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进兵安南，将其为明朝一行省已达20年之久，与国家信用和威严都有关联。朱瞻基上位之处，并没有立刻下定决心，而是于1426年和1427年，两次增兵安南，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经过这样的挫折，加上黄先生说的“御前顾问”的参谋，朱瞻基觉得久陷几十万军民于外，无异于割肉饲虎。如此下去，国内再怎么艰苦朴素、抚恤民力，都不过是给这个无底洞增添无用的宝贝。
朱棣占安南20余年，不说用兵多少，单就粮饷一项，就不下百万之巨，这还不包括运输、维护、军械、劳工、移民等费用。省下这一巨费，于国于民皆有裨益。1427年10月，朱瞻基正式下诏，从安南撤兵。官吏军民北返者86000余人。
朱瞻基是个行动派，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后，他总是果断而快速地将问题解决。他也不怕问题的翻覆，主战派力战，朱瞻基痛陈利害，一一说服，使朝野得以在团结的气氛中用事，才有一系列政策的顺利执行，拯救帝国政府于既倒。朱瞻基的功绩，也可在黄仁宇先生的话中得到清晰的展现——
假使没有采取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
一场失去控制的货币战争
明朝政府在没有采取一定的后续措施来巩固纸钞的地位、使其永久制度化的情况下，就宣布废弃了这种做法，这是不明智的行为。
——黄仁宇
货币作为一种中间物，其本身只有在完全流通并在此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尺度才能产生应有的实用性，否则只能成为一堆废铁或是一车间的废纸。所谓价值尺度，也就是货币价格。比如一件衬衫100块钱，一双皮鞋300块钱。在这区间的货币被称为“价值合理”，体现出其本身的交换价值，如果在正常情况下100块钱只能买1斤大米，或是300块钱只能购买3公斤的猪肉，那么就意味着货币价值严重贬损。
货币贬值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要归罪于通货膨胀。朱元璋的明朝在定鼎不久之后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导致政府信用如同1992年5月26日~11月17日经历的熊市一样连续狂跌，因为货币是有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作为担保，才使其发行的货币拥有无上的信誉，百姓才会去使用它。
1374年（洪武七年），朱元璋在南京设立宝钞提举司，第二年即命相关部门造“大明宝钞”。为了使宝钞成为全国唯一流通的合法货币，朱元璋下令禁止民间的金银买卖，私人的贵金属只能用来向政府兑换纸钞。如果价值相等倒也无妨，只是百姓运气不佳，遇到了一个野心与雄心同样大的皇帝。这个皇帝规定，帝国的宝钞没有发行上限，也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更没有现代银行制度下的准备金。由于发行数额巨大，导致纸币贬值，最吃亏的还要数那些小户小民。
1385年（洪武十八年）2月至12月间，帝国的宝钞提举司共发行宝钞6949599锭，每锭5贯，共34747995贯，合银3000多万两。短短10个月时间，帝国的中央银行兼造币总公司就发行数量如此之巨的货币量，堪称14世纪末的一场民生灾难，这场灾难一直延续到明末。1375年（洪武八年），一贯的宝钞还值1000文铜钱，但57年以后，却只值5文铜钱，到了1488年（弘治元年），这个数字低到了可怜的1文铜钱。故而黄仁宇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铜钱以及后来税收管理中用银的失败，缺少有效的货币制度，都源于明初滥发纸币的政策。”
帝国的皇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引起过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朱元璋及其早期的几个继任者都认为宝钞发得越多，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在他们朴素的想法中，手里有数不完的钞票的百姓是不可能吃糠咽菜的。在这一点上做的最为极致的还要算是帝国的创业者朱元璋，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也许是过去苦难的日子带给他的影响过于深远，便将“没啥不能没钱”当成了人生的座右铭。黄仁宇先生说：“洪武皇帝是以赏赐的方式流通宝钞，他把宝钞作为特殊的赏赐授给皇子、高级官员，也把它作为外国朝贡使团的回赠礼物。”
