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说过，伯益在帝禹时代，功勋卓著，所以，禹举荐伯益作为帝位的传承人，并且让伯益做他的助手，一同处理部落联盟“帝国”的事务。伯益和禹共同执政十年，德才昭彰。所以，禹东巡至会稽山而崩时，就将帝位“禅让”给了伯益。但是，伯益只当了三年名义上的天子（帝），就让禹的儿子启逼得让出帝位，而且失去了在帝国里担任职务的机会，六年之后，抑郁而死。
伯益这段大起大落的政治遭遇，记载在《史记·夏本纪》里。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按照“禅让”之礼，伯益接受禹的禅让之后，等到大禹的丧礼三年一过，伯益要谦让一番，自己到箕山之阳去“避”让，以示谦逊。然而，与舜、禹就帝位时的避让不一样的是，这时天下各部落的“诸侯”，都认为大禹的儿子启要比伯益更贤能，又因为伯益执掌联盟首长之职时间较短，政绩不突出，所以“诸侯”们都离开了伯益而跟随了启，尊启为天子。①
如果不加分析粗略地看，这段记载中的伯益似乎德才不孚众望，所以，天下的诸侯背离他而尊奉禹的儿子启为帝，其实不然。范文澜先生就对此产生过怀疑，他在《中国通史》中说：“‘禅让时代’，大概是以黄帝族为主体，炎帝族、夷族为辅助的部落自由联盟。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黎族和苗族。相传禹攻三苗，夷族不出兵援助，也许夷族对联盟比炎帝要疏远些（夏代与东方九夷不断战争，春秋时期淮水流域有很多小国，是皋陶的后裔，但被称为蛮夷）。黄炎族与夷族在联盟中可能存在着种族歧视，启夺取伯益的地位，经济原因之外，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②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帝禹时，已经走完了由蒙昧中期到野蛮末期的全部过程，跨进了奴隶社会的门槛，父系氏族社会“选贤于能”的原始公社制度正在日益繁盛的财产私有的洪流冲击下垮坍。可以推测的是，长期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和治水的极大成功，不仅使大禹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同时也使大禹的儿子夏启作为一个地方诸侯的权力不断扩张，无论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具有了超越其他诸侯的优势。甚至有人认为，禹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伯益的打算。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大禹的确是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但我们可以推断，即便是大禹碍于父系氏族社会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帝位传承制度，把帝位“禅让”给伯益，但是，由大禹有意无意培养扶植起来的夏启的政治势力已经十分强大，面临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夏启为代表的华夏部族是不会再遵守“禅让”制度，拱手让出政权的。如果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大禹未崩之前将政权交给伯益，夏启摄于禹的政治权威和当时“万国诸侯”都遵守的“禅让”制度的话，那么，禹死之后，夏启便无所顾忌，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登天子位。所以，当伯益按照“禅让”惯例，把天下“礼让”给启时，启便乘机鼓动诸侯，离开伯益而推尊自己为帝。
事实的确如此。据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夏启三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和《晋书束晳传》引《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夏启即天子位后，伯益不仅被迫让出帝位，而且被迫离开原始公社的政治中枢，回到自己的部落。很自然的，伯益及其部落并不甘心失去帝位，听命于启，于是就进行了武装争夺。关于争夺战争的实际情况，史书上的记载语焉不详。不过，从“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述来看，毫无疑问，伯益及其部族与启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帝位争夺战，甚至一度伯益的部族占了上风，把启活捉并囚禁了起来。屈原的《天问》中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jué）躬；何益作革，而禹播降？”其大意是：“夏启想取代益而为帝，没想到忽然遭到了灾殃；为什么启已经遭到祸殃，却又能够从拘禁中逃亡？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因而对于夏启无所损伤；同是禅让，为何伯益失败，而大禹的统治却繁昌？”③对于屈原的疑惑，韩非《韩非子·外储说下》解释得清清楚楚。韩非认为，大禹很是器重伯益，并且把天下交付给伯益去管理，但是不久，就把他的儿子启任命为事务总管。等到大禹晚年时，发现启的德才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把天子之位传给了伯益，但是此时，天下的权势都集中在启那里。所以，大禹去世后，启就和依附于他的那些“权臣”们攻击伯益，并且把伯益的天下夺了过来。④
从屈原的《天问》和韩非的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真相是，大禹活着的时候，伯益虽然被委以重任，开始执政，但是人权却被启所掌握，所以当大禹死后，夏启已坐大，不服从伯益的命令，与伯益分庭抗礼。伯益因此拘禁了启，但启却利用大禹的声望和自己的势力，策反了伯益的部下，因而从狱中得以逃脱。逃脱之后，夏启就收罗党羽，起兵攻打伯益而夺取了天下。
