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手头积攒了大约200两熟膏时，遇到一个叫周进录的喇嘛川人，专往口外送黑货，那边也有熟悉的接货人，都说人很可靠。赵伯虽然不认识周进录，但马英夫熟悉，所以他把自己的200两熟膏托付给了周进录。周走后，一年多没有消息。到了1954年1月，马英夫举家迁往新疆。5月底，赵伯坐火车转汽车，第三次上了口外。
迪化那阵刚刚改名乌鲁木齐。赵伯来到周进录家，才知原来接货的老贩子已经被人民政府逮捕枪毙。他们的货没有办法出手，至今埋在周进录家的房子里。周进录说，如果你着急用钱，自己去找下家19试试。可是，赵伯在乌鲁木齐不认识这个行当里的人，又听政府抓得很紧，那敢轻举妄动，听说马英夫在伊犁，便起身去伊犁。
赵伯打听到马英夫住在绥定（今霍城）的潘子阿訇家，就匆匆赶到了那里。马英夫刚刚结婚，赵伯不好催朋友动身，就耐心等待。到了第四天，周进录从乌鲁木齐捎信来，说有几个人要货，让他赶紧下去。恰好有即将发的班车，赵伯就准备动身。潘子阿訇和马英夫说，快到后尔德20了，做了会礼再走也不迟。赵伯心里想着出货要紧，不顾劝阻返回了乌鲁木齐。
回来当天，一位乡亲说要10两。问价钱，赵伯说都是自己人，就按每两180块算。乡亲一口应承，当时从周进录家里拿走了货，支付了1000块，说好次日送来其余的800块。接着有人同价买走了4两。第三天傍晚，又有人听到消息，也说要10两，还是老价钱。赵伯到周家取货，周进录小舅子马文清说他姐夫去米泉办事不在，让赵伯次日天亮再来。要东西的人爱好看戏，见赵伯也闲着，就邀他去戏院。他本来也对秦腔不感兴趣，坐在戏院，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些着急。看到一半，就提前独自离席，回到消防队办的“09旅社”休息。半夜，公安局将他从被窝里抓住，带到了西大桥派出所。
事后赵伯才得知，周进录小舅子发现了姐夫房间的黑货，就自己悄悄挖开坛子取了80两，而后到公安局举报。半夜周进录从米泉回家，两三个便衣公安也尾随而来。一进屋，公安就跟周进录要大烟。周进录还在说否认的话，公安不和他争执，直截了当地让他挖开炕沿边，东西就全出来了。人脏俱在，周进录只有招认，交待东西的主人是赵伯。
在派出所，公安让赵伯老实交待贩大烟的问题。赵伯不知周进录已被捕之事，矢口否认。公安说，你说没有贩大烟，那么你从周进录那里拿的东西是什么？赵伯心里一惊，想是不是周进录出了事，但立即稳住了神，因为他不相信周进录会出卖自己，就继续抵赖。公安一生气，将他捆起来，而后传唤周进录，当面对质。
周进录一见赵伯，低下头说：“咱们的事烂了，你就实说吧。”
因为他们事先有过约定，万一发生事情，就说互不相识，谁也不扯谁。所以尽管周进录开了口，赵伯还是强作镇静，回驳周进录说：“你是谁？什么烂了？我和你有啥关系？”
一位公安听了，忍不住上来踢了他一脚，说：“到这个份上，你还嘴硬！难道非要把东西放到你面前你才认帐？”
赵伯没有了退路，只好承认自己从周进录家里取过14两熟膏，先后卖给了两个穿长衫子的人，但不知道那两人叫啥，也没问住哪儿。公安让他带他们到出手东西的地方去寻找。赵伯领着公安到人多处乱转，转了两天，就是没有见两个穿长衫子的人。赵伯心里清楚，知道他们出事，那些人早就躲起来了。就是不躲，当面碰见，赵伯也不能把人家拉进来啊！
公安见从赵维杨这条线索得不到什么，就把他关进了看守所。在所里关押了半年多，赵伯动了主动交待的念头。有一天，他遇到机会，便问刑警队长张弓维，如果老实交待，是不是会宽大处理？回答说，只要如实彻底交待，保证从宽处理。于是，赵伯就说，东西是一位叫马占林的甘肃人的（其实压根没有此人），知道他赵维杨来过几趟新疆，情况熟悉，就托人找他，说有200两熟膏卖给了周进录，一直要不上钱，如果能把钱追回来，哪怕一部分，也有他一份。所以，他只是贪图钱财，给人办事，请求政府宽大。
张弓维一听，马上觉得情况不对头。因为他们查出的大烟只有100两多一点，既然总数是200两，那还有80多两没有着落。马上又审问周进录，周当然不知道小舅子插手的情况，所以也说不清楚。
真是干了亏心事，迟早遭报应。公安局正在追查失落的那些大烟，一个吸大烟的裁缝交待说，他在马文清那里买了5两8钱熟膏。刑警队立即抓获马文清，但马文清死活只承认就拿了这5两8钱，200两的总数还是对不上号。事情就继续拖着，他们几个也只有在看守所熬着。期间，看守所换了一位姓金的锡伯族所长，为人正直，对赵伯比较信任，选他当监号组长。这样，赵伯管理监号的10来个毒贩一年多。
