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外国语学院科研部 刘芳亮
摘要：在日本唐话学史上，冈岛冠山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唐通事出身的他凭借出色的汉语口语能力和受传统汉学濡染的背景，展开了卓越的唐话创作、翻译及研究活动：翻译了白话小说《皇明英烈传》；用白话将日本军记物语《太平记》译述成《太平记演义》；对《水浒传》前二十回施加了训点；编纂出版了一系列唐话教材。这些活动大都具有开创性意义，特别是多部唐话教材大量借鉴唐通事讲授唐话的家学教本，改变了唐话作为唐通事家传技艺和少数学者问学余物的性质，从而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作为汉日对译工具书来看，这些教材对于今日的汉日翻译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冈岛冠山 唐话 通俗皇明英烈传 太平记演义 唐话纂要 唐译便览 唐音雅俗语类 唐语便用
一、冈岛冠山以前的唐话风潮及问题点
日本以训读法解读中国典籍由来尚矣，亦极有效。然而，此种方法在近世深陷困境，这是因为：其一，训读法本身存在异字同训、遗脱助词、句读不明、文法失体等诸多问题，江户前期学者贝原益轩就此在《劝作文论》中云：“国俗之读书也，常杂音训加国字，随倭语之读法而上下颉颃而通意，是因本邦古来之旧习而然也。故文理不接续，助字不连读，不若中夏之人读书而直下、语句不绝、助字不遗也。”（益轩会1911：249）其后荻生徂徕及其弟子太宰春台更是推进了这一看法，主张“唐音直读论”，如荻生徂徕谓：“予尝为蒙生定学问之法，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子史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今中宽司等1977：18）其二，训读法虽然颇宜于释读文言，但并不适用于汉语白话，盖因白话多口语熟语和助词，行文冗长，训读法往往较难措手。
近世以降，以文言材料为基础的日本传统汉学虽然无法摆脱训读法的影响，但随着与汉语白话的接触愈来愈多，整个知识界对白话俗语的关注及研究逐日加深。这里其实存在着三个促进这一趋势的相关背景。第一，中日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发挥着影响。众所周知，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仅开放长崎一港与中国和荷兰保持通商，而中日贸易的繁荣使得通晓两国语言会话并居中沟通交流以及处理各类贸易事务的专门人才成为必要，由此产生了唐通事。唐通事设立于17世纪初，多由明末清初因避战乱迁徙到日本的中国人及其后裔世袭担任，其内部有着较为固定的组织形式和等级。随着唐通事的出现，唐话（日本人对中国话、汉语口语的称谓）的学习和研究发达起来，唐通事们于享保元年（1716）创立了“唐韵勤学会”；而日本各地憧憬异国文化和知识的学者、文人、僧侣亦纷至沓来，游学于长崎这个锁国时代日本唯一的海外文化流入口，习唐话、诵唐音，又将之传布到其他地方。如著名学者雨森方洲26岁时游学长崎，师从上野玄贞学习唐话，“用心唐话五十余年，自朝至夕不少废歇”。（日本随笔大成编辑部1974：417）第二，黄檗宗的传入及其影响。黄檗宗原属中国临济禅系统，崇祯年间隐元隆琦在福建万福寺主持道场，其盛名远播东瀛，故受邀偕众弟子于承应三年（1654）东渡日本，最后在宇治建万福寺，开创了日本黄檗宗。随后中国僧人不断来日，黄檗道场几乎遍布日本各主要地区，极为隆盛，其法会修行和生活方式一依中国式样，僧徒用汉语对话，以汉语诵经，世代相袭不变。