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长工的女子，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阶级，革命的骨干力量！我开始反抗，拒绝参加改造劳动。那些民兵连排长既说不过我，又不能放过，便要求我们家至少要有人接受改造。我担心老实巴交的丈夫受罪，还是跟民兵去了，但干起活来，不再那么谨小慎微，累了休息时也不怕监督的民兵训斥，成了被改造分子中的特殊人。
——主人公的话
千家奶奶的孙子千阿訇是我的朋友。他谈话中多次提到奶奶的今昔，让我不由得产生了采访的念头。
昨天，一位朋友的岳父去世，定好今天在黑甲山清真寺举行殡礼，我自然要参加。记得千阿訇说过他父母家就在黑甲山寺附近，于是想借参加葬礼机会自己去找千奶奶。
一
大清早来到黑甲山清真寺旁的乡亲家，说起千阿訇奶奶，乡亲一家都笑了，原来千阿訇的舅母是我这位乡亲的表姐。乡亲当即打电话请来千阿訇舅舅，带我去他姐姐家。
穿过黑甲山清真寺北侧小巷，往右一拐，走进一个狭窄的小院。这里住着三户人家，也许是斋月的缘故，都关着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千阿訇舅舅来到最里面那扇蓝色油漆脱落的门旁，收住脚步，轻轻叩了两下，没有动静。我刚想问是不是没有人，他开口了：
“姐，开门，是我。”
门开了，是一个戴头巾的中年妇女。
我上前道了色兰。她看到我，有些纳闷，但还是急忙请进了屋。
屋子是里外两间。外间用玻璃隔档又分成两部分，靠门有一张饭桌，几个折叠圆凳，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床沿上旁边坐着一位未胡须的老人，我没有打扰，只是点了点头。里间是卧室，大衣柜，双人床，床上几床棉被，迭好的被子上面有一个绿色的拜垫。
千阿訇舅舅给他姐低声说了几句，大概是在讲来由。我也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千阿訇的朋友，来采访奶奶。
“妈！妈！是找您的。”
“哎！”低沉的应答来自外间西侧。我这才发现，原来外间还连着一个小厨房。屋子窗户很小，又被周围的楼房遮住了光线，虽然亮着灯，但依然比较暗，也难怪我没有发现这个厨房。
老人走过来，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微笑，似乎有些难为情。这些皱纹，这副笑容，让人不由得想起远方的母亲。我连忙起身，请她坐到我对面的凳子上。
我尽可能放慢语速同她交谈，担心她听不懂我的话语。可我很快发现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她只听了我几句话，就说：“娃，你也是咱甘肃人，你的话我能听上。”
“是啊！咱们是甘肃乡亲，奶奶您不提我还忘了呢！”一下子，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许多。
“娃，你喝茶！”老人将她儿媳斟满的茶杯轻轻往我身前推了推，说：“我这个老婆子有啥好写的？你大老远找我，怪累的。”
“奶奶，我不累，我家离这里不远。你这一辈子不容易，把你的身世写出来，让年轻人们看看，对他们有好处呢！”
老人笑了：“那好！那你就尽管问。不过我没文化，记性也不好，好多事情都记不得了。”
“奶奶，咱们就拉拉家常，说说你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说说你的长辈和小辈，想到那里说到那里，说什么都行。”
老人一听，又乐了：“我的娃！就说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我倒是都记着哩，想忘也忘记不了哩！不过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奶奶你随便讲。”
就这样，我们连续谈了4个多小时。要不是做晌礼，之后要参加殡礼，也许我们还会谈下去。因为老人对往事记得很清，也很健谈。
二
千奶奶本姓王，学名王秀花，1934年春生在甘肃泾川县南塬的一个小山村。
