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历史对话
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一所医院，享年82岁。就在黄先生去世前，他还跟太太格尔看了场电影，颇具某种宿命的是，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论的正是身后事。他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从事后的眼光来看，似乎都充满了冥冥的注定，从黄仁宇先生一生的行迹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以他开创的“大历史观”的视角而言，从1938年7月他考入中央军校的那刻起，他与历史本身就结下不解之缘。按照黄仁宇先生自己的说法，只有放长眼光，才能透彻个人在时间洪流中的翻腾的姿势与态度。因为经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仁宇先生本人也已指出：“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史学界黄仁宇先生是个“异数”。这倒并非因为《万历十五年》的缘故，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费正清教授的合作中，因费注重分析，黄注重综合，前者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多少有些极端。使得黄先生所谓“不务正业”、“歪门邪道”的评语就已弥漫学界，费先生宅心仁厚，不会传如此闲话，而是好事者多言。自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以后，对黄仁宇先生的各种无端指责更是甚嚣尘上。
宽厚着说其为“历史界的琼瑶”，只叙个人情感，而不重历史考据；恶毒者则直接谓其“下里巴人的精神游戏”。毋庸讳言，在进入有系统的学院式的历史训练之前，黄仁宇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黄仁宇先生接触历史，无疑是半路出家。然后正是由学生、兵士、军官、留学、打工的经历，才使黄仁宇先生比起一般的学者，对历史背后的事件真相有更深入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他对历史事件的阐述中，才能发别人所不能或无视的观点，才能写出《赫逊河畔谈历史》、《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以致名声远播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虽以“大”称，但如《万历十五年》开头所叙：“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一样，黄仁宇先生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作通史，只用显微镜式的描写手法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使读者在漫漫而繁杂的历史事件中看透一般规律。
研究者尽可以从“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文字清新俊朗”、“学识严谨史观博通”等方面来探讨黄仁宇先生成功的原因，但是就刚才所言，实际上黄仁宇先生最大的成功，是为史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窥视历史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黄仁宇先生在1979年3月27日的“失业”，因为此后先生便以着述为业，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大历史”观下为他的读者寻找出细节之下的微言大义。事实上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有着自己的幸运，时代与经历让黄先生同时拥有东方和西方的视角。一如着名学者方舟子博士在他的《悼念黄仁宇先生》一文中指出的“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着、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大历史’”的本质是以小见大，这也与黄仁宇先生追求的身份有密切关联。在黄先生看来，作一个像钱穆那样的平民学者远要比高高在上的所谓权威更值得去努力。因此，黄先生的作品是否通俗还是学术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他的出现，实际上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看似枯燥的历史。这样的意义或许黄先生不曾感受，但借用先生的观点，如同他所说的“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时值黄仁宇先生逝世10周年，以拙文为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