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根本上缓减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重大决策，并开始在各省区市试点推广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旨在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关系，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广大农民的欢迎。从各地试点的效果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值得研究。
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是逐步显示出来的。从改革初期到1988年之前，农民负担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1988年至1992年间，农民负担的增长开始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长。90年代初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一些地方政府，逐渐提高了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视程度，为此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最近几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甚至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一个接着一个，措施一条比一条得力。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农民负担也一度有所减轻。尽管如此，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丝毫没有减弱，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比较严重。
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农村的各种税收，如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牲畜屠宰税和农村个体工商户承担的工商税等；二是向农民收取的乡统筹、村提留，以及各种收费、集资、摊派、不合理的达标升级活动等费用；三是农民生产经营支出的各种费用，如个体农户的日常经营费用和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费用等。
（一）我国农村的税费制度
1．农业税
农业税是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农业税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实行比例税制，自上而下规定平均税率，根据平均税率规定纳税人适用的税率。
按照1959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差异情况，规定了省、市、自治区的平均税率。当时农业税率最低的省区是新疆为13％，最高的是黑龙江省为19％。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5％。基本体现了统一政策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税一贯采取稳定农民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地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作为农业税计算标准的常年产量一直未做调整，现在农业税的实际负担已低于法定税率。农民承担的农业税实际税率不断下降，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全国平均税率的15．5％，现已降至2．5％。根据农业部对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的统计，“九五”期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税金为254亿元。西部12省区市1999年的农业税收入是50．76亿元。2000年，甘肃省缴纳的农业税是25631万元。
2．农业特产税
农林特产税是国家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作物、养殖业的发展，农业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农、林、牧、渔各业间的产值比例有较大变化。为平衡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捕捞业的税收负担，调节农业内部收入分配关系，1994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将原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工商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税。即对茶叶、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征收农业特产税，最高税率的产品是晾晒烟叶、烤烟，税率为31％，较低的是蚕茧、橡胶、原木、原竹等产品，税率为8％。对实行全国统一税率的品目以外的其他应税农业特产品收入，实行地方自定税率。省级政府可按不同产品的获利情况，在5％～20％的幅度内，规定其税率。据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农业特产税总额由1996年的79．6亿元增至88．9亿元，年均增长3．8％。在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区，农业特产税额已经超过农业税，成为农业各税中的第一大税。2000年，甘肃省农民缴纳的农业特产税为22782万元。其中，天水市的农业特产税是4242万元，比农业税多136％；庆阳地区的农业特产税是3573万元，比农业税多105％。
3．其他税金
其他税金主要为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农村个体工商户承担的工商税等。屠宰税为工商税，是宰杀应税牲畜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税，主要包括屠宰的猪、牛、羊及马、驴、骡、骆驼等大牲畜，以宰杀的头数计税，定额征收。耕地占用税是国家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农民占用耕地建房也需缴纳税金，但税额减半。近年来，其他税金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据农业部统计，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其他税金由1996年的1206．1亿元增至1999年的1449．8亿元，增长了20．1％，年均增长6．3％。其中屠宰税由1996年的17．2亿元增至22．4亿元，增长30．2％，年均增长9．2％。
4．村提留、乡统筹
农村统筹资金是用于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过去人民公社时期，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主要靠公社内部解决，所筹集的经费也不进入国家公共收支系统。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时，国家赋予乡级政权的职能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由于国家财政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乡镇建设，划给乡镇的财力只能满足乡镇政府实现其一部分职能，其余的所需资金由乡镇政府在所辖的农村社区范围内筹措。因此，现行政策允许农村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交通这五项公共事业所需费用在全乡范围内统筹，即所谓的“五统”。
农民除对乡级农村社区承担经济负担外，还对村级农村社区承担经济负担。现行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可对农民收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公益金用于“五保户”的供养、对特别困难户的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这就是“三提留”的由来，其实质基本上是承担村级组织公共物品的成本。
