由扬州节度掌书记迁监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功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入京。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远古，丰县曾属宋；并且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二）宋人苏轼写了一首关于丰县朱陈村嫁娶图的诗，诗中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言宋时丰县杏花村胜景破坏，猜拳行令豪饮美酒已被县吏打门代替，其诗暗合杜牧《杏花村》诗。苏轼生活的年代离杜牧仅晚一百余年，他对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后的人更清楚，因而较可信。（三）《丰县志》最早修于明代，从最早版本的《丰县志》始，版版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诗入“艺文”；尔后的《徐州府志》亦屡次收入。而安徽贵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迟于明版《丰县志》，更迟于宋代苏轼的作品。然而如今丰县城东南15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院里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该村向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亦难以让人置信。
四说是泛指。理由是中国杏花村很多，诗人不可能指专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认为此说“非矣”；杜牧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岂能无病呻吟？假如他不亲眼见到一个杏花村，他的诗兴岂能无感而勃发呢？
看来，杜牧诗中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这位才学显赫的杜樊川，写的是哪个杏花村呢？
神秘的敦煌藏经洞
曾是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一直笼罩着神秘和传奇的色彩，而且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20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虽然这里有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们开凿的佛祖像，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念经文的喇嘛在陪伴着他们的佛祖。奇怪的是，在这片昔日的佛教圣地，却经常有一个人出出进进，他不是念经的喇嘛，也不是信佛的俗弟子，而是一位道士，他的名字叫王圆箓。这个信奉道教的王圆箓看着日渐破败的佛教洞窟颇为心痛，雇人对这些洞窟进行了整修。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第16窟时，奇迹发生了。
一位被雇来的老农在清理洞内的浮沙时，感到很疲惫，就靠在洞窟的墙壁上点上烟想休息一下。点完烟后，他习惯性地把点烟的芨芨草随手插入身边的洞缝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次却与往常不同，这么长的一根草竟插不到底。他赶忙用拳头敲了几下墙壁，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这么大的回音，说明墙壁是空的，分明是窟中还有套间！这是他们在整修别的洞窟中从没见过的事。这个老农赶快把情况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很诧异，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不然人们不会开了这个套间后，再在外面画上壁画，伪装得像一般的石窟一样。王道士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他怕消息传出去后会招来更多的人抢宝，便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了。王道士耐着性子等到晚上，他悄悄地去打开了这道伪装的窟壁，找到了用泥封着的洞口。打开洞口，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让他吃惊不已：这个“套间”里堆满了纸质的卷子、绢画，还有各种佛教的法器等。在王道士看来，这些都是古董，古董是可以卖大价钱的。于是，他拣了一些首尾完整的写经和一些绢画，送给了当地的官绅。在这些富绅的眼中，这些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古董。于是，敦煌有古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合点。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经典，随着商路的开通，纷纷云集在敦煌，那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宗教圣地。从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达，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些所谓古董就是“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其内容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有儒学经典，有官私文书，还有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是5到11世纪敦煌辉煌的历史见证。如此丰富的文书是何时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这些问题从藏经洞被发现至今，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藏经洞未发现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当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喜不已，那密密麻麻的手抄本几乎堆得有3米高，信手抽阅几本，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这些古老的卷轴毫无残缺的迹象，完整如新，既不见破裂，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松脱。在沙漠边缘的断崖下，900多年来雨雪不侵，里面极为干燥，正是最好的藏书之地。这些卷堆中更有精美绝伦的绢帛，以及绘上各种佛像的华丽横幅，颜色鲜艳，就像刚刚画上去的一样。