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可发姆大批上市后，杜邦公司的主管人员才发现先前对该产品的成本和市场预测都错了。由于可发姆生产工艺复杂，工人操作熟练程度不高，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废品，公司决策层坚持高质量高风格的经营方针，产品品质稍有不合格，宁可毁掉，也不出售，这样就导致了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营效益不佳。为了转移生产中的高成本，杜邦公司把可发姆材料以高于原来谈定的价格供应给制鞋商。到后来，制一双皮鞋用的可发姆的价格竟然等同于真皮的价格，这当然引起了制鞋商的不满，他们对可发姆的态度开始变得忽冷忽热起来。
更具威胁的是来自消费者的态度。由于可发姆不像皮革那样具有持久的伸展性，所以不少顾客仍抱怨这种鞋子太紧。这简直成了它的致命弱点。可发姆的最大受害者——皮革行业趁机开始全面反击。皮革行业研制和大量生产了一种十分柔软、高档的、像手套用皮一样的皮革，它很适合那时正在流行的便装。皮革的价格开始下降，因而可发姆失去了价格优势。
对可发姆鞋形成第三个打击的是大量的进口鞋。此时，从国外进口的鞋，尤其是女式鞋，由于它们用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加之生产成本很低，卖价比可发姆鞋低，因而进口的鞋子数量日益增多，挤占了相当部分的可发姆鞋市场。
最令杜邦公司经理们感到头痛的是，这时，皮革的另一种替代材料——乙烯基纤维也有了惊人的发展。零售价大约只是可发姆的一半，因此成了许多消费者的理想选择。这使可发姆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
1969年，杜邦公司可发姆的销售量比产量和销售量最高的1968年差不多下降了25％。
1971年4月14日，在经过7年约1亿美元的严重亏损后，总经理查尔斯？麦科伊对股东们宣布：杜邦公司准备放弃可发姆。当年6月，杜邦公司停止了对可发姆的生产和订货。公司把剩余的可发姆存货以600万美元卖给了波士顿一家皮革中间商——乔治？纽曼公司，随后又把可发姆生产工厂的技术和设备卖给了波兰的一家国营制造公司。
看准之后，就动手
1960年前后，李嘉诚以天才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察觉出，塑胶花也并非久留之地。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凡是装饰品，日子久了就使人厌倦。美国人更是喜欢摩登，生产鲜花代替塑胶的日子不会太远。李嘉诚必须为自己手中一亿元的庞大资金寻找出路。
一天，李嘉诚独自驱车在外兜风，无意中看到原野上的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脑袋豁然开朗，是啊，为什么没有想到房地产呢？
从50年代起，香港平均每十年便增加一百万人口，住房问题十分紧张。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四五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使这个素有“东方之珠”称誉的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今天的香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正步入历史的垃圾堆，社会对房子的需求直线上升。他从人口的激增，生存空间的有限，经济发展的神速，土地使用的日趋重要，预见到地价来日必然暴涨，香港地产业极具发展前途。他赞成有人曾指出的：“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在‘寸土尺金’的弹丸之地的香港。”
李嘉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投资地产业。1958年，他开始插足地产界，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厂大厦。1960年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达12万平方英尺。这就是说，当香港、九龙和新九龙中心地区地价猛增，私人土地开发者于60年代在荃湾、元朗和大埔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李嘉诚早已捷足先登了。
香港寸土尺金，炒楼成风，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的人用冒险的办法，采取“开发”方式投资。所谓“开发”方式，就是买空卖空，侥幸取胜。即是说，你手上只有10万元，却要做100万元的生意，那不足的90万元就用地皮或楼宇向银行抵押，交纳利息。这种做法投机性大。好处是可以用小本赚大钱，物业市场猛涨就发大财，你想赚更多的钱就向银行多借点。拼命搞“开发”投资，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犹如“滚雪球”，财源滚滚而来，但做生意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商品决不会只涨不跌。物业市场一旦跌落，狂泻，或者银行资金紧缩，“开发”商就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乖乖投降，宣布破产。因为他没有资本，银行利息又多，倘若“剜肉补疮”的办法不灵，资金无法周转，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李嘉诚决不做“开发”客商，冒险、投机非他所长，稳健发展方是英雄本色。他从用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一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得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时期，谣言四起，在“遍地菠萝”及引爆“可疑物体”的恐吓声中，人心浮动，百业萧条，地产有价无市。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担心“中共要用武力收复香港”，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却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历史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力挽狂澜。
李嘉诚拨开眼前的迷雾，看到香港灿烂的未来，毫不动摇，稳坐钓鱼台。他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不致为银行所乘，一面又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充分利用经营塑胶工业中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把它们都投到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上去。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新大厦。
李嘉诚在地产高潮中崛起。
60-70年代，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十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早在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少数几种轻纺工业中心。70年代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香港却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用地的面积占全港面积(包括新界)的1／8。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许多人避难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工、商、学、住等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香港当局面对此情况，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更加助长了地产业投机活动的狂热发展，“炒”楼风更为盛行，因而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一些人高瞻远瞩，广置地产，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李嘉诚也真不愧称得上是一位“商业奇才”，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入，因势利导，为公司未来的大发展打开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稳步前进。
