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者不用亲自劳作便可获得的收入，在许多情况下是地皮租金及普通土地地租。地皮征税以后与未征税以前比较，人民大众的真实财富与收入不会有什么差别。地租税过重会影响土地所有者的经营和关注程度。地皮租金则不然。地皮租金就其超过普通土地地租的数目来说，完全是由于君主开明统治，对借此而存在的资源征以特别税，或使其纳税稍多于其他大部分收入资源以支援公共收入，那是再合理不过的。因此说，地皮租金甚至比普通土地地租更适合作为特定税的对象。
利润的赋税
（1）利润税
用来支付利息、属于资本所有者的和支付利息以后的剩余，是由资本所生的收入或利润。
作为投资危险及困难的非常轻微的报酬，利润的后一部分显然不能成为直接征税的对象。资本使用者没有该报酬的话，就不会再做下去。假若他按照税的比例抬高利润率，那么他可能垫付了全部税赋，但是结果还是按照他的投资方法而转嫁给其他人。他人不能以某一方法减轻自己的负担时，他就只有采用其他方法来补救。因此，假如要他按全部利润的比例直接征税，他就得提高其利润率，或转嫁到货币利息上去，即少付利息。
两种情况可以说明，货币利息不宜直接征税。第一，个人所有土地的数量与价值不可能是秘密，是能正确确定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金额却是秘密的无法确定的。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资本则容易移动。为了自身利益，他自然会将资本转移到征税比较轻的国家。资本外移，资本利润即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也必定因而缩减。初看起来，货币的利息，就好像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征税的对象。然而，与地租比较，货币利息是不宜直接征税的。
在这种国家征收这种赋税，都是按照非常宽松和非常低的评估标准来征收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缴纳的税比实际收入低，邻人的虽比他低一些，但自己也不会太计较了。
（2）资本的利润税
有时用在特殊商业部门和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利润，是有些国家对资本利润征收的特别税。
消费者最终支付了特殊商业部门资本所征的税。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还会把价格提高一些。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的价格就包含了支付商人垫付的税额。
消费者支付店铺税，而且还要为店主再付一大笔的利润。当这种税与商人的营业额成比例时，最终总是由消费者付出，不会对商人造成任何压迫。但当它不与商人营业额成比例而同样征收于所有商人时，虽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支付，却对大商人有利，对小商人造成压迫。对店铺要想相当正确地按各店铺的营业范围比例征收，那除了釆用自由国家人民绝难忍受的调查外，再也无法进行。这种税如果很重，将成为小商人的重大压迫，并使全部零售业归于大商人手中。小商人的竞争既不存在，大商人则将享受营业上的垄断。他们立即会联合起来，把利润大大抬高到纳税所需的限度以上。
征收特殊的赋税无疑会使农民陷于困难，甚至破产。在重订租约时，赋税势必转嫁到地主头上。当一种税加在特定商业部门的利润上时，商人们会使上市的货物量不超过他们能卖得足够偿还所垫付税额的数量。他们有的从营业上撤回一部分资本，减少市场供给，于是价格上涨，税赋的最后支付就落在消费者身上了。但是，当一种税征在农业资本利润上时，农民如像商人那样撤回一部分资本，那根本就没利益了。农民对占有的一定量土地支付地租，耕作土地需要一定数额的资本，如果他撤回必要资本的一部分，那他支付地租或赋税的能力就会减弱。为支付税赋以及他的利益，那就决不能减少农作物产量，也决不能减少市场上农作物的供给量。因此，这种税决不会使他抬高其产物的价格，把税转嫁给消费者。不过，农民也须有合理的利润，否则他就会弃农改行。所以，他只有少付地主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润。而他必须缴纳的赋税越多，他能够提供的地租就越少。
对农业资本利润征取重税，是欧洲各地的普遍做法。这种税在法西兰称为个人贡税。
个人贡税，在许多方面都倾向于妨害耕作，枯竭富裕国家的财富源泉。在施行个人贡税的各国，农民缴纳的税通常与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资本成比例。他不信任估税员，不用好的牲畜，总装穷示弱，以避免纳重税；尽管他这样做并不会节约多少税赋。但是这种恶劣耕作的结果，无疑会令市场上的供给更少，由此引发价格上涨，连赔偿他减少产品的损失都不够，更不够支付更多的地租给地主。这种耕作的退化，国家、农民、地主都会蒙受其害。
放债的人绝不会少收那些将资本用于有税用途的人的利息。征在特定营业上的资本的利润税，决不会影响货币利息。国家则总是尽可能按相当正确的比例，对各种用途的资本收入征税，这样税就会落在货币利息上。
