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有志之士、仁德之人，没有为了求得生存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的。
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性命，所谓以身殉道。为卫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了生命而妨碍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此处的“仁”作“有道德”解释，凡有志气和有道德的人，没有哪个是为了求生而失德的，只有以生命来争取真理的。
给老板的启示：在危机时刻老板勇于承担责任，下放权力，推进分权放权，以团结团队共度难关，并通过让利以求合作，甚至和竞争对手合作，也是一种“杀身成仁”。
1982年9月，美国芝加哥地区发生服用含氰化物的泰诺药片中毒死亡事故。在恐慌的氛围中，传说中的死亡人数超过200人，一时间全国哗然。
事件发生后，强生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博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抽调大批人马对所有药片进行检验、在最短时间内向各大药店收回所有的这类药品，斥巨资向医院和经销商发出警报。
尽管后来的联合调查表明，在全部800万片药剂的检验中，只有不超过75片的一批药品受到污染，而且死亡人数也只有7个人；但是，强生公司务实的危机处理工作取得了公众和消费者的体谅与信任。对此，《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强生公司选择了一种实事求是的
做法。如果昧着良心干，它将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近日，丰田汽车公司因油门踏板踩放不顺的潜在问题，决定扩大在美国市场上召回范围，使在北美的丰田汽车召回数量上升到590万辆。丰田公司也将召回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丰田进口车4万辆和国产车7.5万辆。同时，也在考虑召回欧洲市场上近200万辆丰田汽车。这样，卷入“踏板门”而召回的丰田汽车数量将达800万辆之巨，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汽车产品缺陷召回事件。
这样大规模的召回，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正值丰田攀上全球产销第一的至尊地位却遭遇消化不良之时，对丰田的打击可谓雪上加霜。但丰田还是在“主动召回”、“指令召回”、“隐匿召回”和“拒不召回”的诸多选项中，果断选择了“主动召回”和“主动申报”。这看似费解，实则来源于法律制度压力。
中国汽车消费者大概不会忘记，2002年5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决定召回200万辆存在点火器隐患的汽车，但令中国消费者沮丧的是，召回并不包括中国市场。令中国消费者受歧视的主因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制订汽车召回的有关法律。而据信，中国推出汽车召回制度的阻力正源自国内的汽车厂商而非外国汽车公司。国内汽车厂商认为，召回制度会一棍子打死中国汽车产业。
这种未经证实的担忧，使中国民族汽车免去了“召回成本”之重。但多年下来，中国品牌汽车非但没有“强”起来，反而纷纷伏倒在有“召回成本”之累的外国品牌车之下。所以，真正夺命的不是召回制度，而是没有召回制度。
美国的汽车召回制度历史悠久，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美国甚至制订《大气清洁法》，把不符合环保条件的汽车也纳入召回范围。真正让美国召回制度运转起来，依托的是基础法律制度，其中就有产品侵权责任法。美国曾有个著名判例，加州居民拉蒙·罗莫夫妇一家驾驶福特车出车祸导致三死三伤，后查明事故主因就是福特汽车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初审法庭查明福特早已知悉此类隐患而未召回，就痛下杀手，在作出500万美元伤亡赔偿的基础下，判令福特2.9亿美元的天价惩罚性赔偿。
依据“风险核算”法，如果投放于市场的有缺陷产品可能产生的产品责任的总量远小于召回成本，车企就会坐视消费者有可能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会以“大不了赔点钱”的想法蒙混过关。所以，产品侵权责任法不配套，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跟不上，召回就不能成为自愿之举。日本的召回制度中引入了刑事责任，对拒不召回或隐匿召回的，除对法人处以上亿日元的罚金外，对个人课以刑期一年以下的监禁。
我国于2004年才开始在小范围汽车种类上施行召回制度，到2009年才基本扩大到所有机动车上。由于侵权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不完善，中国车企在“主动召回”的态度上还得向外国品牌学习。市场营销人士发现，召回并没有根本性摧毁品牌力量，反而是在“所有产品都不可能是十完十美”的假定下，那种勇于自改，敢于向生命负责的行为，最终会赢得市场高度支持。[1]?
管理工作千头万绪、管理情况错综复杂，老板只有坚持务实的作风，才能正确地做事，有力地推进管理活动，促进公司发展。特别是当犯错不可避免时，老板更需要以务实的精神应对，必要时“杀身成仁”才能纠正错误，化解危机，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