有一天，金所长把这个案子的几个疑犯都叫到一起，说：“怎么样？一年多你们没有互相见面了，押号的日子不好过吧？你们都是有钱人，有钱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要做害人害己的买卖！”接着，给他们几个上课，从林则徐禁烟，讲到封建军阀利用烟土捞钱，从毒品伤害身体，讲到吸毒导致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只说得他们几个羞愧万分。最后，他一个一个讲评。说到马文清，先肯定他检举贩毒是好行为，接着又质问他：“你说你只从烟坛子里偷了5两8钱。可是你听过往油缸里下油勺却打不上油的事情？那个烟坛子，就你们几个人知道，现在你们自己说，到底其余东西到谁拿了？”马文清被金所长一席话问得目瞪口呆，面对自己姐夫和赵伯，也无言以对，只得原原本本承认了事先偷大烟的情节，并且承认熟膏已经出手，除了那个裁缝，都是一些不熟悉的人，不过赃款都没有动。金所长将审问结果签字画押，领马文清取回赃款，案子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等待法院审判的日子里，赵伯想着自己不会有生命危险，也不会判太长的徒刑，因为他只承认了那10两东西嘛。可是，没有料想，几天后被金所长叫进了他办公室。一进去，就让赵伯看从三甲集发来的调查材料。他说不识字，金所长就读给他听。材料中说，赵维杨是三甲集陈家村人，1944年开始就伙同马振武贩卖鸦片……哎呀！了不得，材料详细得很。赵伯听了头都大了，连连说这都是胡编。金所长笑了，问他解放后去西安干什么？赵伯说贩布。又问去汉中干什么？赵伯说贩茶叶。再问同临夏的马有录是什么关系？赵伯说是店家和客人的关系。金所长摇摇头说，你赵维杨今天也不老实了，回去好好想，想好了再来说。
赵伯用不着想，材料中说的大部分是真的，少部分也有些影子。他们是贩布贩茶，但偶尔也顺便带一点熟膏过去。那个马有录，是商铺大老板，布匹茶叶，包括烟土，在商铺零进整出，他的那200两熟膏差不多都是马有录抵账给的。可是，如果这些都承认了，他赵维杨还能活吗？所以，两天后再去交待，他还是咬紧牙关，说材料不属实。金所长就给他反复耐心地做工作，说旧社会贩卖烟片的人很多，人民政府不会算旧账；但是新社会不能再不管这种危害他人危害国家的事情。只要你老实承认，我们一定宽大处理，共产党人说话算数。赵伯听了，只有默认。金所长就给他读坦白材料，其中说：赵维杨曾经大量运输鸦片烟土，但缉捕后主动交待，坦白彻底，因此建议宽大处理。赵伯问，这里的“大量运输”没有个界限，别人会不会以为是飞机、汽车呢？金所长说，你这个赵维杨也真会想像，你就放心，一定从宽处理。
在法庭，直到宣判前他们几个心里都没有数。想着只要不枪毙，就是从轻处理了。第一个宣读的是周进录，有期徒刑12年；第二个是赵伯，有期徒刑4年。马文清当场释放。这时，他们几个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两年半时间了，所以他被押送到东戈壁的监狱，只改造了一年多刑期就满了。周进录听说在监狱里无常21了。
在监狱，赵伯主动介绍自己是木匠，一去就被分配到维修组。每天主要是修修补补，或者干些按铁锹柄、斧头柄之类的活儿。他当时年轻，人也轻快，所以监狱管教干部比较喜欢他。后来，他又被调到浇水组，就更自由了，每天五番乃玛孜都能按时做。冬天洗小净，他到食堂打热水。别的犯人有意见，说不到开饭时间我们连开水都打不上，他赵维杨为什么洗脸洗手还能用上热水？食堂的人说，赵维杨不一样，是领导让我们照顾他的。有一天，赵伯浇水时遇到锁南坝的尕营长，是按反革命罪判刑的，在监狱里放羊，已经劳改四五年了。赵伯说，你表现这么好，可能减刑了吧？尕营长说：“尕驴脊背上垛子太重了，减上一些半些没感觉。”原来，他被判了20年，就是减那么三五年，在监狱的日子也还很长。