年金契约这种二十取一的税，虽然对所有年金征收，但似乎并没有提高多少年金率。法兰西人往往把钱投资于所谓年金契约上，这是一种永久年金，债务者若能偿还本金，可随时赎回，但债权者除非特殊情况则不得请求赎回。
财产移主时，对其征税则是必然要取走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当财产始终保留在一个人手中时，无论对它征收什么永久性的税，其用意决不是减少它的资本价值或取走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而是只取走它产生的收入的一部分。
在古代欧洲，构成各地区国王们的主要收入的，是对从死者向生者的转移和所有不动产的转移直接征收税赋。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的速度，无过于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钱的技术。对贷款的转移可以通过印花税或登记税来征收税赋。这种由印花及登记征税的方法虽然出现很晚，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印花税几乎遍行于欧洲了，登记税也非常普遍。
接受者接受死者财产所征的税，最终都要直接落在接受财产者的身上。对土地变卖所征的税，却完全要落在卖地者身上。卖地的往往是迫于非卖不可，不得不接受低价格，买地的则没有非买不可的需要，他一定会把价格和赋税放在一处划算，赋税越多就得出价越少。这种税常由经济困难的人负担的话，一定是残酷的。
对变卖新房屋所征的税，在不卖地皮的情况下，一般由买房者出，因为盖房者总得获取利润，没有利润，他不会盖房还会转行。如果由他垫支赋税，买者总得偿还他，对变卖房屋所征的税，一般由卖房者负担，其理由与变卖土地相同。他卖，大概是因为有卖的必要或因卖了于他方便。每年出售的新房屋数量，是受住房的需求的支配：如果这种需求不能为建筑者提供利润，他就不会继续建筑。而每年出售的旧房数量，却受与需求没有多大关系的偶发因素的支配。如果某地有两三件大的破产事件发生，就有许多房屋要出卖，并且都会以能够得到的价格出售。对变卖地皮所征的税，亦由出售方负担，其理由与变卖土地一样。
借贷字据契约的印花税及登记税，全部都出自求借者，而事实上也常是由他支出。诉讼事件所征的印花税及登记税，由诉讼者负担。为争得财产花费越多，到手后的纯价值就越少。无论原告或被告，税都不免减少争讼对象的资本价值。
人民的资本，总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君主的收入，则多半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各种财产转移税，如果会减少该财产的资本价值，必然也会减少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源。这种税是牺牲人民的资本来增益国君收入的，所以多少是不实惠的。
征收财产转移税，即使按照转移物的价值的比例也还是不公平。因为相等价值的财产不一定都作同一次数的转移。至于不按照价值的比例征收，像大部分印花税及登记税，那就更不平等了。此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显确定的，而不是任意的。除纳税本身无可避免的不便外，它一般不至于给纳税者增加其他任何不便。此税征收的费用极少，有时不免加在非常无力负担的人身上，但支付期间，大概总是便于纳税者。到了支付日期，纳税者大抵总有钱来付税。
登记契约和注册不动产权利给债权人及买入者双方以很大的保障，所以利于大众。对于大众、个人不便，并且造成危险的大部分契约，一般认为应保守秘密的登记薄根本就不应存在。但是，在登记手续费成为君主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则应登记的契约当须登记，不应注册的契约也须登记，于是通常无限制地增设登记机关。这种弊端虽不是必然结果却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个人信用的安全，不应当以信赖下级税收人员的正直与良心来保障。
工资的赋税
劳动的需求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价格支配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当劳动需求及食物价格没有变动时，对劳动工资直接征税的惟一结果就是把工资数目提高到稍稍超过税额以上。劳动的需求状况，或者人口状况同样支配着劳动者的生活资本，决定生活资本的程度。食物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决定必须付给劳动者能够购买到生活资本的若干货币。
雇主有可能支付劳动工资直接所征的税。对劳动工资直接所征的税，可能由劳动者付出，但在征税后劳动需求及食物价格仍保持征税前的原状的情况下，不但工资税还有超过此税额的若干款项，其实都是直接由雇主垫支的。制造业劳动工资的上升由雇主垫支，最终由消费者支付；农业工资的上升由农场主垫支，最终由地主支付。总之，对劳动工资直接征税，比之征收一种与该税收数额相等的税，即适当地一部分征于地租，一部分征于消费品的税，必会使地租发生更大的缩减，必会使制造品价格发生更大的上涨。
