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用字有忌讳
名字，作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标志符号，是人为了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而对各自的称呼。有人名的历史之初，不可能有什么原则、规矩和禁忌，大多随意而起，也随意而呼，起名和呼名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度。
避讳，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所谓“讳”，指的是帝王、圣人以及所尊者的名字，人们说话作文不能乱用乱写，平时用到这类人物的名字相同的字，必须要设法避开或改写，这就叫避讳。避讳起源于周代，秦汉以后形成制度。
避讳主要有“国讳”、“家讳”和“圣人讳”三种。所谓国讳，主要是要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所谓家讳，是要避家族长辈及祖先的名讳。所谓圣人讳，是要避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的名讳。此外，尚有“宪讳”，即下属官员避长官的名讳。
制名讲原则、规矩和禁忌，大约是在周代。春秋时鲁国大夫申句须最早提出起名的五种方式和六条禁规，奠定了中国命名之道、取名之法的基础。这六条禁规是：
1．起名禁用本国国名；
2．起名禁用本国官名；
3．起名禁用本国山川名；
4．起名禁用隐疾名；
5．起名禁用牲畜名；
6．起名禁用器帛名。
在此后的《礼记·曲礼》中，对这些禁规又作了补充，即所谓：“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其中，不以国、隐疾和山川起名，是重复申句须的主张。真正属于其所补充的，是所谓“不以日月”，即起名禁用日月。道理与申句须所讲的那些禁规相似，也就是说如以日月为名，为避讳则不能言及日月，等于说就废掉了日月。此外，中国人有尊祖、尊长、尊君的传统，因而起名也就需要讲禁忌，言避讳，即起名禁用祖先名、先辈名、帝王名。如此看来，在申句须的六条禁规基础上，又得加上两条：
7．起名禁用日月名；
8．起名禁用祖先、长辈及帝王名。
在我国古代，起名时这八条禁规是被人们所严格遵循的，对当时和后世的起名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和影响。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祖先的不敬。其二是由于汉族的特殊性决定的。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而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即本名，加母姓，加父姓。如果汉姓名的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这样你根本无从分辨李四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清代的雍正、乾隆时，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李大林、张大钊，便是取李大钊、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赵、姓关的人，也不应以“子龙”和“云长”为名了，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此外，父子之间亦不宜同为单名。如韩刚、韩强这两个名，在大名数人的习惯认识中，总被看作是兄弟俩。虽然这种情况与传统意义的家讳更难沾边，却是起名及姓名使用实践中需要尽量避免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名实践上的古代八条禁规所规定的界限日益松动。特别是到了近现代，由于受到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人们反传统的自觉意识有所增强，反映在起名实践上就是趋向于随意化。心有何思，便起何名，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和时尚。不过，也应该看到，起名实践上的古代禁规，尽管诸多过时、守旧的迂腐之处，同时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因而某些禁规仍然对现当代人的起名实践发生着影响和作用。当然。也更应该看到，时代不同了，原则、规矩和禁忌也必然与古代有所不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起名实践，自有其符合时代潮流特征的原则、规矩和禁忌。这里，既有个传统的继承和扬弃问题，也有个现实的创新和规定问题。现当代人的起名实践，必须是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问题的实践。现当代与古代一样，起名实践都需遵循”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古训。
对现当代人来说，生儿育女是家庭的大事，作为父母，首先关心的莫过于命名。许多人为了给儿女起个好名字，翻字典，查诗词，绞尽脑汁，结果起出的名字却未必理想。凡是做了父母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体会。起名，看上去容易，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虽说只是两三个字的排列组合，其中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奥妙。一般说来，一个好的名字，必然具有爽目、顺口、悦耳三个基本的审美效果。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在起名时就要注意符合形美、音美、意美三个基本的原则标准。所谓形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字规范，一是与姓氏的形体结构有呼应关系。所谓音美，就是指姓和名之间声音要谐调。所谓意美，就是意境含蓄深沉，不落俗套。而要取得上述”三美“的效果，首先在起名时要有所忌讳，也就是要避免致使起名效果差的一些问题。除了与形美、音美、意美有比较直接关系的这些问题外，尚有一些在起名时亦需禁忌的方面。
