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羅馬帝國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是結構非常原始的國家。國王，也就是先前的日耳曼戰士首領，他將土地分發給自己的子弟兵，而這些下屬必須提供國王打仗所需的戰力作為回報，一個國家就建基於這樣的關係上。如此，國王不必徵稅或成立繁複的政府體系即可擁有軍隊。經由這種方式握有的土地後來被稱為封地，拉丁文的「feudum」即是從這個名詞演變而來，之後再演變成英文的「feudal」（封建）。
由於重度依賴擁有土地的重要臣民，封建制度下的君主勢必處弱勢地位。理論上，封地既是由國王分配出去，土地權應該掌握在他們手裡才對，實際上卻都成了以父傳子的私有財產。大地主雖然肩負服從國王的義務，但他們大可違抗命令或置之不理；他們擁有軍武力量，照說國王可徵召來為自己效命，但這股軍力也可能被用來對付國王，或是國王要他們順從的時候反而處處刁難。他們住在城堡裡，有能力抵禦外敵──以及自己的主子。
那時軍隊的性質已經有了改變。古希臘和羅馬時代，步兵是軍隊的核心，如今騎兵成了要角。馬鐙是東方的發明，此時傳入了歐洲，更讓馬背上的士兵勢如破竹。腳踩馬鐙坐在馬鞍上，要比直接坐在馬背上穩固得多，步兵不但更難將他拉下馬，騎馬的人還可將自己的衝力和重量與馬匹結合，直如一體般活動自如。手持長矛、全力衝刺的騎兵是威力強大的戰爭武器，這些騎馬的人稱為騎士或見習騎士，也就是騎士的扈從。那些大地主──封地領主──，可以提供許多騎士為國王服務。
互親臉頰的君臣盟誓
領主和國王之間端賴個人的盟誓作為約束。宣誓服從的儀式是：領主屈膝跪下，雙手合掌高舉，國王以雙手緊握對方的手，領主隨即宣示自己今後是國王的人馬，誓言效命於他。宣誓服從後，臣子起立，君臣兩人並立，互親臉頰。因此，這是一種代表服從也代表平等的儀式，象徵著這種關係的本質：只要國王保護他，臣子便矢志效忠。自西歐有王國開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就是一種不成文的契約關係，這個信念從來不曾完全消逝。
雙手合掌是我們所知的祈禱姿勢，不過基督徒一開始是站著祈禱的，他們面朝東方，亦即期待基督榮耀歸來的那個方向，張開雙臂。我們現今的祈禱姿勢是模仿世俗領主宣誓順從的動作，關於這個儀式以及它所代表的關連（它是根源於日耳曼還是羅馬？）各界看法不一。在羅馬社會，即使是它的輝煌時期，年輕人想出頭都得找個贊助人當靠山，而當這個帝國日薄西山，越來越多人開始找勢力強大的人當自己的保護者。不過，合掌和吻頰的儀式本身是始自日耳曼──這是部族首領和麾下戰士之間創造出來的約束。
效忠國家跟效忠治理它的國王原本是兩回事，但這種觀念日漸消失。國王駕崩後，所有大臣都必須宣誓效忠新王，唯有如此，才能成立新政府。由於政府是種私人間的約束關係，國王可以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李爾王那樣，將國土分給自己的子女──真實歷史中的查理大帝也是如此，雖然他一直努力保持國土的完整。藉由新一輪的宣誓效忠儀式，新政府於焉成立。如此，血脈成了國家延續的關鍵，而非國土。古羅馬皇帝從沒想過他可以將帝國分給自己的小孩，他的責任是維繫帝國的完整，但當這個帝國一分為二、東西各據一方後，為改善國政與國防，國土就這樣被分割了出去。
封建社會下，階級不等於地位
由於立足點薄弱，封建制度的君主必須徵詢國內權勢人士的建言。他們沒有一支自己能夠全權控制的軍隊，也沒有常態的徵稅制度或行政部門，因此，在做決定之前，他們會邀集重要人士，聽取這些人的意見並徵得同意才能拍板定案。神職人員、貴族和平民三種不同地位（estate）的人必須到國會集合開會，聽取建言就此成為正式的制度。
這裡的「estate」意指「地位」而非「階級」；在中世紀時代，這個字是一群人的意思。當時的封建社會公認有三種組成份子：神職人員職司祈禱，貴族負責出兵打仗，再來就是平民百姓，也就是所有其他各行各業、從事勞動與賺錢營生的社會工作者。「地位」和階級（class）有很大的不同。階級和經濟能力有普遍的關連，而這三種社會地位卻是以功能作為分野：祈禱、打仗、勞作。同樣地位的人貧富差距極大，拿神職人員來說，其中包括腰纏萬貫的大小主教，也有一窮二白的地方神父；貴族當中有的地主富甲一方，也有的一貧如洗；至於平民，有的大商賈和金融家比貴族還有錢，還僱用許多平民替他們工作。能夠派代表進入國會殿堂的是這些財力雄厚、坐擁恆產的平民，那些苦力勞工可不行──他們是有如半奴隸的農奴。
