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决定近代军队的战斗命运。不过，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要在大队一起操练的军队才能获得。近代的火器有声响，有烟气，人一听到炮声，往往早在离战斗开始还很久之前，就感到随时会遭遇目不能见的死神。所以，往往战斗一开始，这纪律、秩序和服从性就难于保持。古代的战斗情况，却与之不同，除人的叫吼声外，没有声响，没有烟气，也没有看不见的负伤和致死的原因。在致死的武器实际接近以前，在他附近有没有其他武器，各人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只要对使用武器的熟练和技巧有相当把握，则维持纪律和秩序，就不但在战斗开始时，即在战斗全过程中，或者直到两军胜负判然时为止，都必定比在使用火器场合容易得多。
没有良好纪律的单一训练，使民兵不论用什么方法教导或训练，也远不及纪律良好训练得宜的常备军。即使训练好的民兵也不过如此。
兵士能够熟练地使用武器，不是一日能练就成的，一周或一月训练一次的兵士，决不及每日或隔日训练一次的兵士。军队使用武器的熟练，虽然可以说在近代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但举世公认的普鲁土军队的优越，据说就是得力于他们更善于使用武器。
民兵和常备军在手法训练和服从命令上也大不相同。民兵仅仅每周或每月听长官指挥一次，其余一切时间，都可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任何方面不必对长官负责；常备军的全部活动及行动，每日都在长官指挥之下，甚至每日起床上床，到营舍睡觉，都要服从长官的命令。就这两种兵士比较起来，对长官的敬畏程度，及对服从命令的迅速程度等，民兵是不及常备军的。
最与常备军接近的民兵是鞑靼及阿拉伯的民兵，也是最好的民兵，他们是跟随平时所惯于服从的酋长作战的民兵，他们也有尊敬长官和立即服从命令的习惯。具有这一优点的还有苏格兰高地的民兵。不过，他们不是到处流浪的牧人，而是有固定住所和收入的人，他们在平时没有追随酋长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习惯。所以，和鞑靼人、阿拉伯人比较，他们在战时不大愿意同酋长驰赴远方，也不大愿意长久留在战争场所。他们一旦获得战利品，马上就渴望回家，酋长的权威也不一定能够制止他们。此外，此等高地居民，一向过惯了固定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像鞑靼人、阿拉伯人那样惯于军事训练，不如鞑靼人、阿拉伯人那样善于使用武器。另外，在服从命令方面，他们也远不及鞑靼人、阿拉伯人。
无论何种民兵，只要每日在长官的指挥下操练武器，长久的训练也能够使他们养成常备军那样服从命令的习惯。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民兵在未赴战场前是做什么的，只要作过几回战，就可以成为一个十足的常备军。因为他们每日操练武器，不断经受长官的教导，所以不久就养成了常备军那样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就拿美洲的战争来说，美洲战争如果再延长一点，美洲的民兵，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可以和最顽强的老兵常备军相抗衡。
我们还可以借鉴历史事实来证明有纪律的常备军与民兵相比的无比优越性。
马其顿王腓力普率领的军队就是有史可稽的最初出现的常备军之一。他常与色雷斯人作战，与伊里奥人作战，与色萨利亚人作战，乃至与马其顿邻近的希腊各都市作战。历次战争的结果，让他渐渐把他最初也许是民兵的军队，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就在和平时期，他也小心地把军队保留下来，不予解散。后来，经过长久激烈战争，希腊各主要共和国那些勇敢而精练的民兵，也被他打败了，征服了。征服大波斯帝国羸弱而缺乏训练的民兵，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希腊各共和国与波斯帝国的没落，就是常备军对于民兵持有无比优越性的结果。这在第一次人类大革命史书中有详尽的记载。
人类历史中的第二次大革命是迦太基的没落和代之而起的罗马的兴盛。这两个共和国的一切消长变动，都有着相同的原因。
哈穆勒卡尔、其婿哈斯德拉巴及其子汉尼巴这三位大将主导了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紧接着又迎来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他们最初惩治了自己国内叛变的奴隶，接着镇压了非洲叛乱的各民族，最后又征服了西班牙大王国。到了汉尼巴率领军队，由西班牙向意大利进攻时，他的军队必然由这历次战争而受到常备军的严格训练。当时罗马人虽不是完全过着和平的生活，但他们那时没有经历过规模较大的战争，他们的军事训练，自然不免大大松弛。罗马军队在特雷比阿、斯雷米阿以及肯尼，与汉尼巴的军队会战，那是一场以民兵对抗常备军的战争。这一情况，也许比任何其他情况更有力地决定这几次战争的命运。