忌谐音不雅
起名要注重字义，这里并不仅是讲名的字义，实际上还有一个姓与名在字义上的组合问题；例如：“白如冰”这个名字就是姓与名在字义上的最佳组合。作为一个姓，“白”这个字并没有什么意思，但将它与“冰”联在一起，就构成了“洁白如冰”这一高雅、深刻而又完美的字义，听到达名字，就会觉得是一种享受，并对之肃然起敬。再如：“周而复”这个名字，也是如此，构成了“周而复始”的完美字义。反过来，不考虑姓与名在字义上的组合，起名时就有可能出差错。“编文”这个名字的字义并不坏，但与姓“胡”联在一起，就构成“胡编乱造”之意，听起来很不是滋味。此外，如胡来、马虎、孙儿等等，都是在起名时没有顾及到姓名在字义上的组合。
在起名实践中，利用谐音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谐好的字、义、事物，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利用得不好，所选用的字有不雅的同音字，或引起不雅的读法，就会适得其反。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名字从字义上看很不错，但一读出来，容易使人产生不雅的谐音联想。
据说，某台商在大陆办企业，欲招聘文员，求聘者络绎不绝。其中，一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曾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三年，很有竞争实力。可当其求聘材料送到台商那里，他却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取得。原来，事情坏就坏在他的名字上。因为他名为陈步发，按当初他父母的起名初衷，这个名字寓含“一步一发”之意。可那位台商由谐音联想为“真不发”，经商办厂就为发财求利，“不发”已经够糟了，还要加个“真”，尽管台商很欣赏他的文字能力，却只好为图“吉利”而让他另谋高就。
这种属于迷信的谐音联想的实例很多，如将“王国钧”联想为“亡国君”，“毕培光”联想为“必赔光”。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而蜚声海内外的台湾作家柏杨，本名郭衣洞，他做教授，编报纸，写杂文，多涉时政，1968年被台湾当局判死刑，后改为坐牢十年。狱中有难友迷信方术，说其之所以如此，只因名字起得不好，因为“郭衣洞”即“郭一洞”，“郭”谐音“锅”，沙锅俗谓脑袋，其名寓含脑袋挨枪子而穿一个洞，难怪要被判死刑。
现实生活中某些词语会引起不雅的谐音，在起名时着实应该特别留意。这种词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中的某些熟语，一类是贬义词。如：
张豫山——脏雨伞 单裕贵——痰盂罐
吴材——无才 瘳一夫——尿一壶
郝遇仁——好女人 纪丹——鸡蛋
宫岸菊——公安局 蔡道——菜刀
周玉刚——臭鱼缸 侯岩——喉炎
卢辉——炉灰 何尚——和尚
陶华韵——桃花运 李宗同——李总统
汤虬——糖球 包敏华——爆米花
上述谐音使姓名显得不够严肃和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引起人们的不雅联想，以至于授人以笑柄。又如：
白研良——白眼狼 吕士丹——驴屎蛋
丁会师——定会死 宋中——送终
蒋介石——蒋该死 沙朱——杀猪
刘莽——流氓 苟雄——狗熊
贾正京——假正经 胡礼经——狐狸精
沈晶炳——神经病 沙仁帆——杀人犯
这些谐音往往会变为绰号。可见，父母起名时的不慎重，很容易给子女造成不该有的心理负担。
此外，有少数姓氏在起名时亦需格外注意谐音问题，如吴、莫、冒等姓。因为这些姓氏在读音上容易引起否定意义的联想，吴、莫、冒在南方方言中都是“不”、“无”、“没有”之意。如起名吴福，可能被联想为“无福”；莫有才，可能被联想为“没有才”；冒得胜，可能被联想为“没得胜”。考虑到这些姓氏在音义上的特殊，可以用否定音义的字为名，以期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正面效果。如莫震、莫放、吴无、吴任之、冒无名等名字，构思独特而又显出意美。
忌名字雷同
起名雷同，实际就是常说的重名现象。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南梁萧绎、明代余寅均曾撰有《古今同姓名录》，清人汪辉祖的《九史同姓名录》更有76卷之多。如春秋有两个曾参，两个毛遂，汉初有两个韩信，汉末有两个刘歆等，至于不同时代的同姓名者更多。进入到现代，随着人口的激增，命名方式渐趋同一，重名现象更是有增无减。据统计，北京市有一万三千多个“王素珍”，一万二千多个“王素英”，沈阳市有四千八百多个“刘淑珍”。即便名人中也不乏重名，如有两个李准，一为小说家，一为评论家；两个陈冲，一为女演员，一为男作家；三个朱琳，一为李鹏夫人，另两个则同为影视演员，且均获过大众电视金鹰奖。
中国重名之多，实为一种遗憾，也极易造成混乱。如某单位有两个王建新，一男一女。为了区分彼此，被人们分别呼为男王建新、女王建新。平时叫错名还是小事，如果在信用卡、存折中出现重名，那么就容易出大事。还有涉及公证、法律文书之类，由重名带来的问题也不小。又如某银行职员的计算机出了问题，少给了储户利息，可她找不到存款人，遂求警察帮忙。而警察一查她要找的人，发现重名者有几十个，无法分清。只好逐个登门核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要找的储户。再如，公安部门要追捕一个名叫“张强”的罪犯，可在同一城区竟查有不十来个叫这个名字的人，以致警察抓错了人。这样，既浪费了警力，延误了破案时间，同时也给被错抓的无辜者造成了不良的伤害。因此，无怪乎人们把重名现象称为人名系统的“当代症”。
造成重名现象的原因很多，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1．大姓。特别像排位靠前的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等大姓，人口众多，起名自然极易造成重名。
2．俗字。特别是像红、洪、宏、虹、军、兰、涛、华、国、杰、珍、英、刚、明、新、欣、星、胜、盛、平、苹、萍、建、健、俊等字，用得太多太滥，自然增加组合名字的困难。