从《竹书记年》中“夏启六年，伯益薨（hōnɡ），祠之”和《史记·夏本纪》中“其后分封，用国为氏者有费氏”这两句话来看，这场战争大概打了有六年之久，伯益被打败后，夏启为了安抚伯益部族的人心，允许伯益的后人立祠纪念伯益，并且保留了伯益的封国。但是，从《晋书·束晢传》“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记载里，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到，伯益的子孙仍然没有逃脱被迁徙流放的命运。他们被迁徙到边远之地或者夷狄之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夏启的庶兄有扈（hù）氏很是为伯益抱不平，在我们西安的户县境内，发动了一场推翻夏启统治的战争。当然了，夏启此时丝毫不念骨肉之情，催动六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秦族历史研究者们最为困惑的是秦族历史在夏代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秦族的世系与年代和夏帝系实践对不上，其实，稍稍变换一下思路，我们就会拨云见日，恍然大悟。作为与夏争夺天下，曾经兵戎相见的政治宿敌，伯益及其嬴姓部族，此时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有夏一代的430年间，始终都是被监视、被敌视、被奴役的对象，而且远徙西方边地，因而不会再有重新崛起的机会，所以，也就不会再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出现，其部族历史也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其实，就夏启对待战败部族的残暴态度而言，他对待伯益的嬴姓部族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还没有赶尽杀绝。这大概与伯益毕竟是大禹指定的帝位传承人，以及伯益部族在帝禹时代的贡献与声望有关。
①《史记·夏本纪》里关于伯益的原文是：“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受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5页。
③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④《韩非子·外储说下》：“禹受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以启为不足于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第八节去夏投商——为汤御车的伯益部族重新崛起
伯益的嬴姓部族，在伯益死后被迁徙到边远荒芜之地或者夷狄之地，在有夏一代一蹶（jué）不振，一直是被当做奴役的对象。
史学泰斗翦伯赞认为，夏启继承帝位以后，氏族社会的最高行政机构——氏族评议会还存在，氏族共同墓地与共同祭祀的组织活动也还都存在。他根据《竹书纪年》中“启灭有扈，遂为牧竖”和《夏本纪》中“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锄迁于穷石，因夏人以代夏政”的记载，推断夏族在征服有扈氏之后，把有扈氏的族人俘虏起来，使之从事畜牧业生产。①
按照翦伯赞先生的说法，我们则可以推测，嬴姓部族在与夏启争夺帝位的战争中失败以后，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部族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夏族俘虏，被化入夏族，根据夏桀（jié）之时费昌“去夏归商”的记载，这一族应该是被称之为若木的一族，因为这一族既然能离开夏而投奔商，应该不会离夏朝的中心地区太远，而且已经化入了夏族。另一族则不愿意被同化，于是他们开始被迫向西退却，迁徙至西垂一带。——这一族就是被称为鸟俗氏的大廉一族。
在伯益嬴姓部族中，世系最不明的是大廉一支至孟戏、中衍，若木一支至费昌时期，400余年中竟然没有一个有名的人，难道他们真的都默默无闻了吗？我的看法是，嬴氏部族在这一时期，仍然在从事着他们所擅长的农业和畜牧业，驯养家畜，种植谷物。孟戏、中衍率族投商，并为太戊御车，说明这一族人在家畜驯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养马、驯马和用马驾战车的技艺更是其他部族无法比拟的。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正因如此，费氏一族在费昌的率领下投奔商汤，并在战争中以此而立得大功；另一支由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率领，投奔商，为太戊“御车”立下战功并与商王室攀上姻亲关系。
有人可能会问，伯益部族为什么会投奔商汤，效忠于商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嬴姓部族与商的血缘关系说起。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商族的祖先为东夷人，分布在今山东曲阜附近，他们以鸟为图腾，其中有凤鸟、玄鸟、伯劳、青鸟和丹鸟。和秦人一样，商人也认为，他们是玄鸟的后代。商人的女性始祖简狄，在洗浴的时候，吞食了燕子的卵，因而有孕，生下了商人的男性始祖契（qì）。②契为传说中的商之始祖。《诗经》和《史记》的记载，反映了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也反映了商族在契以前还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进程。从契开始，商族才有了以父子相承为主的世系，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概就在此时。