斯坦因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他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研究，认为是当时敦煌各寺院中的废弃物，因为这些写本和绢画及佛教法器等，都是宗教用品，具有神圣性，是不可随意毁弃的，于是，宗教人士就把这些没多大用处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保存起来。同时，斯坦因根据所见到的写本和绢画上所题写的时间最晚是11世纪初，因此断定这个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时供职于设在越南的法国远东学院，负责为该院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艺术品等。他也是20世纪初中亚探险的重要参与者。1906年在中亚探险时，伯希和无意中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并且也看到了一些散出的写经。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于是改变行程，直奔莫高窟。1908年，他到莫高窟后，一面对洞窟进行探测、编号，一面与王道士进行交涉，终于获准进洞观看。当进入洞内时，他大吃一惊，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东西足以让这位法国的汉学家大饱眼福，他决心把全部藏品翻看一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伯希和是一位汉学家，比较内行，所以他掠取的文物虽然数量上没有斯坦因多，但价值远远高出斯坦因所洗劫的文物。敦煌文书又一次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了敦煌，这一时期史书上称为吐蕃占领时期。唐宣宗时，敦煌一带的人民起义，建立归义军，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史书上称为归义军时期。此后，敦煌又一度被沙州的回鹘占领。1036年党项攻占敦煌，虽然很快被沙州回鹘赶走，但在1068年还是被党项建立的西夏占领了。藏经洞中的藏品中没有西夏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所以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了起来。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他们认为经卷的收藏是受到了黑韩王朝的威胁。宋绍圣年间（1094~1097），黑韩王朝向北宋提出攻打西夏的请求，得到了北宋王朝的回应。但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与当地所信仰的佛教格格不入，于是当地僧人得知此消息后，为了防止异教徒对佛教的毁灭，主动采取了保护措施，将经典汇集一处，藏入洞中，并在外面画上壁画，进行了精心的伪装。
藏经洞被打开之时，正是腐败的清王朝走向了它的末日，从政府到地方官员根本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保护这些国宝。更为可悲的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又是一个贪图钱财，缺乏民族责任感的人，这就使藏经洞的命运更是悲上加悲。敦煌藏经洞中共出土文物5万余件，目前国内所藏藏经洞的文书仅有9000多件，大量的珍贵文物却流落在异乡。敦煌莫高窟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无价的宝藏。
中国唐代的“基督教石碑”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从西安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正在施工的民工从地下挖出了一块石碑，石碑用黑色大理石制成，高约10英尺，宽不到4英尺，厚约1英尺，重达2000公斤，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就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是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刻写的，叙述了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教旨、仪式，以及唐太宗时从大秦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和宣传教义的情况。碑文还明确记载了此碑建成于公元781年。这个消息一传开，立刻震惊全国，最兴奋的当属那些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了，他们纷纷赶往西安，想探个究竟。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开始在士大夫阶层传教，采用了各种手段，但最终没有取得好的结果，中国人似乎对他们宣传的上帝并不太感兴趣，因此，他们正在寻找新的良策。这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无疑是上帝在帮助这些传教士，当他们经考查这个碑果真属实时，真是兴奋异常，这说明基督教传教士在1000多年以前便来到了中国，中国早在1000多年以前已经有了基督教教徒，传教士们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很快就把碑文翻译成各种文字，向西方介绍。这样不到几年的时间，西方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国家都知道在中国发掘出一块1000年前的石碑，从此围绕着石碑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首先引起风波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中国的学者一直未对景教碑的真实性提出怀疑，最早提出质疑的是一些英美国家的知名人士。例如，大文豪伏尔泰就曾嘲笑景教碑是耶稣会教士受传教不顺的困惑而想出的一个办法，他们伪造了景教碑并把它埋入地下？这是一种“虔敬的骗术”；到了19世纪，一些法国、美国的汉学家还延续这一说法，认为此碑是伪造的；1880年，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报》不仅说景教碑是伪造的，还对发现景教碑一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早期的基督教徒对景教碑做了详细的研究，认为无论从碑文本身，还是从唐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东方传教的历史背景看，都能证明景教碑绝对不是伪造的。这场争论持续了许多年，迄今风波已经平息，景教碑确实无伪已成为一种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