从某种角度来说，朱元璋并没有将宝钞视作国家的货币，而是将其看成特殊价值的商品，商品需要制造，需要买卖，因此，在1385年之后，朱元璋又创造了纸钞发行史上的纪录。1390年，朱元璋单是用来作为礼物分发给臣下的宝钞就达88607315贯。
朱元璋可以用闭眼的方式断绝与滥发纸钞带来的麻烦做针锋相对的辩论，他的儿子朱棣也可以用强权来刻意稳定纸钞的币值，并强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强权人物的离世，接下来的帝国皇帝就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要么让宝钞永无休止地贬值下去，要么废弃不用。对帝国而言，这两个选择都是最为失败的下下策，只要找到第三条道路才能挽救危局。食君禄的帝国官员在绞尽一番脑汁后终于有了办法，那就是如黄先生所言的：“保持宝钞价值最有效的办法是为这些在民众中正在流通的货币找到市场。”依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加快交换频率。帝国官员想到了增加税种，税钱不收金银，只收宝钞。
增设税种，强迫百姓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帝国官员最为拿手的好戏，于是在1425年，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朱高炽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的建议下，开设了市肆门摊税，4年后，他的继任者宣德皇帝下令，在全国33个主要的工商业城市提高市肆门摊税的税率，足足增加了5倍。
为使政策能落实到位，政府还特别为商户划出了明细账：每家店铺每月最高需向政府上缴500贯宝钞；来往于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如通过整条运河需缴纳500贯宝钞，这些通过专门税种收上来的宝钞被称为“杂课”，笼统地说就是正税之外的非正式收入。然而正是这些“非正式收入”帮了帝国的大忙。黄先生说：“1431年的年终报告显示出当年各种杂课钞收入达到2亿贯。到1433年，这些杂课钞收入达到28800万贯。进行通货紧缩的努力被宣称取得了成功。”
帝国发起的这场旨在于稳定宝钞币值的新政，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如激烈的战争，因为在人们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前，它本身充满了不可预见性和一定的冒险性。因此在这场被我们现代人冠之以“货币战争”的宝钞新政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帝国就开始显露出它意得志满的骄傲情绪，使得如黄先生所言的“进行宝钞改革”的大好机会一去不返，而“货币战争”本身也偏离了帝国原先的设定，成了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
由于1433年的成功，宣德皇帝将原定的高税率普遍降低到了原先的三分之一，正统与景泰两位皇帝继续这种低税率政策，黄先生指出，“到1442年，税率已经相当于最高时的十分之一。”政府的这一系列旨在降低税率的政策看似减少了商人的负担，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黄先生认为，既然货币紧缩的努力已经成功，宝钞币值也已恢复到正常水平，就应该将这种政策延续下去，而不是降低税率，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最初的法律，自动毁弃了自己的信誉。如黄先生说的：“明朝政府在没有采取一定的后续措施来巩固纸钞的地位、使其永久制度化的情况下，就宣布废弃了这种做法，这是不明智的行为。”
曾经的努力付诸东流，迎接帝国的就只能是一贬再贬，贬至无用的现实。帝国曾经做过一次政策上的弥补——禁止使用铜钱。帝国的最后一次努力使宝钞有所升值：“钞不足500贯可兑换1两白银”。看来，1块钱又可以买到3根油条了。但是帝国的百姓并没有买政府的账，先前政府在发行宝钞上的让百姓对政府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他们宁愿冒着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风险，也要用铜钱交易。1449年由于帝国在土木堡的惨败，国内形势急转之下，致使禁用铜钱的法令事实上已成废文，宝钞的货币价值也由此跌倒谷底。
帝国皇帝对宝钞的情有独钟使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帝国末年，由于国库枯竭，“聪明”的皇帝还用“宝钞”这种连空头支票都不如的废纸充当官员的薪酬。在官僚们欲哭无泪的眼眶内，帝国的国运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