黄檗宗与日本上层及儒者文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日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就包括唐音唐话的传播。例如悦山、悦峰频繁出入幕府权臣柳泽吉保府邸，受其影响柳泽吉保开始学习唐话，并经常于府内组织藩士儒臣以唐音讲四书五经或相互问答，甚至连将军德川纲吉也多次临驾听讲，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柳泽吉保为中心的有相当规模的唐话研习集团，荻生徂徕发起的“译社”正是在此期间成立的。第三，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大量传来。中日长崎贸易中，书籍作为重要商品从一开始便随商船陆续舶来，这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例如，若将江户早期书目《御文库目录》（所记从宽永十五年前到享保七年）与《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对照，可以发现彼时传来而现今仍存者有白话小说19部，戏曲6部，《三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重要作品均含于其内；又据《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江户初期尾张家自身搜购及在德川家康死后继承的部分家康藏书中也有一些白话小说。即使对于一般学者和读书家来说，白话小说也是不难见到的，据庆长九年甲辰（1604）前大儒林罗山的读书目录《既见书目录》，他年轻时曾寓目《通俗演义三国志》（另据其《本朝神社考》可知，林罗山还见过《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又据《日光山文库书籍目录》，天台宗僧人天海（1536～1643）的旧藏书中包括10余部白话小说；元政上人（1623～1668）在给友人鹈饲石斋的书信中也曾谈道：“昨日偶闻有唐本之来，支藜入市，先阅书目，有《水浒传》，问之，曰或人已买去，问其人，曰不知，余追慕无由。”（富士川英郎等1988：59）元政上人虽未购得《水浒传》，但想来该书在日本已有知名度。其后逮至元禄以降，白话小说舶来的数量更为可观，这一点只要调查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即可确知。总之，中国白话小说大量流入日本不能不吸引传统日本汉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促使其重新认识训读法的定位和译学的形态。
然而，应当注意的江户前期的唐话风潮实际上分为两条支流：一是唐通事职业上的汉语会话及为养成此种能力所进行的汉语教育，其常用初级教材包括《养儿子》、《三折肱》、《医家摘要》、《二才子》、《琼浦佳话》、《两国译通》等，进阶阶段则使用中国白话小说作为阅读教材。这些教科书多为抄本，仅供唐通事自家子弟使用，一般不外传。可以认为，唐通事的汉语会话只是出于职业和实用的交际性目的，在汉日对译研究方面几无建树。另一是日本学者出于兴趣和学问需要 而习唐话。不可否认，这些学者通过与长崎唐通事及黄檗僧侣的交流将唐话从唐通事的封闭领域延展到汉学世界，但是实际能以汉语无障碍交流会话者为数甚少，大多采取笔谈方式，对于白话小说亦遵循传统的“目读”主义；即便他们时常用唐音诵读经典，但那也只是纯粹的语音，而非在真实交流环境中的汉语会话。关于这一点，积极学习唐话的荻生徂徕在与悦峰和尚的笔谈中曾坦言：“小的前年学学几话，却像鸟言一般，写是写，待开口的时节，实是讲不得。”（石崎又造1943：58）要之，唐通事有汉语会话技能而无深厚的学养，日本学者具备汉学素养却弱于实际会话，二者皆不能（或者未充分意识到）在融合实用交际与学问探讨两种旨趣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汉语白话与日语间的对译关系并予以分类归纳。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既通晓汉语白话又兼具相当学识的人才，而冈岛冠山则为其着先鞭者。
