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两种命运在血色岔口中展开
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州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落叶’，不怕晋人不投降。
——黄仁宇
前秦皇帝苻坚是一个刚强自信、富有行动力和远见的人，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公元353年，当皇帝的伯父病死，其子苻生即位。这个小子也许小时候被父母管束过严，造成性格缺陷，坐上龙椅后，视杀人如儿戏。倘若有大臣忠心进言，就以诽谤罪将其杀死，别以为溜须拍马，说奉承话就能讨得龙颜大悦，这在苻生看来，不过是献媚，也要掉脑袋。
几个大脑袋掉下后，朝中人觉得，无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都命在旦夕之间，不如将其除掉，另立新君，或许还能得个善终，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最有号召力的苻坚。苻坚对皇位已窥视良久，如今有重臣帮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在公元357年的一个晚上，里应外合，结果了这个独眼龙的性命。新君新气象他广招贤才、整顿吏治、平息内乱，去奸臣远小人，“大秦帝国”很快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这时候的苻坚无疑是意得志满的，他也的确应该意得志满，他基本统一北方，实现了数代人想过却没有实现的夙愿。他有理由将自己视作天下的领袖，他也有理由将只会清谈，不会实干的晋朝看成一条不堪一击的破船，于是，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州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落叶’，不怕晋人不投降。”
在苻坚看来，晋朝除了是条破船，也像夜晚酣睡于床榻的苻生——那摇晃的大脑袋分明等着我上前去取——他可能这么想过。借着这样的风发意气，他早已为东晋的皇帝及时官僚拟定了官职，黄仁宇先生这样写道：“东京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仆射，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公元379年，秦军攻克东晋重镇襄阳。这场仗打了近一年，虽然艰难了些，但好歹生擒了东晋名将朱序。朱序此人，在东晋可谓威名赫赫，366年，因其平定司马勋叛乱有功，被拜为征虏将军，封襄平子。这样一个名将落于己手，苻坚自然不会在意旷日的厮杀，而是会想象东晋君臣如同朱序一样被自己生擒后，会作何感想。同时，他也会嘲笑那些原本阻止自己东征的那些迂腐的老臣。站在383年5月温暖的太阳底下，苻坚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前进，后退只属于失败者。于是，大秦皇帝的一声令下，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淝水”被动得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被动而为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主动选择也未见得能出奇制胜，先下手为强有时也是自欺欺人。苻坚自然不会知道，在这条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的河流上发生的这一场战事，会对中国206年的形势造成深刻影响，同样，被黄先生称为东晋总司令的“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谢安，以及实际冲锋陷阵的子侄谢、谢玄、谢石等人，在事后，也会对80000人胜近900000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并非来自没有对必胜的决心，而是整个过程近于戏剧。这当中又不得不提到朱序。关键人物总是出现在关键时刻。朱序就是这样一个人。
此人在阵前的出现，使得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战争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成了一种“竞技”的游戏。加上黄先生所引述谢玄派使者对秦军的先锋官苻融说的这番话：“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更像是两个牧人站在高岗之上，看着彼此的牛羊斗气。
黄先生认为，苻融虽为北人，但精通文墨，“以文学着称”，“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碰到同样性情中人，善于清谈的南方士人，必然有相惜之感，苻坚也认为己强彼弱，晋军渡河，半路击之，这仗也就结束了，可以班师回朝了，于是在这两兄弟大脑发热之际，朱序在秦军阵后一声“秦军败矣！”的大叫，就成了这场战争交响乐的最后主音。在这个主音落下之后，樯橹灰飞烟灭，苻融死了，苻坚以重伤而北奔。近900000的军队，到了洛阳只剩下不到100000。
这以后的事情，已非时人所能掌控，黄先生所谓的“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更不是时人所能总结的战后报告。如诸葛亮般羽扇纶巾，安坐幕后，指挥若定的谢安，大致上也不过是在故作镇定，否则也不会发生黄先生所言的“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肌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人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槛上踏损。”这等事情。
苻坚与谢安其实都在玩“潇洒”，玩，所以非性情所致，不过是为了彰显姿态，而故意为之，玩，所以偶然大于必然，战争胜利后，总司令官才会这么激动。不同的是，一方凯歌高奏，另一方则哀号阵阵。
平静流淌的淝水对此或许会发出会心一笑，它会在笑什么呢？笑一如黄先生说的前秦“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大获全胜，也不能扩张战果，仍是偏安江左。”？抑或是笑苻坚主力部队只有270000，投入决战者不过150000，却硬要大夸其口，以为狮子吼就能将敌人吓死？未免太一厢情愿，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冠在苻坚身上，确也不错。
东晋也好，前秦也罢，无疑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当他们徘徊于淝水之畔，眺望彼此军旗飘飘，自然会想到，过不了多久，这河水之上，会浮满无边的尸首——命运在此抉择，所有的人都需要背水一战。不过，时间本身具有的戏谑感总是会骚到历史的痒处，故而，淝水之战，或淝水本身留给我们的印象，也无非是几则浪漫的故事，以及几个常被用起的成语。
拓跋氏：刀锋上寻找核心竞争力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五百万户，更有人口两千五百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黄仁宇
4世纪初叶的晋朝，是个让人悲怆的年代。
306年，晋惠帝司马衷被司马越毒死；313年，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汉国刘聪毒杀；317年，晋愍帝司马邺被刘聪所杀。皇室凋零，百姓无疑，国破山河碎，对晋朝臣民而言，不啻为人生的最大悲剧。不过此有悲剧上演，彼有喜剧可观。胡人侵凌中原，各得所需，要说谁的便宜占得最大，当属拓跋鲜卑。
此前，这支民族，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但是到了386年，这个“四无”部落的领导拓跋珪，却“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的模样”“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直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十二帝而连亘一百四十八年”。