在當時的法蘭西，整個國會分成三院開會，稱為三級會議。其中一院專屬於神職人員代表，一院是貴族代表，另一院是平民代表。至於英國，以大主教和主教為代表的神職人員連同貴族，一起在上議院或稱貴族院開會，平民則有自己的下議院。當今的英國國會依然沿襲這些名稱，就跟它的君主制度一樣，都是中世紀留存至今。英國今天是個民主國家，但它之所以躋身民主，是因為准許全民投票選舉下議院的議員──此舉是為了制衡貴族的權力，君主也因此成了虛位元首。這樣的民主已經不復古典時代雅典的民主面貌。
中世紀的議會並不是政府的常態部門，君主若有特殊需要，才會召集他們來開會。通過立法並不是議會的主要職司；國會之所以召開，是因為君主需要更多的財政收入。當時的君權已從薄弱的基礎慢慢往上增厚。他們靠自己的土地和固定稅收擁有財政收入，但若是開支增加──主要是因為戰爭，就得徵收特別稅，因此需要召集國會，通過加稅之議。議會可以趁機吐吐苦水，並通過若干或由國王行政首長或由國會成員發起的新法。
中世紀的城鎮日漸擴大，一種不同型態的政治組織隨之成形；每個城鎮先選出管轄市務的議員，再由議員們選出一個市長。中世紀時代，由於君主委實太弱，當城鎮日益發展，他們不做直接統轄之圖，反而允許城鎮自治，交換條件是它們必須服從君命，繳交各種稅捐。市議會聚集開會時，人人地位平等，互相宣誓，這樣的世界和別處大相逕庭──其他地方都是以主從關係來運作。
在一個王國境內，民選出來的議會和市長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市鎮，這是歐洲才有的發明；實力堅強的君主不可能容許敵對的權力中心坐大，他們會派自己的人馬去管轄那些市鎮。在歐洲，隨著商人、金融家和製造業者的荷包日益豐厚，權力也跟著水漲船高，就是拜這種半獨立的地位之賜──國君為了掌控鄉間坐大的貴族地主，越來越仰賴自治城市和他們的財富（藉由徵稅或借貸取得）。這也是一種極不尋常的發展。
弱勢的君主和他們的貴族時有扞格，跟國會也是角力不斷，直到進入近代，西元一四○○年左右，君主開始居於上風，封建君主慢慢轉變成絕對的君主專制，不再仰賴議會鼻息。
事實上，這些君主並沒有真的廢除議會，只是不再費事去召集國會諸公來開會，因為他們找到了其他籌措財源的途徑。法國國王開始變賣公職，如果你想當個稅商，只要預付一大筆錢給國王，再從你向商人收取的費用裡補回來就好（編按：舊秩序時期，有些間接稅，如鹽稅、酒稅，法國政府並不直接設官課稅，而是委由包稅商徵收；包稅商與政府商定一個稅收定額，超收部分則歸包稅商所有）。至於西班牙國王，則是因為發現了新世界──墨西哥和祕魯的金礦而得到大筆橫財。
君主專制，國王再度當家作主
「君主專制」這個詞可能有誤導之嫌。它不表示歐洲的君王能夠恣意地為所欲為，他們並不是暴君；一般情形下他們有義務維護法律，確保司法以公平對待臣民；若是國家安全有虞，他們自己也可以處理。只是他們推倡「君權神授」的觀念，指稱國王是上帝派到凡間的使者，所以萬民必須服從，這比起早期君王的說詞更為浮誇，但君主自己也得受這個規範的限制，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治國成績終究要受到上帝的審判。當然，比起之前的封建君主來，他們顯得更尊貴、更遙不可及。君主與臣子互相親吻的儀式不再，現在你得跪在國王面前，看他要不要把手伸給你親。
這些國王用自己的經費買到了自己的軍隊，此時是步兵軍團當道；中世紀後期，可將馬背上的騎兵擊落地面的新武器，長弓和長矛，被開發了出來。長弓是英國的研發，這是一種比石弓威力更大的武器，英國的長弓箭手可以用它射穿騎兵的盔甲，讓敵兵跌落馬背。法國人原本認為用這種武器打仗太不光彩，拒絕就範。就像一次世界大戰時大家譴責機關槍一樣，法國武士一開始也譴責這些長弓手，結果兵敗如山倒，不出多久，法王自己也有了長弓箭隊。
長矛則是瑞士的發明。你把這種又長又重的矛扛在肩上前進，與敵人對壘之際，一團步兵排成方陣，將長矛放低就位，向外齊發，進攻的敵方騎兵不是被射中落馬，就是馬匹被長矛刺穿。
