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国内天主教、基督教割断了同外国教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走上了独立自主办教会的道路。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宗教形式下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没有触动，仍然严重地束缚着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影响了这些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的杨静仁作了题为《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提出“要消除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和宗教特权”，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6月，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座谈会，着重讨论伊斯兰教宗教制度改革问题。李维汉在讲话中说：“现在的伊斯兰教的规章制度，不简单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而且有许多宗教制度是同封建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各地的情况都说明回族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性的剥削、压迫，是一种保守落后的东西，并且成了回族发展中的一个绊脚石。”8月，中央统战部给中央提交《关于回族伊斯兰教情况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宗教制度改革的问题。不久，一场对伊斯兰教的飓风般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尽管中央文件中的“宗教改革”主要是“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废除宗教剥削制度”，“废除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制度”和“寺庙不得强迫群众履行宗教义务”，但到了县乡基层，变成了拆迁、征用清真寺，没收寺产，焚毁经典，禁止成年人封斋礼拜，禁止青少年念经，法办阿訇和社首，甚至强迫穆斯林养猪等。2002年，有学者撰文认为这场宗教改革是必要的，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存在不少违背政策的做法，主要是“在一些地方，混淆了封建压迫制度与宗教信仰的界限，干涉和限制了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清真寺、阿訇保留太少；在清除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伤害了一些宗教界人士；个别地方将宗教制度与民族风俗习惯混淆起来，发生了强迫回族群众养猪、剃胡子、放辫子、不准死人穿“客凡布”等伤害穆斯林群众宗教感情的现象。”
与此同时，甘肃、青海两省境内的武装叛乱也似乎“证明”了回族和藏族中的反动宗教人士“难以悔改的本性”。1958年3月，甘肃南部的临潭县藏民头人首先发动武装叛乱。5月，与大河家相邻的青海省循化县一些回民上层人士发动叛乱，接着甘肃广河、东乡等地也出现不同规模的叛乱，到后来发展到甘南、临夏、黄南、海南、果洛、玉树等地的32个县。叛乱者“纠集在一起，组成反动武装，狂叫要‘赶走共产党，消灭解放军，不要人民政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一切可以欺骗群众的口号，打着‘保族’、‘保教’的幌子进行欺骗宣传，达到反革命叛乱的目的”，“裹胁不少群众参加”。当然，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息了这些武装叛乱，但平叛过程中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失误。临夏地区后来多次复查甄别，1962年改判、释放16849人，1972年平反19112人，1982年再次复核，仅维持原判181人。有学者事后评论说：“严厉打击社会动荡，当时控制手段是相当强硬的，任何犯罪的嫌疑都会受到严厉打击，这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也带来了许多冤案。”
判刑后，尕八爷他们被大卡车拉到临夏大河滩空无人烟的一片空地。200人200人地隔离开来。尕八爷想，是不是政府改了主意，要枪毙他们？他小声同周围几个犯人一联系，其中有被判两年徒刑的，他心里踏实了，心里说：再严格也不能把这些人也杀了啊！果然，800多个犯人分成4个大队，每个大队派来一名解放军军官作队长，又从犯人中选队长。不知道犯人们看中尕八爷什么，竟然选了他。