这个鲜卑部族从无名小卒到海内大国，不说是坐直升机，至少也是坐电梯了。能走到这一步，拓跋氏应该感谢晋朝的一位将军，他的名字叫刘琨。史载，刘琨从小胸怀大志，以“雄豪”为世人所重。“五胡乱华”后，刘琨带领他的部众离开洛阳，于307年辗转来到今天的山西太原。彼时战乱，太原实为一座空城，民生凋敝，而刘琨不到一年，即让太原恢复元气，他自己也成为晋朝在中国北方少数几个存留的抵抗势力之一。
刘琨算是为自己的抗胡事业找到了一块根据地，然而就所面临的形势来说，对刘琨并不有利，在他的南面，是刘渊建立的汉国，在他的东面是和段部鲜卑结盟的幽州刺史王浚。此时的“四无部落”则在他的北面，虽然无居室、无文字、无法典、无私人财产，但心头也有趁乱世分一杯羹的念头。总不能一直“四无”下去。一拳难敌双腿，于是他采取了“联合共御”的方式，黄仁宇先生指出“310年，他们（拓跋鲜卑）与刘琨有了协定，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族。”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徘徊于中国北部边境的拓跋鲜卑“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刚进入“中国”的拓跋氏，无疑是一个新人，面对辽阔的土地，纷乱的战局，尔虞我诈的争斗，这个还相当纯良的部族起初还难以适应。虽然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有骑兵200000，武力看上去并不弱，而且也曾襄助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匈奴与鲜卑的混种铁弗人，首领拓跋猗卢还因此受封为大单于、代公，还半央求半强迫似地让晋朝割让了今山西省代县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于他，随后以100000人充之，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即便如此，新人的成长之路依旧充满了屈膝与卑微。黄仁宇先生指出，汉人政权与拓跋氏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命运的转折来自383年的一场战役。
这一年，苻坚在淝水败于东晋，其一统的北方帝国由此大崩溃，被前秦征服的各族贵族纷纷起兵反秦。拓跋鲜卑也不甘寂寞地加入其中，如黄先生指出的“苻坚强盛时，他们尚必于阴山之北，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
与其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拓跋氏也是极具野心的。但相较而言，拓跋氏的野心更多带有一种远见。他不是趁天下大乱，浑水摸鱼，他的理想是统一中国，开创不世的伟业。在乱世想要赢得一席之地，乃至令强敌服从，必须有过人之处，其他胡人进犯中原，以胡法治汉人，没收汉人的土地，成遛马场，没收汉人的子女，成私人奴隶，拓跋氏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令人高兴的是，这不是后人出于自我想象杜撰的内容，而是他们主动的认知与行为，按现在的话说，在弱肉强食的战争时代，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向先进文化学习，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优势。即“汉化”。
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一段事迹，可以被我们视作拓跋氏“汉化”的初级阶段。黄先生说“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记录称：获马三十万匹，羊四百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五千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
这点颇有些汉武帝徙民充朔方郡的意味，从局部而言，似乎看不出这样的举动对拓跋氏有什么影响，但就日后的发展来说，实则是拓跋鲜卑从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的开始。一方面，别的胡人杀人盈城，另一方面，拓跋鲜卑收拢百姓与战俘，分配土地，统一税赋，教民劳作，与历来的汉家王朝无异。这样一来，汉人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认同与依附感。因此，说彼时的中原汉人将拓跋氏视作汉王朝的继承人也就不是什么一己的无端想象。
439年，拓跋珪的孙子，后人称为北魏太武帝的拓跋焘统一了战火纷乱的北方。拓跋氏对农民实行直接管辖，中央政府能直接向农户征税，而不用通过中间人，故而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也是“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广大地区”的一大原因。事实上，自拓跋焘的父亲魏明元帝拓跋嗣继位以来，拓跋鲜卑的政权就不再是纯粹的“蛮夷组织”，而是一个“联合政府”。拓跋嗣与拓跋焘都以汉人的上层人物为自己帝国的骨干，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
如果说此前的“汉化”还有些“主动无意识”的感觉，那么自拓跋焘以后，汉化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主流意识形态。到拓跋宏执政时，“汉化”则更像一部永不落幕的电影在这个帝国日夜播映。拓跋宏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改革家”。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来，“汉化”的军功章有拓跋宏的一半，也有他奶奶冯太后的一半。
对这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女人，黄仁宇先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拓跋氏汉化高潮的到来，出于这个汉族女人的决心。受其影响，亲政后的拓跋宏才有榜样可依循，他本身的行为也不过是“承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他的“装饰”，黄先生指出“493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
这当中，也有既得利益的鲜卑贵族的不满与排斥，这说明，任何一种突破性的创新之举，在赢得掌声的同时，也难免招致臭鸡蛋的袭击。拓跋宏似乎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一点理解为他对皇权的过分自信。但可惜，他只活了32岁，新君虽年幼，但总算有所建树，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进行南伐，意图统一中国。只是似乎是老天故意捉弄，拓跋宏的儿子只比他的老爹多活了一年就光荣了。英年早逝，加之边防边境不稳，内部逐渐出现权力的裂缝。
黄仁宇指出“非汉族领袖的怅怨和宫廷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终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位或者对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这段故事造成北魏的分裂，时在公元534年。虽有东魏与西魏相叠而出，却也是昙花一现。
北魏后期虽乏力无能，如黄先生所言的“无人接班”，但我们不可抹杀拓跋氏试图在乱麻一团的大地上建立宏大事业的决心。黄仁宇先生的这句话可为最好的注脚“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五百万户，更有人口两千五百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