沒想到這些君王一擁有自己的軍隊，卻是拿它來對付自己的臣民──那些忤逆國王的大貴族或是拒絕繳稅的窮佃農。於中世紀末期傳入歐洲的火藥，是國王控制臣民的一大助力，國王的軍隊可以對準城堡發射砲彈，城牆便應聲而倒。
彼時歐洲已回復到正常狀態：真正當家做主的是政府，但由於統治者一開始備受被統治者的掣肘，這樣的怪現象依然影響深遠，餘波盪漾。就像在英國，儘管王權升高，但議會存活下來而且勢力更增；在法國，某位君王則不得不讓停擺了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級會議，再度重見天日。
在歐洲大陸，由於各國之間戰火不斷，國王大有理由擴充軍隊。不過，在英國，為了保衛英國，英王需要海軍更甚於需要陸軍，但海軍不能拿來對付國內反抗的臣民，而英王若想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陸軍，又會被視為違反英國的自由原則，因此，英國國王若想取得在必要時能拿來對付臣民的武力，可謂難上加難。然而，到了十七世紀，英國國王還是做了嘗試，意圖跟隨其他歐洲國家路線，變成絕對的君主專制。
做出這個嘗試的王系，是祖先來自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Stuart line）。終身雲英未嫁的英格蘭伊莉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於一六○三年過世後，將王位傳給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James Ⅵ），因此，除了這個身分，他也成了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在他之後，所有斯圖亞特家族的繼承者都是這兩個王國的共同統治著。（見左頁圖）
國王鬥國會、國會殺國王
詹姆斯一世和兒子查理一世、兩個孫子詹姆斯二世及查理二世，和國會都不對盤。這些國王每每拙於應付國會，可是他們面對一個現實的難題──他們需要更多財政稅入，但當他們找國會商量加稅，國會卻提出要求，希望升高對國家政策的掌控。想當然耳，國王拒絕讓國會插手，他只好另闢蹊徑尋找財源，極力避免回頭去找國會。這自然引起國會更多的狐疑，在他們看來，國王似乎打算仿效歐洲別國國君王正在做的事：完全架空國會。
不過，真正讓這些衝突白熱化、使得國會諸公準備為理想干冒生命危險的導火線，卻是宗教因素。由於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若不是天主教徒，就是娶了天主教徒為后，在信仰英國新教的臣民眼裡，怎麼說都是不夠忠貞的。
宗教改革之後，英國成了新教國家，不過過程和宗教革命的起源不同，英國並沒有出現一位像馬丁路德的人物。英國之所以走向新教，要拜亨利八世之賜。亨利八世大名鼎鼎，因為他娶了六任皇后。他的元配皇后凱瑟琳是天主教徒，可是她沒有盡到她最大的義務：生個兒子繼承王業。要解決這樣的難題，一般是由教宗找個理由宣佈婚姻無效，但這位教宗私心自用，不願得罪皇后的家族──西班牙的統治者。因此，亨利於一五三四年自行宣佈，自己是英國天主教會的領袖，任命了一個願意宣佈他與凱瑟琳婚姻無效的大主教，隨即把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Anne Boleyn）娶進門。在亨利八世之後，已被正名了的英國教會更逐步朝新教趨近，但若干天主教儀式仍然保留，主教、大主教的職位也依然如故。此舉激怒了一些眼紅的新教徒──希望教會徹底改革的清教徒。
詹姆斯一世拒絕了清教徒的改革要求，但他做了一個重大決策，同意將《聖經》翻譯成英文，這個版本活潑但不失典雅，成為英語世界爾後三個世紀共同奉讀的聖經版本。詹姆斯的兒子查理一世對現今稱為英國高教派（High Anglicanism）的神學和儀式情有獨鍾，但不只是清教徒，就連大部分的新教徒都認為這個教派太偏近天主教色彩。查理一世卻強迫英國教會接受他的見解，此舉大大冒犯了英國教會，畢竟它是名正言順的官方教會，而且查理一世還是它的最高領導者。查理雖非天主教徒，但皇后篤信天主教，還特別安排自己的神父在宮廷之上參與彌撒，總之，英王由偏新教變得偏天主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