起初几天，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4个大队的犯人晚上都挤在铁家寺大殿里睡觉。第三大队的一个犯人深夜爬起来做了土净，跪在那里做乃玛孜。第二天大早，旁边的积极分子给解放军队长汇报。解放军领导把他们四个队的人都集合起来，当着大家面，把那个偷偷礼拜的阿訇捆成一团，宣布加5年徒刑。这样一搞，犯人们相互提防，谁也不敢有违规行为，好多人的乃玛孜，是躺在床上指点着做的。
劳改队的任务，不是种庄稼，就是修路建房，天一亮就开始干，天黑才收工。犯人大多是阿訇和有头有脸的人，没有干过这样的重活，不到中午就乏得眼睛也懒得睁。伙食差得叫你想不到，每人每顿饭发一个包谷面或者青稞面馍馍，一碗清水般的包谷面糊糊，有时候给点不洗就下锅煮的白菜，别说肉，油星都见不到。
没有撑多少日子，犯人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几个月后，工地上开始死人。尕八爷记忆最清楚的，是二大队一个叫马贤武的犯人，也就40岁上下，平时看上去还好好的，可夜晚上厕所，回屋途中倒在地上无常了。死了人，队上安排犯人去处理。几个人抬到附近的沙滩，简单站个殡礼，随便掩埋了事。大家都没有气力，挖不了深坑，更没有力量打偏洞。不过，再忙再累，他们也要在坟头上插个牌子，写上亡人名字。这样，家属得到消息后，可以根据名字挖出尸首，拉回老家重新掩埋。有的亡人身后没有人，或者怕引火上身，也有没来迁坟的。
尕八爷他们一大队的大队长是个东乡的军人，为人实在，对犯人管理比较宽松。他常常给犯人们说：这是新社会，不只你们这些犯人，许多人都要接受劳动改造。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违犯劳改队的制度，更不要打逃跑的主意。你们也知道，跑了抓回来，不判死刑，打也得打死。大家听他的话，比较守规矩，全队没有一个外逃的。
在临夏市，尕八爷他们修通了大河滩桥，建起了军分区司令部。在临夏县——当时叫双城，他们用了好几个月，建成了几排储备粮食的大型仓库。在今天的大西滩劳改农场那里，尕八爷他们呆的时间最长，种过一年多的庄稼。
不知道是死的犯人太多，还是上面接到了什么通知，1960年开春以后，尕八爷他们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几个小时，两顿饭改为三顿，而且饭菜里有了一点油花，军官的管理也不那么狠了，还允许家属定期来看望。伙食一改善，晚上能早早休息，犯人们的精神面貌明显好了。不过，礼拜封斋这些“宗教活动”，上面依然卡得很严，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
1962年夏天的一天，劳改队来了不少穿制服的人。下午，犯人被集合起来，领导宣布改判和释放决定。
“马相明，无罪释放！”那个胖干部的声音并不大，而且还是普通话，但尕八爷听得那么真切。他不禁问自己，这不是梦，是真的？和其他听到自己被释放的犯人一样，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的眼睛这几年受尽委屈也没有淌下一滴泪，这一阵不知道为啥出现了泪花。
第二天，尕八爷和同庄子的难友一起，背着铺盖卷，开始往家里走。一路上，看不到成熟的庄稼，进入视野的只有面黄肌瘦的饥民。走走歇歇，4天后他们才回到甘河滩。进家才知道：大哥抓走后被分到永靖的窑沟劳改农场，一年后饿死了；三哥服刑快两年时，劳改队来通知说病死了，埋体还没有拉回来。老二还告诉他，甘河滩被抓走的人10多个已经在外面无常了。
接下来，吃榆树皮，包谷棒，尕八爷和大多数保安三庄的人一起，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附近一些地方饿死了不少人。他听说，吹马滩有吃死人肉活下来的人，当时从那人家里发现18个人头，被民兵抓起来，但关了一阵又放了。人要是不饿急，怎么能咽得下去人肉呢？死了人，只能挖个坑埋掉，没有阿訇没人去站殡礼，也没有人敢去坟上念经。
饥荒年过去，生活刚刚有些好转，“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尕八爷虽然是无罪释放，但在是非颠倒的动乱岁月，照样被当作重点打击对象，同甘河滩、梅坡两个大队的五类分子一起，每天在民兵监管下干重活，挨批斗。
“直到邓小平说中国没有阶级了，我们才结束了挨整的日子。我们一块的70多个五类分子，大多数都无常了，没过上今天的好生活。可怜啊！”说到这里，尕八爷闭上了双眼，也许他的脑海里此刻全是辛酸往事。
四
实行改革开放，土地分到户，做买卖不再是投机倒把，礼拜封斋没有人来干涉，甘河滩保安人恢复了解放初期的那种勃勃生机。
1982年，各地落实宗教政策，政府把清真寺交给了穆斯林，乡亲们推选尕八爷当了学董。
甘河滩清真寺是清朝年间保安先祖从青海循化迁到这里后兴建的。民国18年国民军追杀马仲英的队伍，路过甘河滩时烧毁了大寺。国民军走后，乡亲们重新建了起来。1958年宗教改革运动中又被拆除。现在，清真寺是回来了，但没有大殿，没有邦克楼，只有几间阿訇满拉的房子和水房。尕八爷心里清楚，他这个学董，没有现成的寺可管理，只有赶紧修寺的任务。
尕八爷和一些热心修寺的老人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新建一个像样的礼拜大殿。方案一出来，首先请大家捐款。毕竟经济不宽裕，虽然乡亲们人人尽力，全庄子总共才凑了不到3万元。然而，根据预算，就是土建和普工都由庄子里的人自己干， 买木料、砖瓦、水泥、砂石，至少也得7万多元。还有4万多元的缺口，是不小的数字。尕八爷不灰心，给乡亲们说：安拉的恩典不能坐在家里等，要出去寻。你们等我好消息！