考察商人的感生神话，我们可以发现，伯益的嬴姓部族与商人具有东夷先民太昊、少昊集团的文化特征，都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从大廉被称为鸟俗氏，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天问》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商的先祖王亥是一位“两手操鸟”的神人来看，这两个部族习俗极为相似并相近，其血缘族群关系非常亲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两个部族在与大自然搏斗和部族斗争中的合作与协同关系，比其他部族更为密切。当嬴姓部族在伯益与启争夺帝位失败而被驱逐出其生存区域的时候，商人部族却在东海之滨悄然兴起。
前面讲过，大费，也就是伯益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大廉，就是鸟俗氏；另一个叫若木，就是费氏。费氏的玄孙叫费昌，他的子孙有的住在中原地区，有的住在夷狄那里。费昌继承部落首领之位时，正是夏桀当政之际。在夏桀当政时，朝廷大臣们几乎都过着荒淫无度、奢侈腐朽的生活。一些关心江山社稷、敢于直谏的大臣，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或被贬官革职。广大奴隶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
面对帝国内部奴隶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经过几代努力，已经进入夏王朝统治阶级行列的嬴姓部落首领费昌为夏王朝的前途十分担忧。他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多次向夏桀进谏，劝其诫奢华、轻赋税，减轻奴隶们的负担，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荒淫无道的夏桀不但不听其劝告，反而认为费昌是在收买人心，图谋不轨，于是暗中下令将费昌关进监狱。值得庆幸的是，费昌事先得到消息，举族逃到了正在汇集天下英雄、商讨灭夏大事的商国。
费昌率族去夏投商，商汤与伊尹自然热烈欢迎，并视其为心腹重臣，一起商讨灭夏桀的大事。《史记·秦本纪》载：费昌“为汤御”，也就是指费昌在商汤灭夏的战争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费昌统兵伐夏，夏兵多于阵前倒戈，商兵势如破竹，夏桀只得亲自统兵迎战。费昌在“鸣条”（今山西省运城安邑镇附近）这个地方与桀大战数日，并且“败桀于鸣条”，消灭了夏的主力，为商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①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诗·商颂·玄鸟》：“太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史记·殷本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第九节助纣为虐——秦人远祖蜚廉、恶来以材力事纣
费昌在商汤灭夏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了商汤的重用，嬴姓部族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而大大提高，进入了统治阶层；在有夏一代忍声吞气的嬴姓部族此时扬眉吐气，意气风发。这支与商王朝同宗共祖的嬴姓部族，对商王朝忠心耿耿，不管商的后代帝王德政如何，都唯商是从，唯商是忠。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从商汤开国直至商朝第九代王太戊帝，费昌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由此可见，在商一代，嬴姓部族是商王朝最为得力的一支武装力量，嬴姓部族人才辈出，战功累累，受到商王朝的重用，并被立为诸侯。费昌的子孙后代，“或在中国，或在夷狄”，遍布于九州之地。
不过，令许多研究秦史的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一族自费昌之后，再也没有明显的世系传承记载，相反的倒是，先前不大显赫的大廉一族成了秦人世系的主要传承者。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传说中他们的身体长得很像鸟，但却说着人人都能听得懂的人的语言。其实，这暗示了直到商时，嬴秦部族还未完全走出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嬴秦部族社会仍然保持着燕子图腾崇拜习俗。商王朝的太戊帝听说中衍族人驾车的技艺很高超，就想让中衍族人给自己驾车，于是就去问卦占卜，卦相非常吉利，于是就把他们请来给自己驾车。为了笼络住中衍一族死心塌地为自己服务，太戊帝还给他们娶了妻子。太戊帝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从太戊帝开始，中衍族人及其后代子孙，都尽心尽力地效忠商王朝，或冲锋陷阵攻城掠地，或养畜种黍纳贡进赋，每代均有功于商。当然，商王朝也厚赐中衍及其族人，所以《史记》上记载中衍一族的嬴姓子孙大多显贵，上升为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中衍的玄孙叫中潏，他领着秦族一部散居在商王朝版图的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当时为戎族所居，中潏和他的族人担负的是保卫西部边疆的任务。
中潏的儿子名叫蜚廉，蜚廉生了恶来。恶来，又名恶来革，有人认为革是恶来的名字。①恶来出生的时候，正是殷纣（zhòu）王为商天子之时。这个殷纣王是个好武之人，力气很大。而恶来也是一个大力士，力大无穷，据说恶来曾经空手与老虎和犀牛搏斗，把老虎和犀牛撕成了碎片。蜚廉也很有本领，跑起路来就像飞一样，是个难得的长跑健将。②古人行军作战，大多长途奔袭，而且以力博敌取胜，所以蜚廉的善跑，恶来的有力，就为殷纣王所欣赏，父子二人都被委以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