3．单名热。常用汉字仅为四千至五千个左右，即以5000个计算，以王姓为例，王姓人口过亿，王姓人使用单名只能是5000人，第5001人就开始重名。何况单名缺少组合调整的机会，又有相当一部分汉字不适合用于单名，这样，重名的概率必然加大。
4．范字。范字有表明辈分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选择范围趋小，因而亦易造成重名。
5．无处查询是否重名，起名带有盲目性。起名者多只能根据平常接触的范围来判断取命，加之素养不高又难免落入俗套，重名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提防雷同，避免重名，是现代起名者的当务之急。对重名这种“当代症”，人们并非就完全束手无策。为避免重名，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1．提高起名者自身素质而避免落入俗套。
2．建立防止重名的公共计算机网络服务。
3．不宜过分追求使用表明辈份的范字。
4．提倡双名，减少单名，这至关重要。尤其是大姓，更要清醒认识单名热的危害。起双名，从概率的角度考虑，4000—5000个汉字可有逾千万的组合形式，比单名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如此，则雷同可防，重名可减。
忌用生僻字
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今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绝大多数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起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必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起名使用生僻字，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
人们在使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套。但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起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有人曾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申请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很模糊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尴尬。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国因为领导然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
起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我国汉字的数量非常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起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要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起名很有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里面的生僻字，使用时要注意避开。
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今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绝大多数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起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必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起名使用生僻字，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
人们在使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套。但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起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有人曾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申请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很模糊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尴尬。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国因为领导然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
起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我国汉字的数量非常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起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要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起名很有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里面的生僻字，使用时要注意避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