罗马派去抵御它的民兵和留在西班牙的汉尼巴常备军，都有着同样的优越性。这些常备军在小哈斯德拉巴指挥下，不到几年，就把罗马的民兵全部从西班牙逐出。小哈斯德拉巴后来认为有必要率领他在西班牙所统率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常备军，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兄长。在进军中，因向导指错路，致使他们徘徊在生疏的国土上，猝不及防地受到另一支同样精练或更精练的常备军的袭击，结果全军覆没。后来，汉尼巴的常备军被派往非洲，非洲抵抗他的，不过是一些民兵。这时，为防御迦太基，这支军队又被召回。当时，那些屡战屡败的垂头丧气的非洲民兵，也倒戈加入该常备军。在查马会战中，这些民兵构成汉尼巴军队的主力部分。而这相互敌对的两大共和国的命运，就由那一次战斗的结局决定了。
最后留在西班牙的罗马民兵自然而然的成为常备军。当哈斯德拉巴由西班牙退去后，罗马大将西皮阿所遭遇的抵抗，不过是一些劣于自己军队的民兵。他很快就将那些民兵征服，而他自己的民兵，在战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训练有素、操练纯熟的常备军。
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告终，直到罗马共和国没落，罗马的军队可以说是十足的常备军。当时马其顿的常备军对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抵抗。在战争声威达于顶点的时候，罗马军队尚须经过两次大战争及三次大会战，才能征服这个小王国。假使马其顿最后的国王不肯示弱，恐怕征服这个小国会更为艰难。
古时一切文明国家的民兵，如希腊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和埃及的民兵，对罗马的常备军都只作微弱的抵抗。其他野蛮国家的民兵，则抵抗比较激烈。米斯里德斯由黑海、里海以北各国率领来的塞西亚或鞑靼民兵，是罗马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碰到的最可怕的劲敌。帕斯阿及日耳曼的民兵，亦非常值得钦佩。他们曾有几次把罗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就两军实力来说，罗马军队如果好好指挥，这种民兵无论如何也无法打败他们。罗马人征服帕斯阿、日耳曼戛然而止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帝国已经够大了，无须再加上两个野蛮国家。
古代帕斯阿人，似乎为塞西亚或鞑靼系属的民族，始终保持着很多的祖先遗俗。和塞西亚人或鞑靼人一样，古代日耳曼人也是一种流浪的游牧民族。他们平时由酋长率领着在各地迁流；战时依旧由同一酋长率领着进行争斗。他们的民兵，正与塞西亚或鞑靼的民兵同种同类。说不定，他们还是前两者的后裔。
很多原因使罗马军队纪律松弛，过于严峻的纪律本身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在他们非常强盛时，既已征服天下，那坚重的盔甲，就当作不必要的重荷而抛开了，那艰苦的训练，也视为不必要的劳作而疏忽了。加之，罗马各皇帝统治下的那些常备军，特别是戍守边疆防备日耳曼人及班诺尼亚人的常备军，他们简直是各皇帝的危害势力；他们屡屡反对皇帝，拥立自己的将军。为要减弱这些常备军的危害程度，德奥克里希恩大帝，也可能是康士但丁大帝，首先把总是由两三军团合成的大部队的屯驻边境的常备军，召回内地，然后再化分为小部队，散驻各省的都市，非有用武力驱逐敌人的必要，即不许其移动。军队常驻在商业及制造业都市，兵士们自身就渐渐变成了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市民的性质，于是渐渐超过军士的性质而占优势。
这样一来，罗马的常备军就逐渐颓废了，成为腐败、疏忽、无训练的民兵，后来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入侵，西罗马帝国就抵挡不住了。那时，各皇帝没有办法，就开始雇用一些国家的民兵，抵抗另一些国家的民兵，这样才多维持了一些时候。西罗马帝国的没落，是古代史中有详细记录的人类事务上的第三次大革命。这次革命的原因，就是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的无比优越，也就是游牧者国家的民兵对于由农夫、技工及制造业者组成的国家民兵的无比优越造成的。这里，民兵所战败的，大都不是常备军，只是在训练与纪律方面不及他们的民兵。希腊民兵战败波斯民兵如此，后来瑞士民兵战败奥地利和勃艮第民兵同样如此。
随后，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的国家在西罗马帝国没落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这些民族移迁新土后，他们的兵力依然在若干时期内保持原来的性质，他们人是由牧人及农夫组成的民兵，在战时即由平时所惯于服从的酋长带往战场作战。所以，他们是经过了相当训练，具有相当纪律的。但是，随着技术及产业的进步，酋长的权威逐渐衰微了，大多数民兵用来训练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封建式的民兵训练逐渐荒废，纪律也日趋松弛。国家为改变这种趋势，就逐渐着手建立起了常备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民兵，根本就不是正规常备军的对手，要想国防安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这种编制常备军的方法，一经为某文明国所采用，其他文明国就有立即仿行的必要。