1972年李嘉诚就已拥有楼宇面积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中国大陆打倒“四人帮”，政治开始稳定，昔日离开香港的大亨纷纷重返家园。
再到了后来，中国政府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的香港，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香港。他们大开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对地皮的需求就更加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使得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着房地产价格的猛升猛涨。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和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扩展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字面积，扩大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地产业虽有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1970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高达1107元，非工业用地为38074元，住宅为951元，分别是1959年的105倍、2倍和58倍。进入70年代以来，香港地产业经过五年连续发展，1979-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急速发展，地价之狂升猛涨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70976元，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地猛涨，地产界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就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了。
抓住时机，顺手行事，稳健前进，这便是“商界奇才”李嘉诚的致富经。
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装鸡蛋最好的办法，是不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是一种保险法。同样，投资的分散法也是符合“不把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李嘉诚的“装鸡蛋术”是什么呢？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一幅200多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等华商的大举扩张，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不满，有的地方还出现排华情绪。1989年3月，李嘉诚等华人财团，投得世博会场址地皮后，卑诗省温哥华出现一张告同胞书：
加拿大同胞们，请制止癌症扩散！
醒来吧！否则太迟了！政府出卖我们，鼓励华人渗透，买光我们的土地，提高我们的税，中国人口超过10亿，正像野火般蔓延！我们的前途呢？我们下一代的前途、文化和机会呢？倘若我们不制止这种癌症的扩散，我们的孩子将一无所有！政府辩称这是有利于国家，怎样有利呢？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已！谁得益呢？可以打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站起来，为着你们的权益团结起来，否则太迟！
当地华文报章刊登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引起华人的不安。一位华裔记者说：“我们的同胞花几十万元，买一张‘太平门’门票，来到加拿大是否又能买到‘太平门’呢？”
卑诗省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本人也是地产巨富)，在温哥华市一次集会上，劝告当地居民善待华裔移民，并对移民同胞进行拜访安抚。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李嘉诚及长子李泽钜，左右手马世民、麦理思出席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其实，有关赫斯基，李嘉诚还有许多心结。
一次，李嘉诚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至半途，老板拿出一瓶红酒，他对李嘉诚说，刚刚为你服务的是个博士生，他说他要送你一瓶红酒，又怕你不接受。博士生说，我们中国人听说你收购赫斯基(加拿大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一事，都非常兴奋，中国人不单单在这里开餐馆、开洗衣店，中国人来这里真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飞机场，当李嘉诚的私人飞机要离开时，骤然看到一辆车，飞快地驶来，驶近后，司机交给李嘉诚一封信，他说：“几个Alberta省的中国学者一定要我赶在您离开前送到！”打开一看，这是一封有中国的学者、讲师、副教授、教授联合签名写的信，信上说：我们第一批中国人来，是建设从加西到加东的铁路，很多人都死了。虽然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高了，我们有职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可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升到工程师，就没有办法再升上去做行政管理者。今天，也有了中国人做大老板，下面有超过1000名的外国人是助理员工，我们感到扬眉吐气。”谈及于此，李嘉诚说：“这些海外华人对我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其后那间石油公司业务发展理想，国际投资者也希望向我们收购，但当我回头一想以上种种，我便舍不得卖掉它。”
李嘉诚先后动用69亿港元全面收购了加拿大赫斯基公司，虽然加拿大一些地区曾因华人移民的急剧增加，而产生过抵触情绪，但是，至今为止，李嘉诚的海外公司无论在加拿大或英国，都从未有发生过工潮，原因是他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和坚持不分国籍、惟才是用的原则，对待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他的观点是：“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老板也要讲义气。”
继赫斯基与世博会两项重大投资外，李嘉诚在加国再没有推出轰动北美的大型项目。加国《财经月刊》说：投资的魅力在于环境，除硬环境外，软环境是否适宜这些华裔巨富呢？
确实，面对激进的民族情绪，有许多非己力所能左右的事情。既如此，还是稳健为好。
李嘉诚投资英国，几乎与投资加国同步进行。1986年，他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股权。该公司有世界着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该公司股东担心李嘉诚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组织反收购。李嘉诚随即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决定在伦敦以私人出售方式，把香港电灯股份的10％脱手。当时，他的和记黄埔的董事经理马世民知道香港电灯公司不久就要宣布获得了丰厚的营业利润，建议李嘉诚等消息宣布之后再出售，获益更大，但李嘉诚不为所动，仍按原计划进行。马世民认为：“李嘉诚先生让投资者得到利润，以建立公司的名誉，使日后的销售更加容易。”他对下属说：“李先生多赚点钱，在今日的环境中并不是件困难事，要维持好名誉，那才是主要的。”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股权。李嘉诚成为这间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原因是掌握大权的管理层，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世家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