二、冈岛冠山的生平及其著述
冈岛冠山，名璞，字玉成，又字援之，号冠山，通称长佐卫门，后改为弥太夫，延宝二年（1674）生于长崎。早年任唐稽古通事时以译士仕于长州藩主毛利吉就，受其月俸，但自惭职位低贱，遂辞职回到长崎，专修性理之学。其后，因翻译出版《通俗皇明英烈传》一事来京都，又受足利藩主户田忠囿聘请于宝永三年（1706）左右返江户，不久辞职辗转于大阪、京都之间，或讲学或访悦峰和尚于黄檗。宝永七年冈岛冠山再来江户，翌年即正德元年成为大学头林凤冈的门人，同年以“译师”身份加入荻生徂徕的译社。享保九年（1724）译社解散后，冈岛冠山回到京都，坚持著述，享保十三年殁于京都，享年55岁。
关于冈岛冠山的汉语水平，世人评价甚高，幕府医官林崇节在《唐话纂要?序》中称：“兹有冈岛玉成子者，精通华之音与语也。一开口，则铮铮然成于金玉之声；一下笔，则绵绵乎联于锦绣之句。乃以是而鸣于当世，赫赫惊人耳目，郁郁流芳远近者，有年于兹也。” 纪州藩高濑学山亦在该书序中云：“夫崎阳者，其地濒海，跨唐一苇，贾舶商船舳舻相接，职译官此，岁致千金，故其土人士户学人习。然超然出类者仅仅晨星耳，独我友玉成子能拔萃者也欤！……其开口谭唐，挥笔译和，……一起一坐，一笑一嗽，无不肖唐。尝在崎阳与诸唐人相聚谭论，其调戏谩骂与彼丝发不差，旁观者惟辨衣服知其玉成。其技之妙，大率如此。”又，纪州垣内东皋在《唐话纂要?跋》中曰：“玉成冈岛君世家长崎，少交华客，习熟其语。凡自四书六经，以及诸子百家、稗官小说之类，其声音之正与词言之繁，颇究其阃奥。且质之于大清秀才王庶常，而后华和之人，无不伸舌以称叹之。”纪州侍讲榊原霞洲在该书跋中亦曰：“予友玉成子，长崎人也，自幼学唐音，沉潜反复三十年于此，其语言流宣，四声精畅，人云无能出其右者。盖长崎与唐国壤地相接，往来甚多，玉成生长期间，日与唐人交臂礼唤，不特其口之唐，遂使一身变而为唐，其行也唐也，其止也唐也，其去也唐也，其坐也唐也，无处而不唐也。……尝杜门著书，手不释笔，其搦管处，指为之睡矣。”长崎医士守山祐弘在《太平记演义?序》中亦曰：“吾师玉成先生同乡长崎之人也，少交华客，且从先师祖上野先生而习华语，己自悟入其妙境，于贯中二书通念晓析，无所不解，其余《西游记》、《西厢记》、《英烈传》等诸家演义小说，亦皆搜抉无隐。……每为是文，操笔纸立书，未尝起草，虽千言万句，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王三庆等2003：217）儒学者冈白驹在《唐音三体诗译读?序》中云：“冠山君自幼娴于华音，曲分雅俗，博识南北，能兼华人所难兼也。听其官话乡谈，则若明州缩来傥在华人之傍，音形手容，一口便作百千情态，刀游于虚斤运夫堙。”（石崎又造1943：88）由上可见，冠山自幼长于长崎，耳濡目染间学会汉语，又师从中国秀才王庶常和上野玄贞，其口语水平甚佳，与中国人几无二致，行为举止也酷似中国人；不仅如此，冈岛冠山还有出色的翻译和写作能力，且其所读书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以至白话小说，涉猎广泛，室鸠巢《骏台随笔》称其“读小说书过六百部，可谓勤矣”。（村井量令1916：7）要之，冈岛冠山既具有唐通事的口语会话能力，又兼备一般学者的学术素养；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根底，从这一点看，冈岛冠山另开日本唐话学之生面也就不足为怪了。
冈岛冠山一生勤学博览，著述甚丰，其目前现存之主要著作如下：
1）《唐话纂要》，五卷，冈岛冠山编，初刊于享保元年，享保三年重刊时增附“和汉奇谈”作为卷六。