监狱给赵伯做劳改鉴定时，各级都说得很好。问他户口落哪里，他说先放着别迁，待他去城里看看，如果能找到工作就落乌鲁木齐的户口；如果没有合适工作，就迁回老家。到了城里，他到西大桥附近找到周进录的亲戚马富成家。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有人介绍到建新木器厂，厂长是姓夏的东北人，同意接收。赵伯立即去监狱迁来户口，到派出所报户口时，人家问具体落哪个家，陪他去的马富成主动说就落他们家。
从1954年上口外，刑满释放后落户乌鲁木齐，到2006年84岁高龄，赵伯不知不觉已经这个城市住了50多年。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用他的话说：“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第二天做啥，一切是安拉的拨派。”
四
赵伯贩卖大烟被判刑的消息传到口里没有多长时间，他妻子带着他们生的女儿改嫁了。出狱前，父母亲也早已去世。所以当时赵伯落户口外，真正是孑然一身。
到建新木器厂工作期间，他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家庭。本来，他是没有能力考虑这些的，因为当时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他当时的生活，不可能有多少节余。
好就好在他在入狱前，将已经拿到手的那点熟膏款，分三个户头，用化名存进了银行，存款单托付给了一位老家在天津的宋子昆先生。宋是一家金首饰店老板，好帮助人，在当时的乌鲁木齐颇有名气。赵伯工作稳定后，带着试探的心情去找宋先生。宋子昆虽早已不做金银饰品买卖，但家还在老地方。赵伯第一次上门，宋子昆不再家，但他妻子认识赵伯，不仅热情接待，而且一个劲要赵伯放心，说那些存款单没有动，让他迟点去他家，老宋归来当面如数归还。晚上，赵伯又去，果然宋子昆夫妻都在，二话不说，取出存单全部交给了赵伯。一位一面之交的汉族人，这样讲求信用，赵伯深受感动。直到四五十年后的今天，赵伯依然忘不了宋家夫妻的那份真情。
存单有了，可存钱的银行早已不见踪影。赵伯拿出一张400元存单，到新银行去试探。人家说，你这是老银行的凭据，这笔存款我们承认，只是没有利息，因为当时只是属于保管性质。赵伯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什么利息，因为只要能拿到原款，他已经感激不尽了。另外两个存单，赵伯担心银行怀疑，又惹出是非，没有亲自去取款。一笔800元，请在东戈壁劳改时相识的马呈祥军长的厨师去取，取出后那厨师借去了200元。一笔1200元，银行说必须有保人，赵伯便又麻烦宋子昆先生，他在银行有熟人，也没有费多大的事取了出来。
用这些钱，赵伯在西大桥附近租了一个像样的小院，又经人介绍，娶了米泉一户买姓人家的寡居女子。买氏当时同前夫生有一个孩子，年方一岁。媒人介绍时没有提及，孩子留在外祖父家。婚后半年，孩子患重病，买氏不得已提出，赵伯马上接到乌鲁木齐，先后花了数百元治疗，如同自己亲身儿子一般抚养。也正因为如此，买氏生前对赵伯非常尊敬，生活上对赵伯悉心照料，老两口感情很深。后来，买氏给赵伯陆续生了3个儿子、3个女儿。
1961年，赵伯前妻马氏打听到前夫已经出狱，就带着9岁的女儿来找乌鲁木齐。马氏此时又一次离异，但看到赵伯已经再婚，放下孩子就转身离开了。后来听说又在阿勒泰什么地方结了婚，生活也不是很如意。女儿16岁时，马氏曾来乌鲁木齐看望。赵伯念夫妻一场，不忍心冷淡，安排在家吃住。马氏当时想领走女儿，无奈女儿已经和父亲有了感情，不愿离开，马氏只好失意而归。大约是1975年，马氏又来看望女儿，当时离开母亲已经近20年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对母亲年轻时忍心离开父亲有些意见，对母亲有些冷淡。马氏大概到女儿工作单位，给女儿领导说了一些不顺耳的话，女儿得知后越发生气。此后，母女再也没有见面。几年前，听说马氏在阿勒泰那里病故了。赵伯说，马氏一生受苦，虽然当初离开他，他有些意见，但一个妇道人家，在无法判定丈夫还能归来的情况下再婚，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他从心底里是同情的，如果谈深层的原因，就是自己当初从事不正当生意，成了危害社会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