按编制常备军的方法训练士兵，即使没有上过阵、没有经过炮火的洗礼，他们也一样有着老兵那样的勇气，而且，在一开始上阵就要配得上和最顽强、最有经验的老兵一见高下。如1756年，俄罗斯军队攻打波兰，俄罗斯军队所表现的勇武，简直可以与欧洲当时最顽强、最老练的普鲁士兵士相提并论。然而俄罗斯帝国此前20年是国泰民安的；它那时军队中曾上过阵的兵士，绝对不多。1739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当时英国享受了28年的太平。可是，它的常备兵士并不为这长期和平所腐化，在攻打喀他基那时，他们所表现的勇武尤为突出。虽然和平日子过久了，将官们可能会忘却他们的技能，但管理得法的常备军，为保持其原有的勇武，训练随时都能恢复。
编制常备军也是一个文明国的国防要务。一个文明国的国防，如果仰仗民兵守卫，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民族征服的危险。亚洲各文明国往往被鞑靼人征服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的自然优越性。有纪律、有训练的常备军，较任何民兵为优。只有富裕的文明国家，才能维持这种军队；亦只有这种军队，才能保卫国家不受贫困野蛮邻国的侵略。所以，只有编制常备军才是国家永久保存其文明的方法。
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有了纪律严明的常备军，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同样，有了纪律严明的常备军，野蛮国家才能加速进入文明社会。常备军凭其威力，可以把君主的法令推行到一个帝国的最僻远的地方，各国可以用它维持某种程度的正规政府，否则正规的政府就会无法建立。
常备军是否危及自由是很多人担心的事。当军队经常的利益与国家宪法的维持不一定有何种关联时，这种危险性的确存在。例如，凯撒的常备军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英国成立已久的议会。不过，一国的军权如握在君主手里，各军队的主要将官，如是这国的贵族与乡绅担任，换言之，全国兵力，如果都是由那些由于自己享有民政权力的最大部分，所以本身的最大利益在于支持民政权力的这种人指挥，则常备军对于自由绝无危险。反之，在某种场合，说不定还有利于自由。有了常备军护持，君主就自以为安全了，无须像近代一些共和国那样，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
如果一国行政长官，尽管国内的主要人民愿意予以支持，但群众的每一次不满，都会使其安全感到威胁；或哪怕是一次小小的争论，也有可能立即掀起大的革命，那么为防微杜渐，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不满的行为。反之，一国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贵族，且有精练的常备军，那么，就是最粗暴、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至于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宽恕这种抗议，或置之不理。并且，他既意识到了他自己地位的稳固，他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这样做。所以，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须为公共安全而赋予君主以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
保证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是君主的首要义务。这种义务的实行，势必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渐需要越来越大的费用。原来在平时和战时都无须君主支出何种费用的社会的兵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战时需要君主出资维持，在平时同样需要君主支出费用。
战争技术的变化，使军队所需的费用也有了变化。火器发明后，平时训练一定兵额和战时使用一定兵额，所需费用都进一步增加。军队所使用的武器与弹药，都比以前更贵。与矛及弓箭比较，短枪是更贵的武器，与弩炮或石炮比较，加农炮或迫击炮也是更贵的武器。近代阅兵所消耗的火药，放射出去，就不复返，这更是需要巨额的费用。在古代阅兵时，所投的矛，所放的箭，均很容易收回，并且其价值极微。与弩炮石炮比较，加农炮迫击炮不仅是高价的机械，而且是非常笨重的机械。这种笨重机械制造起来要较大的费用，制成后运往战场，也要较大的费用。此外，近代大炮的作战效力，非往昔石弩可比，所以要给一个都市设防来抵御大炮的攻击，其所需费用也浩大得多。
从长远来看，火器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益无害。在古代，富裕文明国家很难防御贫穷野蛮国家的侵略；在近代，贫穷野蛮国家却很难防御富裕文明国家的宰割。近代战争火药费用的浩大，显然给能够负担此浩大费用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利益，而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立于优胜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