尕八爷领了两个年轻人，跑到几十年前做过买卖的青海西宁、湟中和塔尔寺，向老朋友化缘，得到了1万多元。接着马不停蹄，乘火车上新疆，到乌鲁木齐、阿尔泰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回族人聚居区求援，又拿到了七八千元。最后，他独自来到兰州，找到一位当“大官”的族亲，住在他家“赖”着不走。尕八爷如此执著，族亲深受感动，便把此事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东奔西走，几天后终于筹到两万元，通过银行汇到大河家镇。庄子里几户收入较好的人家，看到尕八爷为了修寺不怕劳累，四处求情，再一次解囊，补齐了尚缺的几千元。当年上冻前，在几十年前的旧址上，矗立起一座可容纳400多人同时礼拜的崭新大殿。
尕八爷万里化缘、“耍赖”要钱建大殿的故事，在保安三庄广为传颂。此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着甘河滩清真寺的学董。
甘河滩的穆斯林，分遵高崖门宦、高赵家门宦和格底木3个教派，但团结一直搞得很好。进入大殿，大家跟随伊玛目礼拜，主动求得一致。走出寺门，各行其是，彼此尊重，互不干涉。我采访当天，村北过圣纪的那家人是格底木，聚集了200多人，念经吃饭，顺顺利利，和和睦睦，看不出是3个教派的人在一块活动。形成这种局面，有几任阿訇引导的功劳，也是甘河滩穆斯林信仰素质高的表现，但不可否认，尕八爷的中正、宽厚和调和起了很大的作用。
3年前，老伴患重病，尕八爷无暇顾及寺里事务，他千辞万推，乡亲们才让一位大家信得过的信士接了他的班。但寺里一有重要事务，新学董依然来征求他的意见，讨教他的办法。
五
尕八爷在庄子里名气不小，但家里生活水平并不高。老伴归真后，尽管儿子媳妇很孝顺，但看看他的食宿条件，总让人觉得有些寒酸。
这也难怪。土地还是几十年前那些，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虽说不少地土能按时灌水，使上化肥，产量比旧社会要高多了，但一年下来，留足口粮，往外卖不了多少，而且粮食不值钱，一台洗衣机，得卖掉几麻袋麦子才能买来。多养几只牛羊吧，自家地里那些秸秆不够喂，还得买草买料，辛苦一年，除去成本，也没有多少收入。
做其他生意，都要有足够的本钱，可是尕八爷没有钱，他只能从庄子里赊腰刀，到藏区贩卖。保安腰刀坚而不脆，装饰精美，既可作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具，又是独具一格的装饰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最有名的保安腰刀就出自甘河滩，庄子里有几十家人祖祖辈辈做腰刀。尕八爷赊上七八十把腰刀，挂在毛驴背上，到青海和甘南藏区去销，六七天一趟，除去盘费，挣百多块钱。最远的一趟，他去了拉萨，是坐汽车去的。跑了两三年，做腰刀生意的人多了，利润薄了。他年龄大，刀具又重，带少了跑一趟白跑，带多了自己没有气力。而且，他慢慢发现藏民开始喜欢深圳、温州那边机器制作的刀具，那些刀子比保安腰刀价格便宜，灵巧方便。于是就收了手，不再做腰刀生意了。
尕八爷说，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想让孩子们好好念书当公家的干部，待遇好，生活水平也就上去了。可是儿子孙子一个个都没考上大学，与干部无缘，看样子安拉没定下干部的命。
老大儿子就住在清真寺背后，快70岁了，小时候上过3年学，一直在跟庄稼打交道。两个孙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一个到青海果洛收冬虫夏草，一个开着兰拖搞运输，乃玛孜耽误了不少，看穿戴就知道，钱也没有挣上多少。
老二63岁，4个姑娘都出嫁了，一个儿子到西藏阿里打工，也不知搞些什么，几年都没有回来，家里生活紧巴巴的。
老三这两年才当了工程队长，起初到外地修路，如今在家门口干，这阵正在修建寺旁边的村道护坡。小工头嘛！收入稍微高一些，尕八爷就担心他学坏，常常提醒他不能克扣工人工资，要按时礼拜。昨天晚上，尕八爷还专门到老三家，叮咛他在老母亲归真3周年的日子里要请阿訇念亥亭161，要请大家吃饭。
老四马如意太老实，就知道埋头干活，其他都不会。他的大儿子很聪明，可是上到高一也不上了，现在和他老子一块都在老三的工程队干活。人有了文化就是不一样，老子是普工，一天30元工资；儿子开机械，是技术工，一天40元。
虽然生活水平不高，但老人依然很肯定地说如今是保安人日子过得最好的时期。
“一个好，只要不犯法，现在什么都能干。只要你想干，能吃苦。二个好，市场上什么都有，清油白面，衣裳鞋帽，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回来。三个好，共产党信教自由的政策落实了，你干舍热尔提，还是脱热盖提，随你的心愿。”
尕八爷介绍，甘河滩和其他保安庄子一样，虽然不富裕，但社会风气一直很好。电视上说那里那里发生了什么案件，那里的人杀人贩毒，可是保安三庄没有一个人贩毒，没有一家的娃娃作贼，甚至没听说保安姑娘跟上陌生男人跑走的事情。
我问他，形成这种好风气，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保安人教门好。他接着说，伊玛尼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要用穆民的品行表现出来。偷拿拐骗，不正当途径获得的钱财，不合国法，也不合教法，穆民再穷，也不能通过违抗安拉命令的方式挣钱。
院外传来悦耳的邦克声，老人坐了几个小时，累了，也要净身做晌礼了。我请他到北房屋檐前站立，用数码相机留住了他的身影。
可亲可敬的尕八爷！我离开了你，我忘不了你，愿安拉恩赐你健康平安！
（采访于2007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