从表面上看，近几年大部分省区农民向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提留统筹费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没有突破5％的限额，但实际上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农民上缴的提留统筹费绝对额增长较快；二是一些地方成倍虚报农民收入，人为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有的地方甚至层层下压指标、数额，并以此为依据，多收农民的提留统筹费。从1993年到1998年，全国提留统筹费由380亿元增至729．7亿元，年均增长13．9％。按人均计算的提留统筹费由44．6元上升至84元，年增13．8％。
5．农民的“两工”
“两工”即农民每年承担一定数量的义务工和积累工。90年代初以来，每个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两工”也在逐年上升，由1993年的16．4个上升至1998年的18．2个，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3个以上。折合现金人均负担增加到89．3元，是1994年的2．3倍，仅1997年农民提供的劳务积累价值达817亿元。
据有关部门统计，不计农民社会负担和“两工”折劳，1998年农民人均上缴税金和提留统筹费已由1993年的141元上升至281元，增长了近1倍，年均增长14．7％，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
（二）西部地区农村的“三乱”问题
1．农民的社会负担名目繁多
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负担太多太重、增长过猛的问题。如建校费、水利费、建庙费、文娱活动费、唱戏费、电影费、整地费、乡村建设费、乡街扩建费、修路费、基础建设费、门牌费、募捐粮，等等。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来信来访中反映“三乱”问题的居第一位。主要是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向农民收费、集资、罚款，收费项目少则几十个，多则百余项。据有关方面调查，四川省农民负担名目繁多，现有负担有八大类、100多项。云南省2001年宣布取消的不合理负担项目就有456项，可见农民负担的项目是非常多的。还有一些地方运用强硬手段收费，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费用，甚至采用集体举债，然后向农民转嫁债务，来达到收费的目标。有的地方结婚登记搭车收费高达600多元。
《广州日报》的一则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听起来就更为荒唐：有一个行政村在2001年夏季农村税费征收中，竟向每个农民加征3．6元的“告状费”，原因是群众多次向县里反映村里农民负担过重、账目不清的问题，惹恼了村支书。于是，村支书想出了你们上访告状，我就采取收钱摆平的办法。又说你们到县里告我，县里派监察局的人查账，仅招待费就花了．5000多元钱，这些告状钱，不向你们收，向谁收。加派的告状费不该收，可群众又不敢不交。从1999年起，农民被迫用“贷款交提留”，全村已有三分之一农户负债。
2．乱集资问题很突出
在西部地区的有些地方，违反规定的农村集资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甚至还有上升趋势。近两年，很多地方农村的教育集资和电网集资又开始盛行。一些地方借国家要求的普通教育达标之名，搞不合理的教育集资。如甘肃省安西县布隆吉乡1999年向农民每人收取教育集资费45元。四川省南溪县和简阳市已没有中小学危房改造任务，但仍在审批和进行教育集资。还有些地方是借农村电网改造之机搞集资。农村电网改造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有的地方借此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在开展农村电网改造的过程中，个别乡镇借换电表、装入户线之机变相集资，每户少则一二十元，多则几百元。此外，道路集资、合作医疗集资在一些地方仍未禁止。
3．乱收费问题仍然严重
在西部地区对农民“乱收费”问题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向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虽经多次治理，但在一些地方仍很严重。向学生乱收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乱收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一些学校违反审批程序和权限规定，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收取水电费、实验费、图书配置费、护校费、毕业生考务费等。贵州省的部分学校还向学生收取垃圾费、建档人机费、留级费等花样翻新的费用。二是行政主管部门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乱收费，如下达课外读物征订任务，强制推销医疗保险、平安保险，从中收取较高代办手续费；在招生中实行“双轨制”，有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故意压缩计划内学生规模，高额收取线下生借读费；而有的少招计划内学生，多招计划外学生，从而达到高收费、多收费目的。三是地方政府违反规定擅自收取建校费等，偿还因“普九”达标欠下的债务。四是社会向学校摊派的问题也比较普遍，少数地方修路、建自来水厂、改造电线、改换变压器也向学校摊派和向学生收钱。最为严重的是向学生收费的数额非常大。如四川省南溪县和简阳市一些学校向学生收费，小学生300元至400元，中学生400元至600元，相当于农户家庭一年上交提留统筹费的几倍。
另外，农村建房方面的乱收费在一些地方仍比较突出。如四川省简阳市金马镇全胜村农民新建住房，要向有关单位交纳9种税费。一些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仍屡禁不止，如四川省一些地方办理计划生育指标，一对夫妇要收150元，属于超标准收费。
4．乱摊派问题依然存在
在西部地区，向农民乱摊派现象仍然盛行。一是费用乱摊派。有的地方农民在向水利部门缴纳水费后，还需另外支付支渠长、看口员、接水员、炊事员的工资，招待费和本应由公积金支付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费用。二是税费平摊。一些地方的农业特产税和畜禽防疫费仍存在按人头或田亩平摊的现象。甘肃省会宁县将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契税等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与农业税捆在一起按照地亩征收。贵州省仁怀市、兴义市向农户摊派收取畜禽防疫费，标准分别为5元和8元。三是报刊乱摊派。报刊摊派是各地普遍反映的问题。据甘肃省调查，有的村除规定的几种报刊外，还按方方面面的要求订阅其他报刊杂志达16种。贵州省兴义市敬南镇，从1996年到1999年订报金额逐年增加，年均增长11％。有的省在农村摊派报刊征订任务的有30多个部门，涉及100多种刊物，一般的村每年要开支5000元左右，高的达1．2万元。
（三）西部地区农民负担的特点
1．农村的税收增长过快
西部地区农村税收增长过快，重复征税、过度征税、乱设错征税收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1995年以后的农民税费增长超过了收入增长。
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看，1995年至2000年的5年问，西部12个省区市农民平均每人的税费支出由59．01元增加到79．45元，平均每年增长7％，明显高于近两年的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3％的增长水平。更何况近几年农民纯收入数字水分很大，有浮夸的成分，而在农民税费中有很多没有统计或无法统计上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重复征收的现象屡见不鲜。
经过调查统计分析，四川省农村税费改革研究课题组认为，四川省的农村税费负担总体上是沉重的，已经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1999年，四川农民人均承担国家的税金、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社会负担和以资代劳金额合计174．21元，2000年农民人均已达191．2元，比上年增加9．8％，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4．4个百分点，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1％。从四川省的统计来看，2000年农民人均税费为174元，个别地方已超过300元。据测算，若年均税费超过了150元以上，则超过了四川省农民的承受能力。四川省的农民负担状况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
2．农民的税费所占比重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