泾川古称泾州，民国时改州为县，沿用至今。它与北面的宁县、镇原、合水、庆阳、环县等县，在地理上同属于陇东地区，在历史上则是有名的古战场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泾川邻近关中平原，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无霜期多达174天。从泾川原上悠悠望去，甚至有些江南的秀美。可是，毕竟依然属于黄土高原，东北风常年不停，并不丰富的雨水蒸发跑了，山塬上的田地普遍缺水。境内虽有泾河穿过，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洪水猛烈和输沙量均居全国江河之冠。成语“泾渭分明”，就是指混浊的泾河水同清澈的渭河水会聚的情景。据专家介绍，不仅渭河，黄河的洪水、泥沙也主要来自于泾河。由于长期滥垦，同其他泾河流域一样，泾川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严重流失，63．4％的土地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历史上十年九旱，有时还加洪涝、冰雹、风雷、病虫等灾害。1929年（民国18年） 陇东大旱，饿殍载道，泾川也是田园鱼裂，十室九空。
秀华出生时，泾川大地还没有从大旱灾中完全恢复过来。特别是居住在南塬的高平人，普通农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秀花的爷爷从年轻时就一直在高平东南20多里外的窑店给一户财主当长工。那财主很富，妻妾成群，加上长工有50来口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煞是热闹。也不知是那财主待人比较宽厚，还是除了扛长工别无生路，秀花听母亲说，父亲十六七岁后，也跟爷爷到那财主家当了长工。
母亲总共生了8个孩子。姐姐自小身体孱弱，到25岁才嫁人，但没有多久就患重病，婆家没钱治疗，眼睁睁看着咽了气。哥哥小小年纪就出去当长工，每天天不亮就到七八里远的塬下担水，有次在黑暗中不注意将担来的水倒进了醋缸，遭到东家一顿毒打，皮开肉绽不说，从此拉下了羊羔疯，时不时犯病。几年后的一天，鸡叫时下塬担水，突然犯病，头栽进泉眼就没起来，等天亮后其他担水的乡亲们发现，早已断气。她大弟弟刚成年，突然得了肚子痛的病，痛得满炕打滚，还全身发烫。一天一夜后总算不痛了，却乏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合上眼后就再也没有睁开。后来听县城的医生说，那是急性阑尾炎。最小的弟弟8岁发天花，昏昏沉沉睡了几天，也辞别了人世。活在人世的，只有她和其他3个弟弟。
泾川的冬天虽然没有新疆这么厚的雪，但也下雪，数九天也够冷的。可是，小时候千奶奶他们从来没有穿过棉衣，再冷的日子，也只有一件单衣。实在冻得不行，母亲便捡些烂棉花，缝在他们姐弟几个的上衣后背。她结婚前从没穿过鞋子，几个弟弟10来岁还光着屁股到地里干活。
解放前，南塬上没有水浇地，要是种小麦，一遇旱年会颗粒无收。大部分地里年年都是糜子、谷子、高粱。有钱人吃的白面白米是从川道买来的，可他们这些穷苦人家，一年四季只能吃糜面糊糊和高粱馍馍。糜子、高粱这些粗粮，今天的城里人一年偶尔吃一点别有风味。可那时他们顿顿吃，又没有清油炒菜，送进嘴里扎得喉咙痛，咽进肚子烧得心慌，大便时屁股眼生痛。即便这样难吃，也不是能时常吃饱。泾川城里当时驻扎有部队，一到秋天就提着枪到乡下来要粮。母亲把那点救命的粮食压到糜草下，埋在菜窖里，可还是被当兵的搜走一些。她记得家里一年总要断几次粮，每到那时，母亲就提个打了补丁的小布袋，到山下有钱人家里去求情。奔波一天，有时借来一点，他们就吃白菜面糊；如果母亲空着手，他们就喝白菜清汤。
同她自己的娘家相比，她母亲的娘家更穷。外公死得早，舅舅没到18岁被抓壮丁，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外婆哭了一辈子。她父亲秋后从东家那里领了工粮回来，还要想法多少送她舅舅家一些。
母亲生下她大弟那年秋天，父亲被国民军抓了壮丁。当时父亲正在给财主家担水，半路遇到国民军，连一担水也没有让送到主人家，就给绑走了。她奶奶打知道儿子被抓走的消息起，泪水就没有干过，整夜整夜坐在月亮地里，望着天空哭泣：“我的娃啊！你们在哪达呀？我的娃啊……”她母亲给他们姐弟说：“奶奶在把月亮往完哩哭呢！”
父亲是老大。弟兄三人，一个也没逃掉被抓壮丁的命运。早在老大被抓前，老二就被抓，逃回来后始终藏在窑洞不敢见人。家里人都在想办法掩护，因为老少知道，如果再抓回去，肯定活不了。虽然没被发现，可是藏来藏去得了病，没几年离开了人世。父亲被抓前几个月，她的碎达遭遇了一伙部队，也被掳走。好在那个部队呼啦啦解散，在父亲没踪影第二个月，碎达回了家。可是家里太穷，没办法过日子，呆了几个月，几十个大洋把自己卖了，替人当壮丁去了。
碎达走后，她爷爷用儿子的卖身钱置了几亩地，日子稍微比过去宽展一些了。
解放那年正月刚过不几天，她父亲突然站到了全家人面前，一家老少喜出望外，母亲昏倒在父亲身边。又过了两月，碎达也跑回来了。这下，爷爷的病轻了，奶奶的眼泪止住了，王家每个人心里比吃了枣花蜜还甜。紧接着，碎达成亲，她有了能干的婶子。在千奶奶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三