工资税使劳动价格比之前高，并且增涨的价格以及垫支者的额外利润，最终总是由地主和消费者来支付。如果对工资直接征税，工资没有相应地增高，那是因为它一般会造成劳动需求的很大下降。农业衰退，贫民就业减少，土地劳动年产物下降，大概都是这种赋税的结果。
对劳动工资征税，不合理且缺点很多，但还是在许多国家实施。对于乡村劳动工资征税的效果跟对农场主利润征税一样，都不会提高土地原产品或天然产物的价格。如不提高优秀艺术家及自由职业者的报酬，那优秀的艺术及自由职业，就不再与其他职业处于同一水平，就会被人抛弃，以致不久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水平。对优秀艺术家及自由职业者的报酬征税，按略高于比较低级的职业的薪酬税比例的比例而提高。
人们认为对政府官吏的报酬征税是合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吏的报酬是可以征税的。政府官吏的报酬，因为不像普通职业的报酬那样受自由竞争的影响，所以，对它所要求的报酬并不总是保持适当的比例。在大多数国家，它大都比较高。从政者对自身乃至其他从政者都倾向给予以超过充分限度以上的报酬。
人头税和消费品税
人头税和消费品税，必须不分彼此地从纳税者的各种收入中支付，不管其来自土地地租、资本利润或劳动工资。这种税，指的是原打算无区别地加于各种收入上的税。
（1）人头税
不公平的人头税人们都无法承受。如果以征收对象的身份来征收，则会造成不平等。同一个身份等级的人，其富裕程度常常是不一样的。因此，这类税如果想使其公平，就会完全成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如果要使其确定，就会完全成为不公平的。不论税率轻重，不确定总是不满的重要原因。税轻，人们还可能暂时容忍；税重，丝毫的不公平都会难以忍受。名义上和收入成比例的人头税，如果要征收那势必是武断的。
大部分人头税都征在缴纳贡税者身上。征收人头税的办法是依缴纳贡税者支付贡税的多少，每镑征以一定金额的人头税。据见闻广博的法国赋税记录者观察，各州的人头税，由贵族及享有不纳贡税特权者负担的比例最轻。
征收下层人民的人头税，就是对劳动工资直接征税。对劳动工资直接征税，具有直接赋税的所有不便。
国家严格执行征收人头税，花费不多，对国家能提供一项极确定的收入。比较大的帝国从该税所取得的往往不过是其公共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且，这种税所曾提供过的最大金额，也往往可由其他对人民便利得多的方法征得。因为征收人头税能为国家提供一项确定的收入，无视下层人民安逸、舒适及安全的国家，征收人头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2）消费品税
生活必需品及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品（奢侈品）都是消费品。
维持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及即使按照习俗最底层的人也觉得有伤体面的所有商品,就是我们所说的必需品。在法国，无论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的男女，都可以穿着木屐或光着脚在外面走而无伤体面。比如在英国，啤酒、麦酒，甚至在葡萄酒生产国的葡萄酒，我们都叫做奢侈品。因为，大自然没有使这类饮料成为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而各地的风俗习惯，也没有使其成为少了它便有失体面的必需品。不论哪个阶级的人，完全禁绝这些东西也不会受到谴责。所以，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下层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颜面的习俗，使其成为他们所必需的物品。此外的所有其他物品，我们都可以叫做奢侈品。
对这些必需品征税，必然会使其价格提高，并且还要略高于税额，因为垫支此税的商人一定要收回其垫支和应得的利润。因此，这种必需品税，必定使劳动工资按此等必需品价格升涨的比例而提高。既然对必需品的征税像对工资征税一样，必然抬高工资，那么，各地的劳动工资就会有部分地区受劳动需求支配，部分地区受生活必需品平均价格的支配。所以，凡是提高生活资本的价格的产品都会提高工资，使得劳动者仍有能力购买他们依照当时的劳动需求情况应该有的各种必需品，不管那时劳动的需求情况如何。
对于穷人来说，征收这种奢侈品税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征税商品价格的提高，也不一定会引起劳动工资的增长。对于朴实勤劳的穷人来说，对这些商品征税会使他们少用或完全克制不用那些轻易买得起的奢侈品。所谓奢侈品征税，会使那些放纵自己胡乱消费的家庭养家能力降低，不过对有用人口的数量没有多大影响。由于这种强制节约的结果，他们养家的能力没变弱反倒增强了。
劳动工资不相应增加，必需品的平均价格不论涨多少，必然会多少降低贫民养家的能力。不管其需求和人口需求的情况如何，都减低其供给有用劳动需求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