2）《唐话类纂》，二卷，冈岛冠山撰，享保十年左右山田正朝、筱崎维章辑，写本。
3）《经学字海便览》，七卷，冈岛冠山编，享保十年刊。
4）《唐译便览》，五卷，冈岛冠山编，享保十一年刊。
5）《唐音雅俗语类》，五卷，冈岛冠山编，享保十一年刊。
6）《唐语便用》（又名《唐话便用》），六卷，冈岛冠山编，享保十一年刊，享保二十年重刊，又有弘化三年刊本。
7）《辛丑元旦诗集》，一册，冈岛冠山序并点华音，享保六年刊。
8）《康熙帝遗诏》（附《新帝登极诏》），一卷，冈岛冠山句读，享保八年刊。
9）《华音唐诗选》，七卷，冈岛冠山编，享保十年刊。
10）《唐音三体诗译读》，三卷，冈岛冠山译，享保十一年刊。
11）《唐音学庸》，乾坤二卷，冈岛冠山句读，享保十二年刊。
12）《通俗皇明英烈传》（又名《通俗元明军谈》），二十卷，冈岛冠山译，宝永二年刊。
13）《太平记演义》，五卷，冈岛冠山译，享保四年刊。
14）《忠义水浒传》，第一至十回，五册，冈岛冠山训点，享保十三年刊；第十一至二十回，五册，冈岛冠山训点，宝历九年刊。
15）《通俗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四十七卷，书末刊记题作冈岛冠山编译，上中下三编同于宝历七年九月刊行；又有一种版本，上编（卷一至十五）刊于宝历七年九月，中编（卷十六至卷三十）刊于安永元年十二月，下编（卷三十一至四十四）刊于天明四年正月。
16）《小说读法》，一册，冈岛冠山编，写本。
其他如《通俗明清军谈》、《尺牍辨解》、《尺牍便览》、《唐音和解》、《唐音俗话问答》等作品仅见于著述目录、传记或书后出版预告中。
三、冈岛冠山的唐话学研究
根据冈岛冠山的著述可以看出其唐话学大致有两个方向，即白话小说的翻译与创作实践，以及以标注唐音并对译汉日词句为主体的中国语学研究。前者是指将白话小说译成日语（包括训点）或者用白话文体改译日语小说，后者是指分类汇集以汉语口语为主的词句，用日文片假名标注唐音、声调，并以日语释义，形成面向普通唐话学习者的汉语教材。以下分别详论之。
（一）白话小说的翻译与编述
冈岛冠山翻译的白话小说主要包括《通俗皇明英烈传》、《通俗忠义水浒传》和享保三年刊《唐话纂要》卷六《和汉奇谈》所收《孙八救人得福》、《德容行善有报》两篇短篇小说，其据日语小说编述创作的白话小说则是《太平记演义》。
1.《通俗皇明英烈传》的翻译
由于《通俗忠义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冈岛冠山尚存较大疑问，故在此略去不论，而以《通俗皇明英烈传》为例来探讨冈岛冠山的白话小说翻译。
据京都书肆文会堂林义端的序文，《通俗皇明英烈传》是冈岛冠山应其请求而翻译的：“（冈岛冠山）顷岁来京师，余偶然邂逅，挟书讨论。去秋请译解《英烈》、《水浒》二传而行于世，今春《英烈传》先成登梓。” 石崎又造认为译自明徐渭《云合奇踪》，但这是不正确的。从文字内容来看，《通俗皇明英烈传》与《云合奇踪》原文差异甚大，倒是很接近《皇明英武传》或《皇明英烈传》。那么，冈岛冠山据以翻译的底本究竟为何种？德田武（1987）认为冈岛冠山使用多个版本互参的可能性较大，其中万历十九年刊《新锲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最接近译本。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若对照现存《皇明英武传》和《皇明英烈传》的诸版本，《通俗皇明英烈传》的文字与之互有异同，这表明冈岛冠山的确参考了多个版本。然而，他如果真的利用了这些版本，译本中存在的许多错字漏字等简单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首录”部分人名误作“第成”，而诸本皆为“茅成”；又如译本中一节名“高皇帝显平蜀赋”，除崇祯十五年刊《皇明英烈志传》外，他本皆作“高皇帝题平蜀赋”。由此可见，冈岛冠山的校勘工作是比较粗率的。