1949年5月底，泾川来了解放军。当年腊月，父亲把15岁的秀华许配给了千家三小子。
千家祖上并不富裕。到了秀华公公这一辈，家境才慢慢好了起来。公公幼年失去了父亲，奶奶和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还未成人的独苗身上，竭尽全力抚养和教育他。孩子也的确没有让奶奶和母亲失望，为人既精明能干，又特别能吃苦。小小年纪给人打短工，不到20岁，成了远近闻名的庄稼地里的好手，人称“千把式”。每年播种、灌水、打碾时，附近的富户都争着抢着请他帮忙。
几年后，“千把式”不仅让奶奶和母亲过上了不愁吃的日子，而且还设法积攒钱财，陆续买下了一些田地。在自己的庄稼地里，“千把式”倾注了全部心血，自然也得到了最大的收获。在大堆大堆的粮食面前，他没有止步，而是一心想成为田产大户，将生活必需之外的收入全部用于扩展田地。当时，解放战争炮火日紧，当地许多财主都急于把土地变卖成金银，以便随时逃命，因此地价出奇的低，“千把式”趁机购置了大片田产。解放军打来时，千家已经拥有300多亩旱地。
秀华过门时，公公60多岁，全家里里外外的事都由他一人作主，对老人孝敬，对晚辈严格，但待儿媳比较宽容，到去世也没有训斥过秀华一次。婆婆为人小心谨慎，很喜欢俊俏勤奋的秀华，婆媳之间关系很和睦。丈夫的大哥年轻时被抓去当兵，一去不返，有消息说死在战场上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二哥曾被抓兵，但因发现腿有残疾，日子不长又放回来了。秀华进婆家门时，嫂子也过门不久。哥嫂都是厚道人，待她如同亲妹子。
婆家虽然很注意节俭，但每天总能吃到白面和清油炒菜，时不时还能吃一顿肉。衣装，单衣棉衣、内衣外衣都齐全，漂亮的花布鞋有好几双。
在这样温馨而富庶的婆家，秀华不仅没有其他女孩子离开父母的寂寞和辛酸，反而有一种进了福窝窝的感觉。
然而，舒适生活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快。而且，新的苦难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954年，土地改革运动展开，有300亩田地的千家立马被定为富农。秀华的公公先是三天被批，四天被斗，后来干脆关在饲养院不让回家，也不让送饭。公公尽管身板硬朗，但毕竟是近70岁的老人，那经得起这种折腾，又气又饿，不几天就死在了牲口棚。
公公离开了人世，千家的磨难却远远没有结束。老二是残腿，无法代表千家出门，秀华夫妻成了千家唯一挨批斗的对象。丈夫生来腼腆，一到人群中说不出话，但干活很本分，被派去喂农业社的牲口，昼夜在牲口棚忙碌，可也逃过了被打受折磨的厄运。秀华却没有这“福分”。只要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她少不了作陪。凡是让地富反坏分子干的重活，她总要参加。
1958年6月，秀华丢下才两岁的儿子，和村里的其他地富反坏分子一起，被编在“学好队”，发派到新窑大炼钢铁。在武装民兵的押送下，他们身背行囊，徒步200里前往。
新窑是崇信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公社，因为地下煤炭资源丰富，有铁矿石、石灰石、油母页岩、陶土等矿产资源，泾川、灵台、崇信三县合并为泾川大县后，就选定新窑为大炼钢铁的主战场。不到一个月，3万多人拥到新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秀华他们到来之后，就在山山岭岭挖窑洞，挖好后野草当铺垫，树枝堵窑口，七八个人甚至10多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没几天，新窑附近各山头、沟岔到处是小窑洞，人山人海，非常拥挤。露天支锅，炊烟四起，进山砍柴，一片片天然林木立刻被“剃成光头”。
当时，“公共食堂”还没撤消，炼铁的人们都吃大锅饭。口粮由所在社队供给，多为玉米、高梁之类的原杂粮，而且没有数量保证，正常的“炼钢工人”吃不饱，秀华他们“学好队”的人更是常常挨饿，开水撒盐当汤喝是常事。
不到1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下子拥进3万多人，别说粮食，吃水都成为大问题。一股时断时续的小溪，人畜共用，周围粪便满地，洗衣、洗菜、洗脸，加上煤矿井下抽上来的“黑水”也流入其中，污染十分严重。人多人挤，刚开始还搭建简易厕所掩身遮目，后来人越来越多，厕所不够用，只好各讨方便，粪便满地，臭不可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